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问题多多，西方人的养老思维与中国人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全面引入了西方的社保体系思维，并据此建立中国的社保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宗教在西方社保体系当中的关键性作用。

　　论到宗教信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根本的差别。中国是一个以孝道治天下的国家，孝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中国人传统信念之一。我们的法律也把赡养老人作为一项法定的义务。但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样赡养义务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生身父母的恩赐，老了死了以后不是面对列祖列宗而是进入天堂面对上帝——这是一个与中国人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

　　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体系，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个人的养老需求绝不单单是钱。这里且不说老年人需要有膝下承欢的情感需求，需要有人陪伴，更关键的是老年人需要有人照顾，这个照顾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如果需要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则绝对不可能是覆盖到全社会的。

　　在中国农村，如果没有子女照顾，老人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老年。城市人则是请保姆、护工，而保姆和护工的存在是建立在中国当前巨大的城乡差别基础上的。如果农村的收入与城市相当，普通收入的城里人怎么雇得起保姆？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慢慢出现了，保姆用工荒是城市居民普遍反映的难题。

　　教会：西方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宗教在美国养老体系中的作用，我的深刻体会来自在美定居的大姨与大姨夫。老两口年近耄耋，大姨父还患有脑梗和晚期肝硬化。他们的房子是木房子，需要每年油漆一次，去超市买东西也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这些都是老两口难以完成的。但是他们都信教。作为教徒，教区的其他教徒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在宗教社区中找到了情感上的关怀与现实中的帮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美国的老年生活会是怎样。

　　西方的养老体系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是教会。教会有解决各种社区服务的功能，虽然教会的资金来源有限，但由于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西方民主社会是左右选举的，在越大规模的直选模式下，统计平均的结果就是这个地区的主流宗教和价值观的力量，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能左右政府的政策，让政府财政支持养老体系，政府的财政解决养老的资金问题，而教会的社区服务解决养老的人员问题，这是一个教会与政府合作的关系。

　　中国的养老信仰是孝道

　　在美国的教会，大家在教会里面做好事，义务给老人服务，是被定义为要上天堂的善举，与中国做人行孝道是一样的。中国的孝道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祖宗崇拜，光宗耀祖是中国人过去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不孝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不赡养老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因此，中美的养老文化是建立在不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对于人们生活最深入的渗透，就是人们对于死的恐惧，而死亡恐惧的最直接的体验就是人慢慢老去。因此抓住养老就是抓住了所有信徒，这一点中外皆同，只不过是两者的信仰体系不同罢了。

　　“养儿防老”也决定了中国的财产传承

　　也因为此，中国的遗产继承与西方也是不同的。作为一名律师，很多朋友会向我咨询遗产继承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应当立遗嘱和自由地处理遗产，但是如果你真的进行遗产处理来一个公证遗嘱，你就会发现，中国的遗嘱采取的是最严格的方式，你的公证遗嘱中必须指明你的哪项具体财产，而不能用“我的所有财产给谁”等等这样的不特定的用词。因为中国的法律理解是，立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的方式处理遗产，遗嘱所涉及的遗产不再按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这与西方通行的做法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实际上是没有立遗嘱的权利的。某位男性归天之后想要把财产给老婆或者多给小儿子一些都是不行的，连皇帝也受此约束，不能随意废长立幼。就在行文之际，一个消息传来，今年5月股东大会时还向公众透露对于家产“现在未俾，将来才分”(现在不给，将来才分)的香港富豪、长和系主席李嘉诚，7月16日宣布“正式分家”，长子李泽钜得到其财产中的8500亿港元，次子李泽楷仅分得136亿港元。将本来由次子持有的1/3家族信托，也分给了长子。

　　中国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孝道、宗法的信仰下的契约关系，父母将抚养儿子、给儿子娶媳妇、家产留给儿子(尤其是长子)视为义务，而儿子传宗接代和赡养父母也是义务。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宗法体系。但如今在西方文化的浸淫下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所尽的义务，绝大部分父母都做到了。但孩子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尽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了保障，但在观念上却被大大削弱了。前不久，北大校长周其凤回老家为90岁的老母亲拜寿，其当众跪拜之举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在过去，不过是个平常之举，只是儿子应尽的义务罢了。由此可见，“孝道”这种信仰在当今中国已经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是发生在如今父母“超级”为孩子尽抚养义务的背景上的，不禁令人唏嘘。

　　如果我国的社保养老体系设计中仅仅考虑养老金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养老需要的各种照顾和服务，那将是个巨大的缺失，未来也可能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养老院等公共养老机构在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接受程度仍然不高，很多老人对于去养老院是恐惧的，中国社会对于送老人去养老院也是以“不孝”进行指责的。试看2012年7月15日《中国周刊》的一则报道：2008年9月，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付达信说：“我不想减刑。”

　　以上种种可见，在中国的“家、国、天下”的社会体系里面，孝道的信仰和家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构建我国社保体系不能忽略文化传承

　　由于养老关系的不同，中外对于捐赠的概念也不一样。西方流行的是死后把主要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留给子孙，在西方这样行为的背后是信仰，你的财产实际上都属于上帝的，子孙也是你替上帝抚养的孩子，你把财产交给子孙还是交给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在上帝的眼里是一样的。在中国的财产不是你能够简单地捐赠给什么机构的，传统的中国家庭财产在信仰上归属宗族，你死后和你的列祖列宗见面，你的财产由子孙持有，他们必须给列祖列宗“敬香火”，因此这些财产不能给“外人”，这里的外人甚至有的地方包括结发妻子。

　　宗教要抓住人心，看不见的天堂不是关键，看得见的养老才是关键。当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家庭关系和祖宗崇拜的信仰被破坏的时候，外来宗教就会大行其道。

　　然而作为中国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孝道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行为之一就是人不但有父代抚育子代，也有子代赡养父代，所有的动物都会抚养孩子，但是乌鸦反哺却是一个故事。人有别于动物就是要赡养父母，难道这样的区别不是人类与野兽的区别吗？难道这样孝顺老人的美德就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没有孝顺父母的社会称作野蛮社会、禽兽社会呢？记得在中国的史书中，对于蛮夷的“不文明”一个最深入人心的描述就是他们没有孝道。

　　我们对西方的社保制度一定要成体系地全面看待，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当中的职能，也不要简单地认为西方的政府解决了一切问题，更不要丢掉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保障机制，不能丢掉中国孝道的民族优良传统，否则生搬硬套来的社保体系在中国一定会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