去年，因一部被指亵渎伊斯兰先知的影片，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浪潮；近日，美国波士顿恐怖袭击嫌犯又有伊斯兰背景。这些让西方困扰不休的伊斯兰难题，让人联想起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及其革命。

　　两百多年前，“人人生而平等”等理念在西方开始深入人心。原来由身份和宗教决定的，大家习以为常的不平等和压迫，慢慢变得不能被容忍了。人民为消除不平等，与长期高高在上的压迫者——国王、教会和贵族进行斗争，这就是欧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最后，确保平等的民主制度最终确立，建立在宗教和身份基础上，曾经神圣不可改变的特权，最终证明只是“传说”。

    但最初西方的民主和平等都是不健全的。新掌握政权的资产者，试图用财产来建立新的特权和压迫。直到20世纪前半期，资产者都以傲慢的姿态，对待无产者要求真正平等和物质保障的要求。无产者的广泛贫穷和资产者的穷奢极欲，以及有产者对各种权利的把持，一直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西方民主的通病。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虚假民主，有其道理。但被平等、民主浸淫多年，加上马克思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单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资产者的特权神话。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下，在无产者的斗争下，二战后西方国家不得不给予无产者较为充分的民主平等。

　　西方国家的民主、平等发展史可以看出，任何傲慢和特权，不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管曾经被认为是多么天经地义，在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权利意识日益普及的情况下，都会遭遇激烈抗争，最终证明只是“神话”。

　　阶级与阶级之间是这样，文明与文明之间也是这样。西方今天遭遇的伊斯兰难题，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最早实现现代化后，形成的并长期习以为常的傲慢。

　　就在启蒙运动以前，西方还曾经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东方的富庶和繁荣。只是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才绝对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依靠民主和平等立国的西方，却不能以平等姿态对待其他文明。世界各地游弋的炮舰，特别是直接剥削其他文明的殖民地，都说明了西方强大后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践踏。西方还编制出各种理论为自己的傲慢辩护——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文明传播论，正如当年西方基督教和贵族倡导“君权神授”一样。

    伊斯兰是西方傲慢和专横的主要受害者。埃及、苏丹、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伤害。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中东，则被西方，特别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支持被西方迫害多年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人为制造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矛盾。因此，西方曾经极大伤害了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伊斯兰世界仇视西方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不过，随着西方炮舰走向世界，启蒙运动带来的民主、平等也开始走向世界，唤醒了当时西方看来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其他文明。正如当年西方人浸淫了民主平等理念后，再也不能忍受贵族和宗教的特权一样，世界各地的其他文明也开始用民主、平等理念，来反抗西方的殖民统治。结果，原属西方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并建立了至少是表面上维护各国和各种文明平等的联合国，伊斯兰教徒也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并未真正改变西方居高临下的心态。西方一方面以文明传播者自居，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对包括伊斯兰在内的其他国家文明指手画脚，另一方面，却为一己之私，支持中东专制政权，对抗民主化改革，特别是支持以色列复国，制造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给伊斯兰教徒制造刻骨铭心的伤痛。

　　正如以前的不平等和压迫必然招致反抗一样，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不平等，也招致了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和反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对美国的仇视，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愤怒。冷战结束后，失去了东西方冷战大背景的掩盖，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压迫，更是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反抗，西方因而成为冷战后极端伊斯兰的攻击目标。埃及自称为“圣战者组织”成员对西方游客进行的暴力袭击；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使馆遭袭击和2000年10月美国军舰被炸事件，都是例证，而九一一不过是极端伊斯兰对西方仇恨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而已。

　　九一一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并没有减轻自身的傲慢。许多官员和学者有意无意地将反恐战争称为“同伊斯兰的战争”，并不断制造伊斯兰文化和西方世俗民主不相容的理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改造伊斯兰世界，进一步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敌对。加上反恐战争中，美国一直推行自私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一步消磨了伊斯兰非极端势力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同情。伊斯兰与西方的对立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和扩散。

　　这种对立和斗争，不仅体现在伊斯兰和西方国家民众之间，也开始出现在西方国家内部。在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年轻一代穆斯林，越来越比其父辈激进，极端暴力化趋向也越来越明显。不管是法国今年在阿尔及利亚击毙的加拿大籍伊斯兰青年，还是本次波斯顿马拉松恐怖袭击中的焦哈尔，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两种文明关系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西方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因此，不管哪个国家或文明，不论它有多强大，以傲慢、专横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都不仅会给他方带来伤害，自身也会遭到历史的反扑。不论是来自中东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组织，还是来自国内的伊斯兰“独狼”，只不过是同个难题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而已。

　　（李优坤是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潘娜娜是山东青岛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