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论“重”之要》对“重”的形而上以及形而下进行了探讨后,复需要对“重”之生生作用的内涵以及作用进行研究。出世入世,天地之间,只有将“重”“根深固柢”,方能“长生久视”,既能瞻前,也可顾后。本文分道、物、俗三段,将形而上与下统摄,从中可以看出“重”必然生“轻”,其本身具备生轻的道径,且有具体的运用之法。由“重”生“轻”,“轻”“重”双泯,“大制不割”;“轻”复为“重”,“重”复为“轻”,生生不息。
“人问寒山[1]道,寒山路不通。”[2]“道”、“佛”、“上帝”靠理论是找不到的,只有“登陟寒山道”才能知信“寒山路不穷。”[3] “不穷”之路,“引重致远”[4],《论“重”之要》,已初窥其牗[5]。出世入世,天地之间,只有将“重”“根深固柢”,方能“长生久视”,既能瞻前,也可顾后。“重”是最脱离僵化,反对沉重的,“重”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面包之重与石头之重,入水的运动是不同的。既然天地之生尚未定论,那么何妨足袜生尘,同来凌波微步一番,看看如何“重殖仁义显”[6]。
一、以道观之,重具生轻之必然
1、世必然有重。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佛祖说:彼西方极乐世界,具足庄严,永无众苦……他们没见想过上帝,他们也不想立刻上西天,他们是这个世上八成的人,另外大约两成的人在数十年前依然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他依然晃着脑袋吟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信孟子说“万物皆备与我”,发愤“为往圣继绝学”。按照普遍道理不需要证明的论证规则,很明显存不存在道、上帝、佛祖等等玩意儿,大众的投票已经有了选举结果,然而总有人讲“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我们为了文章顺利的展开,暂且先扼要的谈谈。哲学家分两派,唯心与唯物,总之一元是普遍的共识,唯心者大部分相信存在上帝和神灵,但是需知正是因为普罗大众中“中士”、“下士”们的犹豫和排斥,圣人们才“以神道设教”,创制了各种仪式和方便;唯物依据的是科学,在科学尚未能回答何者为此宇宙的生发处时,用剥离宗教神秘外衣的纯粹形而上的“道”、“上帝”、“涅槃”等词借来表示一下,科学家们想必应有此器量。正因为此“道”之难得,故而红尘中“用科学武装的”、“有上帝保佑的”大脑往往“恍兮惚兮”,少了根与重,“聚缘内摇,趣外奔逸”,反而令人遐想其中不知有何物?个人如是,社会如是,没有根的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有根而找不到的,是流浪的浮萍。寒山路是求佛寻道之路,也就是找根的路,既然一元已发,心物已别,那么随之追溯根本,就有了生命的意义。“重为轻根”,是“法地”之法,方便之法,因为有根即有“重”,无根也有“重”,万事万物皆有所待,有所待即有轻重。持“重”入门,攀缘而入,渐次能开根、元之“能”、“所”,抑或是“体贴”了“良知”,那么即使力有未逮,也能抓着个实处,至少能“摸着石头过河”。
2、重必然有轻。无极到八卦的发展进路呈立体球状,阴阳、远近、高下、名实、动静、深浅乃至先后、是非等等概念均与轻重同出而异名。由于“万物负阴而抱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故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重”兮轻所依,轻兮“重”所伏。轻与重,动与静,阴与阳,同属一体两面,“冲气以为和”,不管其权重变化如何,总之轻与重无法须臾分开便是,故而《康熙字典》干脆将“重”的字义直接表述为:“重,轻之对也”。再则,根据矛盾论的观点,事物皆有矛盾,有矛即有盾,轻重也是矛盾范畴,必然同时存在。矛盾越激烈,产生矛盾的两端就越极端,承认轻与重是一对矛盾,那么重越重则轻越轻,天平的两端将越离越远,真正持“重”,“轻”是油然而生的。撇开唯物的自然界法则,从人心妙用之“重”的角度而言,“归根复命”、“反身求诚”,均倚“重”而近道,纵然不能证得“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能自知而生明,宁静而致远,不必担心持“重”而湮灭了创造力。相反,正因圣人由“重”生“轻”,才有了礼、乐、《春秋》,也产生了忠信仁义等世俗道德规范,乃至制度、法律、风俗等等社会的花朵才有了扎实的根基和持久的生命力。
