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
市场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
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也认为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但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上，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比现代西方经济学要全面深刻得多。
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它使人们通过交换有无，合理利用资源。《管子·问第二十四》上说：“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
《管子·乘马第五》的作者甚至认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上面说：“无市则民乏矣。”因为市场会激起人们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上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价格形成的机制，市场管理一定要有计划，要努力防止大资本通过操纵市场获取暴力，那将是灾难性的。如果市场上物价较低，没有各种原因产生的暴利，对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有利。所以说，通过市场就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另外，我们的先贤注意到市场并不具有直接生产功能，对一个社会来说，过度的商品化显然是在害的。《管子·乘马第五》中有“务市事”一节，专门言此，上面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这段话大意是说：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市场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假定市场会自动实现平衡不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强调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
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干预的市场必然导致失衡，甚至是市场体系的崩溃。但西方学术范式容易被概念和公理形成的自恰逻辑体系所窒息，所以尽管现实中市场在整体上不会趋向平衡，西方学界还在顽固坚持坚持均衡理论。熟谙金融市场的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注意到，市场自我强化的趋势是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特例。谈到均衡概念的历史渊源以及均衡理论的本质缺陷，他说：“再看看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其使用的均衡概念其实就是对牛顿物理学模仿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预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如果认为市场会趋向均衡，那就是不符合现实的。理性预期理论更是离谱，认为营造了一个均衡成为常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要服从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去适应现实。”[1]名实颠倒——西方政治经济学常常荒唐如此！
西方学术的类似错误和荒唐，中国学人习惯上将其当作先进思想引入。那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已经对市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怎么办？就是用中国人发现的市场自组织功能比附市场均衡理论，将其巧妙地置换掉，而对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的重要论断则视而不见。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学术与骗术的界线。“经济”的本意是经世济民，若经济学不能够经世济民，只是经济学家头脑中的思辨——我们何以面对辛苦劳作的普通民众！我们这样作学问，其心何忍！
市场本身具有自组织功能，不需要政府组织
为了给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均衡理论作注脚，中国学人最爱引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讲，由于人民天生的求富心理，市场本身具有自组织功能，不需要政府去组织。它根本是不是讲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的。这段话较长，我们还是全部录在这里，目的是让世人懂得中国有些学者是如何通过断章取义，作到自欺欺人、误己误人的。司马迁的论述言简意赅，雄辩有力，上面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文意：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为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在《管子》一书中，类似论述更为精练，都是讲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富国，而不是讲政府要尽量少地干预市场，因为这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对市场本质的认识不符。比如《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上说：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立国。（原文：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
《管子·小匡第二十》谈到对商人的治理时，也看到了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上面说：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好坏，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羽旄一类的珍品，不必远求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在国内就有剩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原文：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
再比如《管子·禁藏第五十三》也讲，国家当顺应人民逐利的本性，因势利导，实现“民自美安”、“民自富”。上面说：凡是社会的治与乱，其根源都从根本问题上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民下海捕捞，海有万仞之深，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因此，利之所在，即使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者，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向前。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进。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然富裕。国家对此应该就像鸟孵卵一样，无形无声，任其自然而成。（原文：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政府及时干预
请注意，这里讲治国的应因之道，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为无为”。因为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政府及时干预——这才是轻重之术的精髓所在。所以司马迁在上面的引文后面接着就讲，除了要将经济蛋糕作大（“原大”），还要用轻重之术，调节“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市场，他认为这是管子相桓公，称雄天下的原因所在。上面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原通“源”——笔者注）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文意：《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
轻重之术不断强调“调通民利”、“调民利”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由于人的禀赋不同，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国家必须具有调控市场的强大力量。像今天世界各个主要国家这样，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只会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发行货币，掠夺自然资源，将财富蛋糕作大是不行的——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市场本身具有复杂的结构，这样管理经济，实为死路一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如果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正反馈功能，商业阶层必然垄断市场，导致贫富不均，社会结构失衡。这时仅靠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不行，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分配。《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写道：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控制民众。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财利大量流失，这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花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还哪里谈得上国家大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更明确地指出，国家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这样才能“调民利”。今天有人看到国家干预经济，动不动就以“与民争利”为由大加反对。这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国家与“富民争利”，目的是让富人与“人民争利”，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引管子言曰：“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会清静；市场清静，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原文：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通“裁”——笔者注）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 ）
