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二月二日（1878年3月5日），大清帝国驻英钦差大臣郭嵩焘在伦敦读报，知道了英国「遣世爵阿伯尔宽鼾木尔登赴意大里致其新君宝星」的消息，对甚么是「宝星」，他大感兴趣，经过一番探问，始知晓其大概；用今天的话来说，「宝星」者，勋章也；「致宝星」，即赠勋章，是国际外交行为的共同礼仪之一。郭嵩焘弄清楚了这套礼仪格式，便联想到英国报纸批评英国赠勋（「赠宝星」）给「波斯国主」之举为不当的议论1：

    近年波斯国主游历伦敦，君主亦赠以宝星。《代谟斯》新报颇訾之曰：「哈甫色维来意斯里〔得〕，何足以当宝星也？」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色维来意斯得」，即civilized；「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即half-civilized；「巴尔比里安」，即barbarian。以「文明」、「半文明」与「野蛮」这样的观念来认知人类世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早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生在丹麦而以法国地理学家留名于世的马尔特─布伦（Conrad Malte-Brun）2，便已将这些词汇导入地理学研究领域，在他那里，「半文明」与「野蛮」其实是同义语；至于在十九世纪美国广泛通用的地理教本之一：米切尔（Samuel Augustus Mitchell）的《现代地理体系》（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1839年问世，至1882年间屡屡重印广为使用）里，人类世界可以区分为这样的高下阶序：蒙昧、野蛮、半文明与文明开化这四个社会阶段，各类人种／族国自有其位置3。同一时段，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的名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4里，更建立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序列史：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及文明社会；前两个阶段又可分成三期，即初期、中期和晚期，每一期的社会状态（the condition of society）则可相应地各自区分为低级、中级与高级。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则亦本于摩尔根，企图承续亡友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企图（摩尔根与恩格斯的述说，更因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而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所广知）5。摩尔根（与马、恩）的「工作」是十九世纪（特别是1860至1870年代）人类学家发现「原始社会」的成果之一6，他们的业绩所得，更为这样的论述提供了无穷尽的素材。所以，中国之位居「哈甫色维来意斯得」的地位，是那个时代（由「科学」提供保证）西方的共识。对于中国处于如是的「耻辱」地位，「欧洲各国」之「视中国」犹如「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有着无限的「感慨」与「自惭」。

　　当个人读毕《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此书，联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日记》里的这个例子。百年前的郭嵩焘，没有理解他的「感慨」与「自惭」其实是掉进「西道中心主义」（Western logocentricity）陷阱的思想／知识资源，无可厚非；揭露那种「西道中心主义」制造的「论述与再现体制」（regimes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7所潜藏的知识／权力关系，至今（且永远）犹为未竟之业。然而，即使在我们当下的思想／知识视野里，以「蒙昧」、「野蛮」阶段及「文明」这种简易的模型来化约千样万态的人类社会／历史，甚至于为之划分高下，排出赢家／输家的队伍，已必定被鸣鼓而攻之。遗憾的却是，前门驱狼，后门来虎。曾几何时，「现代化」或「发展」却成为我们在理解和认知世界的概念地图上认方辨位的工具。于是，对中国来说，郭嵩焘式的感慨与自惭，就不绝如缕了，未曾「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取代了「哈甫色维来意斯得」的中国；并各自指引了国族的前进方向：中国要步向「色维来意斯得」，中国要迈向「现代化」／「发展」。至于朝这等方向前进的动力何在，各家论者思言所及，则各有巧妙；它们的意义，还被学术工作者编织出以「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固定乐思」（the idee fixe）为基调的交响曲。一句话，「以西方圣人之心法为心法」成为中国（知识份子）为自己（所认知的族国）所设定的前景蓝图；至于那些西方的概念架构是在甚么样的具体历史／现实脉络里问世的，完全不加反省，照单全收。这样的情境，直到今天，犹未止歇，在某些热情拥抱「后殖民论述」的论者身上，不是一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学术盛况」吗？

　　因此，阅读这部书，便让我联想到，即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宣称要「中国化」／「本土化」，甚至要「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如《天龙八部》里慕容家的「绝技」），首先就该毫不留情地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真理／知识／国家／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问题。如雷迅马所揭示的，「现代化理论家」：