3、重必然生轻。“有无相生”,“轻”“重”相随,既然“重”必然有“轻”,那么其“轻”也必然有“重”,道教中的阴阳鱼图案即标示了阴阳转化的道理。“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相对的两极能相互转化,那么“轻”与“重”之间的互相生克也是情理中事。若以九霄最高处为目标,平步青云路为大道,忘却“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那么亢龙必有悔,“轻”极必返“重”,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反过来,若以“重”生“轻”,培风以负苍天,积流渐成大海,方能在大势来时安之若泰,“如如不动”。由此可知,“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根深方能叶茂,“重”深更能成就“轻”高,“重”的培养需要能量的积聚,自然界如此,主观的心理也是如此,能量的大小决定事物发展的高度。“重”,必须通过有选择的执着来逐渐体现,老子常要求执着“静”,执着“下”,执着“善”,世人也可以有各自的选择,通过执着,蕴育能量,厚积薄发,在浮嚣社会,相较于轻生重之“顿”,显然重生轻之“渐”更为可靠。要发展什么样的“轻”,就看找到什么样的“重”,从一定程度上讲,如何创造“轻”,即如何找到其“重”;培养什么样的“重”,即发生什么样的“轻”。
二、以物观之,重备生轻之径
1、得其一的重生轻。既然“重”亦是道,那么效法道之自然而生轻,正是光明大道。何为自然?本来就是这样!“不增不减,不生不灭”者是也;如若对此“惚兮恍兮”,则退而求其次,“法天”、“法地”可也,“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圣人“格物致知”,四时合其序,方能“提挈天地”,“宇宙在乎掌中,万物生乎身上”;如若依然木然,那就去效法持“重”高人,也可,但何为高人,则需眼光和运气了。就眼光而言,孟子见到了四圣,庄子知道了四真人,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得这类高人指点,需要极大的福报。等而下之,则法贤才,“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都是成器之材,“达者知通为一”,可资借鉴,但需防郑人学步,削足适履。万物生发均有其“重”,《阴符经》云“其机在目”,抓住关键,可知“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执大象,天下往”,找到重中之重,是创造不可思议的源头;万物之“轻”层层相“重”,由“轻”返一,则近乎道,“得一”,再由“重”生“轻”,此时之“轻”已非彼时之“轻”,大可“为无为,无不为”。
2、一分为二的重生轻。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其观点认为斗争是绝对的,其结果总是一方取代另一方,那么“重”生“轻”之径非常明显,但是矛盾的结果毕竟只是一个点,过程才是一条线,虽然辩证法告诉我们统一与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如何把握规律,并进行选择的过程毕竟才是重点和难点。虽然“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但在矛盾的生灭之间,我们可以尝试把握其生灭之“重”。首先,“若菩萨行与非道,是谓通达佛道”,解决矛盾,先要坚固自身重心,并能够了解和适应矛盾;其次,“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因为“强梁不得”,必须随时调整自身应对矛盾;第三,“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是为打破平衡,从削弱对方的角度找出轻重的转换点。由此可见,一分为二的“重”,势如流水,在己与彼的平衡之间寻找落差,滋养生发。然而,虽然势有轻重,但人往往却“搏之而不可得”,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反之物不得两起”,任何事物都显隐相随。见毫末之微而不见泰山之大,是因为人往往被“浮云遮望眼”,或者选择性的盲目。以“有无相生”为例,“有”是显性,“无”是隐性,“无”隐藏在“有”的光辉而背后,正如科学家揭示DNA隐形遗传的规律那样,在显隐转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表面的现象寻根,进而把握内在的隐相。值得注意的是隐有时也是主动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通过历史、经验和主客观规律准备好自身之“重”,方能在轻重间秉持有度,不至“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