市场不能调控，经济失衡，必然导致政治失衡，阶级分化，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若国家经济由商业阶层垄断，就会出现一国二君二王，利出二孔三孔的情况，结果是国家的衰亡。《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上有一则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抑制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消耗。”（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的危害，是从经济/军事的角度说的。文章形象地指出：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商人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原文：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实际上是主张“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富民强国，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及时防止市场失衡。反观一下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西方世界，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政治上有产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其衰亡的命运似乎很难扭转，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隘其利途”。
面对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的特点，既然国家要“调通民利”，调控市场，那么其调控目标是什么？
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轻重之术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2、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中国学术大道一贯。如同中医调治疾病，力求使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一样，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调控市场的目标也是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即百姓均平。中国古代政治学元典《黄帝四经·道法》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从孔子到管子，先贤对百姓均平的孜孜以求，反映出均平是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核心。孔子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这与西方人在体育上和经济上都追求更快、更好完全不同。事实上西方人这种线性进步观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它完全出于工业革命以来激发的短浅的乐观主义。最近，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在谈到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现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这一“增长陷井”，他写道：“谈经济运行如果不上升到思想层面加深认识，便不可能深刻。西方学者已经从理论上开始剖析世界经济的问题。他们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极端资本主义就是自我毁灭……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不能估量资源的有限性，它意识不到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放任人的贪婪欲望。永久增长神话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一个伪科学论证。”[2]
而在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中，不是单向度的增长，平衡才是“好”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谈到中国哲学的阴阳概念时，其对《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解十分精当。他写道：
“按照中国人的观点，道的所有表现都是由这些原始模型两极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两极与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对立的象征有关。对西方人来说，要理解这些对立面并非属于不同的范畴，而只是一个整体的极端，既重要又困难。没有任何事物只是阴或只是阳。一切自然现象都是这两极之间不断振荡的表现，所有的转变都是逐渐发生，持续不断发展。自然的秩序就是阴与阳之间的动态平衡。
“……
“在中国文化中，阴阳从不涉及任何伦理价值。所谓‘好’，既非指阴也非指阳，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所谓‘坏’或有害，则是指失去平衡。”[3]
在政治经济实践中，社会系统的均平是多维的。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平衡、商品与货币的平衡、国内外物价的平衡等方方面面。轻重之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个“心”，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之道！
损有余补不足
关于损有余补不足的哲学意义，《老子·第七十七章》阐述得最为清楚。上面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文中将损有余补不足称为天之道，天道就如同拉弓射箭，抬得太高的，就要让他低下些，抬得太低的，就举高它，以便保持平衡。这也是中医的核心理念，通过对体内的有余和不足的调节，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
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记有一则黄帝与岐伯间的对话，主要是就讲“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故事说：“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衡为准则。”（原文：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损有余补不足用于治道，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注重社会系统的差序有关。我们的先贤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 只有站在整体的角度去调节才能实现社会系统的平衡；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正好相反，它假定人与人之间的能力都是平等的，但这只是“假定而已”，这种缺乏现实基础、凭空假定的结果是社会必然出现阶层鸿沟，甚至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盐铁论·轻重第十四》形象而雄辩地指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家行损益之道的重要性，上面说，池塘里有猵獭，鱼类就不得安宁，国家有了豪强恶霸，百姓就吃尽苦头。所以，茂密的树林下没有繁盛的青草，大土块里长不出好的禾苗。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肃清奸邪，铲除豪强，这样，百姓才能贫富均平，安居乐业。张廷尉修改法令，用严法来治理天下，制裁奸商恶霸，消灭兼并土地的歹徒，使力强的不敢欺负力弱的，人多的不敢欺凌人少的。大夫君桑弘羊想方设法，筹集国家费用，垄断天下盐铁等项利益，以排挤富商大贾的势力，用买官、赎罪的办法，来削减有钱的人，补贴贫乏的人，从而使百姓贫富均平。所以用兵东征西讨，没有增加税收而费用仍然充足。但是，损彼益此之道，聪明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原文：水有猵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中国哲学重差序的观念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根——礼制。《礼记·曲礼上第一》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乐记第十九》也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
《管子·乘马第五》的作者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差序的存在，一个社会才能完好地运行，但这种社会差序一定要公正。上面说：朝廷是仪法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是有规可循的。（原文：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轻重之术实现百姓均平的方式
