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十年文革本质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了对文革以及个人在其中的经历进行历史性的思考，就有必要对文革前的个人经历中相关的事件和思想也作一些追忆，作为文革本事的附录。

（回忆中时而插入现在当下的评论，将置于方括号 【】内。）

（一）冰火两重天

       笔者生在日寇侵占上海的“孤岛时期”的“孤岛”上（指尚未被日寇占领的英美法租界）。父亲虽是一名略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但在那个战乱年代，生活贫困窘迫，我一生下来就不得不送给人家抚养。先是送给郊区小镇上一对开店的年青夫妇。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对我百般冷落、虐待，令我奄奄一息、几近夭折。被祖母领回后，家族中一位当地有名的中医师救了我一条小命。稍后再送给乡下一个远亲，才得到养父母亲子般的关爱。他们虽是贫苦农民，但坚定地支持我求学，十多年从不动摇。

那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正寄宿在镇上一个同村人开的米行内、在该镇的中心小学读高小（乡下只有初小）。那天战事逼近，镇上商店纷纷关门打烊。我为躲避战火，在滂沱大雨中走了近一小时回到家中。接着大病一场，病得死去活来，神智昏迷、全身僵直了二十多天。养父母心急如焚，求医又求神，借债买药，加上亲戚接济，总算又一次救回我一条小命。

记不清在家养了多长时间的病，那年（应是1952年）夏天，我一个人走到那个镇上去散心，碰巧看到中心小学门口贴着“初中补习班招生”告示。当时乡镇没有中学，该补习班也只有一年。但我求学心切，就自作主张去镇上一家中药店，在那里向父亲的一位朋友借了一毛钱，给学校付了“报名费”。回到家来，父母不但不责怪我，还设法通过乡下我原来的初小老师办到了小学毕业文凭，否则进不了初中补习班。就这样，我每天带了午饭盒、在家与学校之间远途来回步行，走读了一年。读完初一，补习班就结束了。我不甘心，就通过考试进入了相邻的嘉定县县立中学插班读初二。自此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就没有失学过，而且都是寄宿在校。虽然学费、膳宿费、书杂费对于家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一半是由于养父母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宁愿自己节衣缩食，毫无怨言地支持我；另一半是由于解放后政府对于贫穷孩子的助学政策，免除了一大部分费用。我的求学历程是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行进的。当时市郊农村经过土改、合作化后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更是令我这个还未成年的大孩子时时激动不已。

尤其是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我的体会格外真切。我家三口人，祖传土地近九亩，旱地和水田约各半。但是我家没有水田耕作所需的耕牛、大农具、技能和体力。不过，我养父有初小文化，会用算盘，可以帮助生产队记账算账；我养母心灵手巧，能做一些精细的手工活。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无法以长处弥补短处，难免会每况愈下。而合作化则让他们的优势得以发挥，抵消了劣势。即使不能致富发家，也不至于愈来愈穷。事实上，每个农家都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合作化可以互补短长，因此是一条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而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宗旨。从此，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决定了我一生思想（包括后来的探索）和行动的轨迹。所以，在学校（苏州高级中学）的学生文艺征文竞赛中，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片短篇小说，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题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得了三等奖。

我之所以要不嫌其烦地写下上面这段经历，作为“前事”的开端，无非是为了表明：解放前后冰火两重天，乃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例外，而是千千万万“翻身”故事中的一个罢了。历史的是与非往往纠结在一起，不容易分清，但是必须分清。后日之非决不能用来推翻前日之是，而是要找出前日之是如何变成了后日之非。

（二）大政治中的小政治

我对于历史是非的自觉、独立的思考，那是数十年以后的事了。当初只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认识，而后在理性上则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灌输；尤其是关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只能以当初那种基于感性直觉的、对于最高领导的信赖，努力去克服同样是直觉而感性的、却被告知是错误的思想。

我从高二升高三的1957年，后来才知道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重大政治逆转的一年，而我们班上一批关心班级小“政治”的同学们差一点卷进了社会大政治的漩涡。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一些同学对班级工作、主要是对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意见，就自发地以茶话会的形式聚在一起谈论起来。最后决定当时的在场者正式成立一个组织，以当天的日期4月24日命名为“四二四社”，在班里出墙报，每个成员都要写稿；为此，每个人还起了两个字的笔名，第一个字一律都是“初”，如我的笔名为“初华”，大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后来在暑假里还办了（刻蜡纸的）油印刊物，寄到每个成员的家里。文章也不仅是关于班级工作，而是扩大到文艺创作。但不久，大概是班主任吧，要我们解散“四二四社”，停办墙报和刊物。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老师当年的苦心，因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果不及时刹车，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说不定真会闯下什么大祸呢！这不是虚言，因为“尚未成年”这个事实决不是免“罪”牌。虽然当时不给高中生正式戴“右派”帽子，但据知，我们的班长毕业后是作为右派分子对待的；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们不知道他说过或做过什么因而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所幸我们“四二四社” 与他毫无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主动关心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本来应该因势利导，加以爱护、鼓励和提倡，当然也要引导，而不是“刹车”了事。因为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未来成熟公民的必要素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基，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希望所在。仅从这一个角度，也可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的损失有多大。】

关于学校反右，我当时还听说一件事：一位数学老师（或许是针对报喜不报忧的风气、用的是讽刺的口吻吧）说“解放前我们生产0架飞机，现在我们可以生产N架飞机，所以我们的飞机制造业增长了∞（无穷大）倍”，因而被划成右派。