3、一分为三的重生轻。庞朴等大师率先抓住了一分为二说的一些不足,通过整理前辈的典籍、观察世界的客观现象,提出一分为三论,较为有效的解决了一分为二观的一些不良倾向。然而,大多数人的观察角度是站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直白的逻辑顺序上,看似在“三”之后可以不断推衍创新,但是,“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可得,而况其凡乎!”他们忽略或误解了其倚为论据的古人最为关键的“执道枢”的告诫:“一生二,二生三”而后“逝曰远,远曰反”,“周行而不怠”这是道的法则,二居其间,由一所生,包含一又不同于一,生三又不同于三,一为二之“重”,三为二之“轻”,三者有同有异,以“二”为枢重,“大道汜兮,其可左右”,“无适焉,因是已”。同理,庞朴一分为三的方法论通过中庸敷衍出四种排列方法,“执两用中”,其实质是从矛盾的“一”和“二”之间拉一个“中”出来,命名为“三”,考虑到“中”的静态,又将“和”以及“对立统一”的观念引入,称之为“动态的中”,并通过古人“中道”的方法论,将此“三”列为三分世界的一极化庸(用),他贡献了一个三分世界,但由于致力于“三”,缺乏回旋余地,看似四平八稳,对立统一,却苦于缺乏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原则,只得“发表一点公平的议论,还它以本来面目”,在中庸问题上仍旧未有实质性突破,而且似乎反不如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得进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三分论中,应着“重”于“二”,以此为道枢,可“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这样也更能体现中庸的权变:欲“归根复命”,化繁入简,则“重”往一处去,欲创生生不息,则向三处生发,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特质所在;万物皆运动,黑格尔看出,“对有与无来说,(统一)是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最特征的形式就是变”,如何在变化中掌握轻重变化,这其中就需要通过道枢调度调和,可以统摄“度”、“权”、“衡”、“揣摩”、“捭阖”等方法随机而用,“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若能达成“玄同”,“止于至善”,则“万物恃之而生”焉。至于四分之法,庞朴已证其实质为三分,余皆不论。
三、以俗观之,重备生轻之法。
1、任运自然。天道自然,“成、住、坏、空”,六爻变易,“万化而未始有极也”,苍茫宇宙,虽“夫物芸芸”,但又“各复归其根”,既有可循之根重,则不论扬弃的方式如何,我们总可以努力去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夫道,有情有信”,察其机要,方能“知有所待而后当”,但是“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正如今人所言,世界是合力的结果,未来总是出人意料,故而老子说:“强梁者死”,庄子也只得要求“安时而处顺”,“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了。守住道,“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顺应自然,觅到“一”之根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认为天道对人的要求是“为无为而无不为”,按现代话说,得其“重”后,找出规律,运用规律,开拓发展。而且“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大化流行,必然有其法则,非私智所能改变,天道生生不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世界的洪流抵触阴谋,若能顺应天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德载物,何愁创新力不足,社会不前进?这也似乎是面对未知的无奈,俗世中较为高明的办法了。
2、规律之重。“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万物滋生,即有规律,通过实践,可以了解内外双因及其联系,把握矛盾发展,也就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不知常,妄作凶”,但是,必须看到,规律具有特殊性,牛顿的物理定律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似乎因发现超过光速的物质而濒临证否,物理世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加无常,阶级论、循环论或许能指导其长期的发展规律,但缩小到十年、五十年则失之阔荡。如何找到规律之“重”,进而生“轻”,现试探讨之。