    他们使用的语言模糊了政治判断这个固有的问题，而他们正是以这种语言将「意识形态」隐藏在他们的方法论力量背后。理论家们试图在科学的完整性与知识武器的制造二者之间进行调和，所以他们强调，而且也总是相信，自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他们所生产的「真理」。无论是面对外国听众还是本国听众，他们都会论证说，现代性和现代化都不是政治建构的产物，它们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客观现象，它们是事实（页80）。

    亦或正如另一位也要揭开「现代化理论」神秘面纱的研究者吉尔曼（Nils Gilman）8之所谓9：

    因此，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第三世界正发生些甚么的论述，而且还是美国已经是甚么的论述。

    像雷迅马与吉尔曼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冷战与美国自身的思想传统）来解剖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对台湾的学术社群的启示至少便是：我们所承袭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进行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再历史化（rehistoricize），都要安放在它们得以降临问世，并在我们认知／解释世界的领域里得到正当性，乃至积习累惯，转化为传达给社会公众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常识，这样的脉络里，予以认识／反思。即如雷迅马所明确指出的，现代化理论与美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观念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间的关联（页336-37）。至于他细腻讲述三则具体个案（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争期间的战略村计划）的故事，对欠缺背景知识的读者如我而言，毋宁则是藉由这趟知识旅程而得到「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认识历程。

　　但是，「现代化理论」在域外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10的故事，绝对不是水到渠成。毕竟，观念和理论从这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动，在具体的知识生产过程里，都有错综复杂的际遇。在1960年美、日「交流」的「箱根会议」上，「现代化理论」的阐释，绝对不仅是以美为尊的，还涵括着日本自身的学术传统的实践。当日本学者使用「封建主义」（feudalism）这个词的时候，与会的美国学者起而斥之曰那是个既没有精确定义又会引发憎恶与弊端的情绪字眼，而完全不曾注意到，「封建主义」一词在日本学界的传统与相关情境：早在1920年代，日本学界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以「劳农」派VS.「讲座派」为表现，况且，当时界定中国封建主义的论争，亦是炽热非常11。这样的事例正提醒我们，述说「现代化理论」在域外「理论旅行」的故事，不要忽视了彼方的学术／思想渊源。

　　那么，就反省台湾（与当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论述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而言，我们的认识视野，同样应该可以更宽广些。好比说，1960年代的殷海光，搭起来的「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冲击时所作反应的实际的进程」的架构是：从「器用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思想现代化」12。然而，潜藏在他建构己身述说的架构里的，会不会是和「现代化理论」的知识谱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我目前也没有答案。但是，恕笔者浅学，详尽疏理殷海光的思想资源，至少是汉语学界里一片「殷海光热」的既有成果都还未曾完全做到的事业13。

　　真理／知识／国家／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应该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state）之间的共谋互生关系，要从具体的历史脉络里被揭露出来14。《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言及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和白鲁恂（Lucian Pye）等一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用牛可的话来说，这一群出类拔萃的「美国冷战知识份子」15）如何为「现代化理论」而呕心沥血却声名狼藉的脉络，亦深具示范启益的反思之功。就中国脉络而言，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现代中国的建国大业（state-building）之间的关系，就是值得投注心力的领域16。像陶孟和早在1910年代末期便开始进行社会调查，人类学者如吴文藻，经济学家如何廉，亦各有贡献17。至于投入实际政治行列的社会科学家，如1920年代号称「好人政府」的财政总长罗文干；1930年代投身宦海的王世杰（历任教育部长等职）、蒋廷黻（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等职），亦不知凡几。社会的公众议论，则鼓动着这样的思维，如《国闻周报》刊出〈社会科学者应当努力〉的专论，倡言曰18：

    吾人丁此世界未有之变局，适逢本国长期之革命，应如何撷汲新潮镕化中外，使中国之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诸种建设与改造，别出机枢，卓然有以自立。此种工作，胥宜由社会科学家躬负责任。

　　书写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制的「学科史」，理解它们发展的经脉流变，并且尽可能地跳脱「西道中心主义」的观察／评估角度，展现知识／权力的毛细管关系，刻不容缓。即如拉比诺（Paul Rabinow）思索人类学如何在认识论领域里描述「他者」（other），提出的研究策略之一，便是主张「我们需要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要显示它对真实的建构其实是外来的（exotic），要尽可能揭露那些理所当然、放诸四海皆准的思想领域（如知识论和经济学），其实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要显示对真理的宣称，其实是和社会实践联结在一起，因此在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里变成了可以付诸实现的力量19。亦且，念兹在兹，提醒自己掌握／生产的知识，可能促发甚么样的权力支配关系，或为甚么样的权力支配关系「搽脂抹粉」，也应是学术工作者铭刻在心，悬诸案头的基本自律20。