（三）事实败于“权辩”

       反右以后是大跃进、全民土法炼钢、农田深耕密植、学校教育革命，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关于“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教育（当时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上层会有那么尖锐的斗争），这些都是我大学生活的内容了。

1958年，我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我们年级大多数学生是从毫无外语基础的青年工人中选拔出来的，还有少数从机关干部中选拔的“调干生”，像我这样学过外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极少数（不过在这以前中学也只教俄语）。那些青年工人和调干生大多三十多岁、已成家、甚至有孩子，多数是党员。但是在那个年龄、在那样缺乏外语元素的环境中和技术条件下（例如磁带录音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从未接触过外语而从a、b、c开始学英语，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小的挑战，可以说非常辛苦。他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的说来效果并不理想。（不记得以后是否再这样招生，好像没有。）【如果这种招生方式只是作为一种权宜性的临时措施，也许有其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也无可非议。但如果是作为教育革命的一种尝试、一种创举、一种方向性的先导，那就恐怕有点“左”的简单化了。而这是与当时的大气候完全合拍的。】

开学第一个月，我们没有上课，而是在校园里参加“土法炼钢”：用的是一个个比当时烧菜煮饭用的煤球炉稍大的炉子；不知道用的原料来自何方。但在家乡我听说过，人们将家里的锅子、门上的铁销等都拿出来炼钢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农民都上集体食堂敞开肚子吃“大锅饭”，就不再需要小锅子；因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夜不闭户，因此门上铁销也不需要了）。也不知道这样炼出来的“钢”究竟派了什么用场。但是后面将会读到，有的老干部因为说了那时炼的是“豆腐渣钢”而被定为“严重右倾”，而且在文革中因此而再次遭到批斗。

后来，记得有一次下乡劳动，当时提倡“深耕密植”。“密植”没有看到，但“深耕”我们是亲自做了，只记得把深层的黄色僵土全都翻到了表层。后来据农民说，这样瘦瘠的僵土根本长不出庄家。【问题是：当时有经验的老农心里肯定不赞成，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直到文革时期，知道了上层曾经有过“反右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虽然“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人微言轻啊！】

还有，为了表现“干劲冲天”的“大跃进”精神，上面让我们学生在晚上进行大扫除，全校灯火通明，半夜里还有香喷喷的白馒头当夜宵，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太阳高照了，反而还在床上睡觉；睡不够，整天人就昏昏沉沉的，同学们说我走路都在打瞌睡。我心里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做事、白天睡觉？但那是当时的大气候，谁敢流露丝毫的质疑？

还记得在那些“放卫星”的日子里，曾传出复旦某专业放出了“成功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卫星”。不过后来听说这次成功无法重复，因为没有记录有关的数据。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插一段后来听说的、关于当时华东师大全校学生突击通过劳卫制体育标准的“大跃进”运动。劳卫制，全名为“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模仿苏联体育锻炼标准而制定的一套在学生和青少年中广泛推行的体育锻炼制度。据说当时师大学生不分昼夜地奋战在运动场上。有的人实在吃不消，但为了通过标准、集体“放卫星”，就由两位跑得快的同学在两旁扶着他的肩膀，就这样六条腿一起冲向百米终点，最后也算是通过了。另有一位学生觉得这样蛮干身体受不了，也感到很荒唐，于是就喝了一杯温开水，立即跑去医疗室，量了热度，让医生开了一张“发烧”病假单，回到市区的家里痛痛快快地睡了个够。

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们相信那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虽然猪肉已经吃不到了，但政府对大学生还是较为照顾，时而还有猪尾巴供应。因此曾经在校园里看到过一张漫画，画的是猪八戒的徒子徒孙们都是没有尾巴的，因为它们的尾巴都被我们吃掉了！【不知道这幅漫画的作者后来有否被查出、有否遭到清算。】 因为营养不良，当时很多人脸上出现浮肿。【但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事关国家的颜面，供应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当时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全国会有多少人死于饥饿。】

明摆着的件件事实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那种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浮夸风、过早过激地实行“一大二公”的“共产风”产生怀疑、反感、责难。于是就开始进行关于“三面红旗”的思想教育，实际上这种教育不是以事实为基础，因为根本没有将这段时间内做的事具体地摆一摆，看是不是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原则，而只是搬弄一些“左”的、八股文式的意识形态词句。尤其是我们在毕业时的“自我思想鉴定”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认识更是不容回避的重点问题。不检讨自己认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思想、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就不能过关。【现在看来，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不得不接受上面的说教，一半是出于天真的盲信、一半是出于无奈的服从。】

我毕业的那一年，刚巧华东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从四年制过渡到五年制，因此这一年没有毕业生可以留校（往常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择留校），于是我被分配到师大外语系公共外语理科教研室，到数学、化学等系教学生英语，直到文革开始。在这三年中，一切顺利，思想平静。唯一的大事件是全国各地轮流进行的“社教”或“四清”运动，学校也有少数教师、干部被轮流指派参加工作队。我当时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好事，但想不到一个巨大的社会风暴正在被加速促发之中。

与此有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的“春节座谈会讲话”，尤其是下面这两句：“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当时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因为这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在做学生时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我基本上都是五分），却不知道这是在为翻天覆地的文革作舆论准备。【至今我仍然认为那个讲话中的教育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些年教育界的主流完全是与此背道而驰，是在坑害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