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理论和“自由发展主义”的社会科学在美国兴起，对知识、思想领域和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在社会科学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美国对外政策史研究中都是一个重要而又有待深入开掘的重要论题。今有美国青年历史学家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新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美国社会科学与肯尼迪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问世，从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特定角度出发，对该论题的研究作出扎实而又内涵丰富的贡献。

    该书的基础是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被选列入美国冷战史领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系列丛书，经作者充实修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该书已在美国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等八家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纷纷予以高度评价。加迪斯为该书所做的序言中称：“极少有著作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那样充分显示了思想观念在国际历史中的力量。在‘新冷战史’系列丛书中，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而另一位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则赞许该书“……优美、准确、知识渊博。作为一部杰出的外交史研究著作，它显示了当外交史研究具有批判精神时，当它在广泛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围时，这种研究工作能做得多好。”(见该书封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其后冷战态势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在美国确立了它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建立其全面动员、协调内部资源和力量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后，美国在其国家行为、特别是其对外政策领域中大规模规模引入社会科学“智囊”，政府和学界的交往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订。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冷战格局逐步趋向稳定，又随着老殖民主义死亡、第三世界非殖民化和新兴民族国家建立，两大对立阵营之外的“边缘地带”在冷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争取新兴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归附的斗争深入开展，美国政府（特别是民主党政府）自1949年以来以相当的紧迫感着手建构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于是乎拥有宏大的知识、政治和历史抱负的从事“欠发达世界”的“发展”、“现代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发现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充任冷战斗争的“武器”，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广阔空间。这些以科学上的“客观中立”自命、但又深受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天定命运”文化信念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人在第三世界问题上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兴趣，建立起稳固的共识。他们兴致勃勃而又信心百倍地要对这些社会停滞、经济落后、政治衰败、智力和文化“发育不良”或“畸形发育”的“落后民族”施行经济援助和“发展指导”。现代化理论的如下基本假设实际上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对自身特性的认知和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共识当中：

    第一，“传统”和“现代性”互不相容，截然对立；

    第二，“发展”和“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文化诸方面按照“好东西一起来”的“相容性法则”而展开的，其中包含着某些已被西方历史所证明的不可缺少而且相互之间也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第三，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共同的长期趋势是一条重复西方先期经验的直线式道路；

    第四，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

    “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 （第4页） 这些“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使这些国家避免共产主义的“畸变现代化”道路，从而造就能保证美国民主与繁荣存续的国际环境。他们相信在美国提供的援助和指导、美国社会科学家编制的发展规划和“社会工程”能够造就一个美国化的、现代化的世界。这些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观点成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许多政策行为背后的基本精神动力。可以说，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 

    这就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和知识社会学背景。

    肯尼迪政府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旗帜，多方延揽社会科学家参与美国对欠发达世界政策的制订，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现代化的热情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颠峰，其短暂的“一千天”任期比战后其他时期能更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体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要素和特征。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肯尼迪的重要政策顾问、现代化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的从政经历之上。

    作为冷战史学者，雷迅马相信，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分析能够拓宽对冷战的历史学研究。他通过对三个基本的、互有重合的问题的讨论，考察了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是如何在现实的冷战国际政治中运作，其视野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时期。首先，作者讨论了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的兴起，阐述和分析了现代化思想的内容和内涵，特别是考察了社会科学家群体是如何确立其“冷战知识分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的特质和为政策服务的取向，而现代化理论又是如何进入美国国家政治领域的；第二，通过在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对三个具体的个案（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争期间的战略村计划）的研究，作者细致地讲述了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有具有什么样的破坏性；第三，以追求真理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它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却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作者明确指出，现代化思想与美国历史上源流久远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念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关联性。

    当前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是在更充分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单纯关注历史事件和决策过程的叙事史模式，积极寻求外交史研究和历史学其他门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互补和协作，将冷战置于更宏阔丰富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之中，也引入和参照历史学以外的文献、成果乃至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 雷迅马的著作在这种潮流之下应运而生，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更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更高远的学术立意。雷迅马的著作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威廉·A. 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和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等人在美国外交政策史领域中的激进批判传统，这在当下后冷战的美国学术界自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和特殊的意义。

    对于国内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本书显示出，就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合理、可行而又必要的；这本还书提醒我们，对于显性的和潜在的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去看待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老式“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至少应该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不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更重要的是，对于时下国内纷纷涌向“现代化”的题目之下，却对这个“概念箩筐”在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以及它天然的缺陷和理论上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体察的各种研究而言，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和讨论应该能够引起我们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更多的反思和更清醒的批判意识，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复杂精致、更综合平衡和更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代化观。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