在农业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所以古人重视调节粮食价格，以实现各阶层利益均平。据《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载，越王勾践曾问计然，为何在丰收之年，仍会有贫困乞讨的人的人呢？计然回答说，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就不一样，正如同母异父之人，一举一动都不同一样，所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陷入贫困，关键在于维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体平衡。于是计然提出了他有名的平籴理论，就是开官市，使买入粮食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这样，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农夫与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上面说：“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即计然——笔者注）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轻重之术实现百姓均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反对商人参政，自然资源国有，对富人收重税，财政转移支付等等。《管子》一书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必须的木材十分重视，并主张森林国有，认为这是去兼并，实现百姓均平的重要方面。《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引管子言曰：“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这是说，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王业的。因为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作价卖给他们。
除了森林国营，《管子》的作者还主张按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收取木材使用税，使富者纳税多，贫者纳税少，以求百姓均平。《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的作者写道，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像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原文：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讲的平衡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这就要求节制消费，取民有度。今天西方泛滥的消费主义看不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其已经到了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地步，反观轻重之术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三思。
《管子·权修第三》的作者在强调人力物力的有限性之后，警告统治者要节制消费，否则即使国家地大物博也是极其危险的。上面说，土地生产财富受时节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消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消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原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第三》也指出节制消费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这与今天许多人将刺激消费，经济增长作为政权合法性、政治稳定的基础完全不同。上面说，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的原故。因为，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那是办不到的。（原文：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舟舆饰、台榭广”，必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而像重要建设材料树木，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材，所以绝对不可随意采伐，更不能像现代西方政府一样在保护本国森林的同时去砍伐别国的热带雨林。所以要实现自然与人类间的动态平衡，还要学习轻重之术，从消费入手，这才是治本之策。
3、市场商品与货币双向调节的重要性
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下，西方人常常不能把握系统中有阴有阳的中道。比如在政治领域，西方人重罚而轻赏，这与中国传统政治赏罚并重有很大区别；比如在经济领域，中国人习惯于用商品和货币调节市场，而现代西方是重货币而轻商品。
行轻重之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商品和货币的储备，因为只有充足的储备才能敛散有余，调节有力，以实现百姓均平，国家富强。王季思先生在《读俞寰澄先生著〈管子之统制经济〉》一文中释轻重之术云：“所谓轻重，约言之，是以政府的权力看物价的贵贱，因时因地，或敛或散，以稳定物价，保持物资，这一方面可以防止豪商屯户之兼并，使社会上不致有大贫大富之存在，为国家分裂变乱之主因；一方面使国家的财源不至匮乏，以自立于不败之地步。”[4]
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重储备，特别是基本商品（在农业时代主要是粮食）和货币的储备。《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开篇就讲商品和货币储备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驭民的根本。上面说，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有经营山海（盐铁专卖）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功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原文：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
《管子·事语第七十一》的作者以更为精练的语言谈储备的重要性时也说：“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
至于如何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市场，简单说就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讲的，市场上商品丰富价格低廉时政府收购，商品匮乏价格居高位时政府卖出，通过这种操作稳定市场，获取财政收入。（原文：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对这种双向调节市场作了更为精彩地论述，主要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方面，都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以辅——先国内再国外。
国内政策的关键是在低价时收购，高价时卖出低价收购的商品，所谓“藏轻，出轻以重”；国外政策的关键是以高价吸纳诸侯国的战略物资谷物，所谓“以重藏轻”。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上面引桓公与管子对话说：
桓公又问管仲：“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储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 （原文：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
请注意，对外贸易中“以重藏轻”是相对的，价格不能过高，还要和各国的物价保持齐准，否则外国商品可能会倾销到我国市场，这需要今天的我们特别注意。《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上说：“物价的水平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可能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原文：物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
总之，轻重之术干预调控市场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与商品（粮食）来进行，这种双向调节比单纯靠货币调控更有灵活性，也更实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政府控制着多种商品的流通渠道，包括物资供应系统、国营商业系统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等等。这些系统调剂地区间各类产品的余缺，各类产品的供需平衡，对于稳定物价及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千万不可一句“计划经济”就加以全面否定。笔者注意到，那些全面否定中国本土经验的经济学家常常也是全盘西化的吹鼓手，这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当今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看到，脱离实体经济，只重货币调控的作法常常将货币政策转化少数人的揽财工具。它不仅起不到稳定市场的作用，还会无限放大市场的动荡，这也是数十年来金融危机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在此意义上，轻重之术双向调控的方法值得引起经济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经济学这样复杂的系统，阴阳之道同样重要。
注释：
[1]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刘丽娜，綦相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第58页。
[2]仲大军：《面对全球性的经济收缩》，载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网址：http://www.dajunzk.com/wenji120718.htm，访问日期：2012年8月1日。
[3]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 卫飒英、李四南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7~18页。
[4]司马琪主编：《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5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