　　埃普尔比（Joyce O. Appleby）、韩特琳（Lynn A. Hunt）和雅各布（Margaret C. Jacob）尝谓：「二十世纪的专业历史通常都是在『现代化』的印迹下写成的。」21诚然。惟读竟《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至少，我们对《现代化的中国》之类的著作，还该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并且还能让它们生生不息，世袭传之吗？

        （作者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注释

1 郭嵩焘：〈光绪四年二月二日日记〉（1878年3月5日），载《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438-39。
 
2 关于马尔特─布伦的传记资料，见http://27.1911encyclopedia. org/M/MA/MALTE_BRUN_ CONRAD.htm（2004/2/18）；惟Susan Schulten引据Daniel Calhoun, "Eyes for Jacksonian World: William C. Woodbridge and Emma Willard"而谓马尔特─布伦出生在荷兰，于1800年流亡到巴黎，见Susan Schulte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 188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95；本文不详考辨。
3 Susan Schulte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 94-97（她所征引米切尔的社会阶段图，见页96）。 
4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ed. Leslie A. White (1887; reprint,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译：摩尔根著，杨东纯、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5 相关述说，参见潘光哲：〈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与郭沫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渊源的讨论〉，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李永炽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363-409。
6 参见 Adam Kuper,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London: Routledge, 1988）, 42-75；本书非仅疏理如Lewis H. Morgan等早期学者的业绩，亦下探二十世纪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人的思索，反省「原始社会」这个概念在人类学的发展史里所以成为（核心）研究课题的历程，不赘。
7 "Western logocentricity"与"regimes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均引自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17。
8 他的新书是：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Nils Gilman,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ghest Stag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ed. David C. Engerman et a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57。
10 Edward W.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47；本文已有汉译：赛义德：〈理论旅行〉，载刘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138-61。
11 引自Victor Koschmann,"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Values: The `Japanese Model’ in the 1960s", in Staging Growth, 235；Koschmann还分析了参与「箱根会议」之日方学者的知识／思想背景（页246-47），不赘。
12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下）》，林正弘主编：《殷海光全集》，第八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页508-30。
13 至少没有做到傅大为的两篇成果达到的深度：傅大为：〈科学实证论述历史的辩证──从近代西方启蒙到台湾的殷海光〉，《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89年1月），页1-56；傅大为：〈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载《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纪念殷海光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自立出版社，1990），页182-206；关于哈耶克在台湾，并可参见熊自健：〈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与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伟为例〉，载宋光宇编：《台湾经验（二）社会文化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14 中文简述可参见维特罗克（Bjorn Wittrock）著，冯炳昆译：〈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发展：现代性问题论说的变化情况〉，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19；英文论集，不可胜数，例如：Peter Wagner, ed., Social Sciences and Modern State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oretical Cross-road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笔者亦捧读是书，收益不少，盖是书所收诸文采跨国比较观点，除英、美等为众所知的国家的情况外，还包括丹麦、瑞士、波兰、日本、巴西等国的情势，虽以背景知识不足，未必可掌握其要旨，然已发深启，如言及巴西军事教育里涵括的现代科学课程，如何为当地的国家政策规拟提供人才，亦使科学为现代国家服务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如1810年创立于里约热内卢的皇家军事学院及此后的演变，即是一例，而马克思主义在巴西的传布，亦是这种社会工程和军事传统（social engineering and militant tradition）的结果（见Simon Schwartzman, "Changing Roles of New 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in Brazil", 230-60）。
15 见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份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3年10月号，页28-41。
16 笔者涉阅所及，江勇振已有所探索：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然稍偏重于「社会工程」论与社会学领域的情况；王晴佳对史学领域的探讨，亦有可观：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但未措意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讨论。
17 笔者所知，如：智效民：〈陶孟和：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学术界》，2002年第5期；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徐振国：〈何廉及南开经济学家对战后经济政策发展之议论〉，《东吴政治学报》，第14期（2002年3月）。
18 〈社会科学者应当努力〉，《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七期（1930年2月24日）；文末注「录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社评」。
19 Paul Rabinow,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 
20 如叶启政谓：「社会学知识是垄断性的权力形式」（叶启政：《社会学和本土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页41）。明白承认自己从事的行业，可能有这样的「危险」的台湾学者，大概不多。
21 Joyce O. Appleby, Lynn A. Hunt, and Margaret C.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