首先,既然世界充满矛盾,那么首要的就是找出矛盾的重点,一是从矛盾中直观找,二是执“二”找“三”,三是追根找“一”,究竟偏向“三”还是“一”,则执“二”之枢重权衡;其次,持“重”,而后通过类比、推演等方法,找出现有矛盾将生之“轻”,趋利避害,“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天下之然哉”?以此;第三,必须“三思而后行”,此间“三”代表多,故有豪杰称,再思即可,三思则废,其实不妨一思正,二思反,三思合(往“一”合根,往“三”合生),如此三思,继而后行,则“无往而不利”。东方文化大体是向内求一的,流弊是抱残守缺,西方文化则大致向外求三,流弊是偏执矛盾竞争,当前主流意见是向外索取西方民主文化的优势或向内挖掘“和”文化的精髓使两者融合而生新,从哲学思考上似乎并未能回答如何融合;世界是复杂矛盾的综合,文明与冲突、发展与稳定、金融与实体、富裕与贫困、民主与集中、税收与利润、利益与道义、大众与精英、历史与未来、力与势与命,一切都纵横错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依靠僵化的传统思维方式本来就难以解决自身问题,师夷长技也水土不服,故而仅靠单一的对立斗争、调和的或者三分的中庸方法论,确有望洋兴叹之惑。因此,化繁为简,由三返二,在现象的坑坑洼洼的球面,说取其“中道”也好,挖掘优势也罢,总之往生发处找出动态的或静态的“重”来,以“重”为枢,方能岿然不动,通达生生之变且游刃有余。
3、舍我其谁。经世治国,必须重本轻末,举重若轻,所谓本者,首要是务其人,再好的战略规划,再先进的制度,缺少德才兼备的人,也是枉然,胡景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更是将人才战略着眼于提升全民素质教育的高度。但是从世情而言,“人之情莫不有轻重,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世人“多有所尤则听必悖”,“轻失臣,燥失君”,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难以得兼,如何做到“思无邪”,“正而后行”,确需要教育和功夫,故而庄子之类有道无才者只得守园林,和珅之流有才无德者高居庙堂,也就是传统用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观念的体现。每个人都把“我”看得很重,“至愚者不甘人后”,特别在是强调人本主义的现代更是如此,这样,每一个“我”如何做好自己,就成了重要的问题。老庄孔孟等等都在人心的修养亮出了方法,宋明儒家糅合了佛学,继续心的道统,虽然古今科技环境不同,但人心依旧,故而他们的论述在今天乃至以后,仍旧会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如何修心,修行,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和着实倚重的,特别是领导者,需要在纷繁的事务中寻找头绪和重点,不仅是“每逢大事有静气”,而且要每时每刻有静气。“销落诸念”,精纯守一,始终在心中持“重”,不外浮才能不障目,不障目才能保持清明,执其枢重,“不惑”、“不动心”,生灭随意,处处逢春,何况轻重!“宇宙在手,万化由我”,何能如此霸气?“如来说法,一相一味”,何能如此潇洒?汉高祖欲“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孔子却为何讲“君子不重则不威”?战国乱象频起,百姓朝不保夕,为何孟子却要提出养浩然之气?老子提出的三宝,慈即爱,俭即节制,不敢为天下先即谦虚谨慎,这三宝又凭何所依?一言以蔽之:“心有重,才有根,根越深,花越茂”。百年来民主潮流浩浩汤汤,我们国家《宪法》也规定了人民民主,“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既得其时,则舍我其谁,不管环境如何,“以百姓心为心”,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慎终如始”,方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结语。
“佛法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真谛者,泯一切法;中谛者,统一切法;俗谛者,立一切法。”行文中道、物、俗三段也可将就视为如此划分,已然将形而上与下统摄,从中可以看出“重”必然生“轻”,其本身具备生轻的道径,且有具体的运用之法。由“重”生“轻”,“轻”“重”双泯,“大制不割”;“轻”复为“重”,“重”复为“轻”,生生不息。言不尽意,只有在下手用时,方能显“重”之生生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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