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者，华夏之脊梁！

商君之道，强兵而富国，永进而无止。其制法于大公，其谋政于全局，而致华夏朝然蓬勃，奋勇前行，永争不败之地。其法，“壹赏，壹刑”，无论权贵、庶民，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一致，乃至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人人皆含舍身报国之志。其政“耕战”，绝国人怠惰之心，永保国家奋进之势。秦行其道，内修法度，外征四方，廉于内，而强于外。民奋力耕种，官廉明尽职，军视死如归，内则止诸侯之纷争，统华夏于一体，安黎民于治世。外则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铸华夏之国本，扬国威于天下。

反观儒家，推行奴隶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孝治天下”。君为国家之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即为不忠不孝，即使残弑臣、民亦是上爱，臣、民若反其君，则为大逆不道。儒家对内乱政践法，对外丧权辱国，以愚公移山之志不亡华夏誓不罢休。儒家只奉最高统治者为君，而无论其为何人，哪怕是鞑虏侵华，夷狄乱夏，乃致“衍圣公”受封于虏金，受封于蒙元，受封于满清，而连延不断。华夏若亡，儒家徒孙无非换一新君，“衍圣公”之流何惧亡哉！

商君慧眼，望儒家而必透，儒家徒孙只附于奴隶主而求得残羹冷炙，却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国若亡，外敌即为儒家之新君。外敌恨不得屠尽华夏英豪，却连封“衍圣公”于儒家徒孙即是见证。商君逐儒生，清儒毒于秦地，断儒家徒孙附权贵行假仁伪善求食之路，而兴法治，取良才，秦终得以一统华夏，并兴立华夏于世界民族之巅。商君之功何其伟哉！

儒家徒孙痛恨商君，论秦二世而亡，是因行商君之道。秦二世而亡，其因亡于政，而非亡于制。若无商君之法制，秦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何谈一统华夏，何谈兴立华夏于世界民族之巅。儒家徒孙又污商君之死死于商君之法，是为作法自毙，咎由自取。儒家高明，只忠心耿耿维护奴隶主之残酷统治，竭心尽力为受残酷压迫之百姓“作法”，而绝不会“自毙”。依法治国，就要求人人平等，法律的制定者也不能例外。商君的确死于商君之法，但只有在真正的法制社会，法律的制定者才会死于自己所制定之法。纵观人类历史，可有其二！

华夏于强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商君当为首功。华夏逆商君之道而驰奔，则必亡，五胡乱华、蒙元、满清之对华种族灭绝即是血证。

商君之生，献于华夏；商君之死，耀于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