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河月圆
华夏文明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化、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带来宗教与政治制度。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集体。但中国的影响范围要广得多：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其影响还播及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后者迄今仍借鉴中国，却未意识到此点。西方并不了解从中国获得的益处，倘无此借鉴，西方就不会有目前的局面。——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gues Gernet）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容纳天下忧患，而把美好赠予世界。华夏泽惠泰西及今世之大，以致可谓：欧美是她的“子文明”，地球村仍在其“天下”之中，暂且阴阳交替而已！概述四点如下：
◇文明：人是祸因乱源，佛曰尘苦，神曰原罪，他是生物圈的癌细胞。唯有华夏涵融忧患，吞吐天下，靖世净土，方有千秋世界与千禧文明。西方是恰在此“平台”上，更大规模地故伎重演：嚼噬生态与人文之精华，而污浊全球。
◇拯救：中古欧洲是个“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基督教，既救赎灵魂，又窒息人生，更是腐败内讧，尤致人神冲突，置社会于恶斗，却无力向外突破、向外宣泄（十字军被堵）。行将毁灭，幸而“中学西渐”，遂能“否极泰来”。
◇天下：华夏打通了全球化。之前所有帝国或宗教的“世界主义”皆致祸天下而昙花一现，唯有儒家的“天下观”稳步扩大。此乃孙子“全胜战略”：文化及文明之“避实就虚”与“正合奇胜”。中西相遇致“阴阳突变”：西方走向世界，暂且否定“天下”。
◇启蒙：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启蒙”近代西洋，帮助其摆脱神权禁锢和建立“俗世文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文官考试大抵仰取于中国文化，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再者，从亚当?斯密、魁奈到凯恩斯的自由经济，皆渊源于老子、管子、孔子和司马迁。
（二）贤哲仰观
我中国之文明，发祥于河岳之原，古称华夏；垂统自洪荒之季，今尊炎黃。天抚神州，礼和金秋。九土泽汇，万邦东流。
伟哉中华！你莽苍腾起，瞰昆仑而眺瀛海；云行九州，雨施八荒，故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笔者诗云（中华缘起）：
云施雨润大千情，品物流行广袤耕。
圣运三才参日月，龙腾九土起文明。
【说明：生态圈（季风雨）＋人文化成（开物成务）＝华夏文明（始制有名）】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沒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內，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中国仅仅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伟哉中华！你终古延年，參乾坤而合阴阳；长生久视，虽老犹童；故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經》）笔者诗云（祖国春秋）
创业流芳自史前，经天纬地数千年。
中华岂止新朝岁，雅颂谁吟旧史篇。
两位中国学人辜鸿铭和林语堂说：
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們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同时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者其它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维与理性的力量。（——辜鸿铭）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林语堂）
她最古老、但最青春，既圆融深玄、又天真灵秀；她恒为自然之子，并反哺自然，却总能母仪天下，而赞化天地；她恒与其源头交流，贞下起元，返本开新。
（三）纵横俯察
中华民族是举世仅见的终古延绵的文明民族。在上古之世，人类之族群，大大小小，不知凡几；而今可得而闻者，寥若星辰矣！古埃及和巴比伦虽先于华夏而立国，然两者早已消逝，今人仅能于尼罗河畔、美索不达米亞平原，凭吊它門的古迹而已。其民族、其文献，均不可得而考其详也。古希腊和古罗马稍后于我而立国，前者殖民扩张，后者帝国征服；但它們均遭民族夭折、文明中断之厄运。今之希腊与意大利，囿于半岛，族非原类，而无复往昔怀抱地中海、足跨三大洲之雄姿。
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诸方面，华夏久为世界历史之中心。她的思想精微博大、垂訓永世，她的社会民康物阜、风采典雅，她的人口亿兆芸芸、族群融融，她的领域广袤泱泱、宾服迢迢。然而，华夏在政治上是“长而不宰”（德治王道），在文化上是“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在科技上是“利而不害”（天人和谐），在经济上是“惠而不费”（不耗生态），在人生观上是“雅而不俗”（礼乐人生）。尽管中国古人发明创造最多，但他们从不用科技来征服世界，以免破坏天下相安的大环境——儒经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他们也不用科技来征服自然，以免破坏万物共生的大和谐——儒经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一位基督教学者说：“神保佑中华民族五千余年，必有她的美旨。”不过在自然条件方面，中国似乎不是“上帝赐予”，哪來得天独厚（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论尼罗河对于埃及那样）！她亦不是“天之骄子”，岂能只靠造化（像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论大草原对于匈奴那样）？历史时期，在生态圈（季风雨）方面，华夏次于热带，优于其余欧亚大陆，却不得不承受后者的祸患；再者，生态脆弱是华夏的致命伤——文明一展开，而其发祥地则发生逆变，天灾人祸与胡患频仍互荡相激，顺着地势和生态落差而向心聚爆。学者邓拓考千年之录，而证灾国之说：
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
往古之時，汤汤洪水，浩浩滔天，泛于九州；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交于中土；华夏族真是不绝若线啊！然而，在天灾外患这般严重的情況下，华夏族竟能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文明，真是不可思议！美国历史学家桑戴克（Lynn Thorndike）于其所著《世界史纲》中说：
中华文化自孔子以前传至今日，历数千年而连续无间，此实为文化史上绝无仅有之现象！此文化曾迭受亚洲內部游牧民族之摧残蹂躏，而犹能岿然独存，其根柢之深厚可知矣！
世界史上，欧亚大草原是最大的战争源，此乃农耕之天敌、文明之克星。中华民族首当其冲，却巍然屹立；她的同化力，其化干戈为玉帛、化腐臭为神奇的能力，亦均为世界之最。——大漠东西融大雅，长城内外废长烽。
更为重要的是：华夏，不像大多数别的文明（特别是西方）那样，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而自壮；而是截然相反：中华民族自觉地限于她自己应有的生态家园，并且涵融内忧外患。
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中国之命运》）
华夏进行中庸调节而自我平衡，做到天人合一而可持续性；并使文明向上升华，无限拓展虚妙境界（老子：“有境”观其徼→“无境”观其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与此同时，华夏承受内忧外患，化解无穷矛盾，而非宣泄于外，祸乱世界。——千年胡骑再洋舰，荷患益壮秀史篇。
中华民族一直承受着遍天下的祸因乱源，承受着世界的忧患！因此，她不仅需要消融无穷无尽的“原罪”，而且她还得肩负普世责任与终极使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她必须首先让全球人类享有“王道和谐”，才能使神州华夏变成“自由乐土”。实际上，在迄于19世纪中期的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一直居于儒家圣贤所设计的“天下”之中（而非简单的民族国家）——“天下”的范围一直是在扩大！
纵观历史，人口/生态的过度紧张加上外患，令中国多次陷于危机而落入低谷，但每一次都能够依靠自力走出逆境而民族复振，屡屡出现逾百年而不衰的太平盛世（倚生于以吞噬生态而高发展的今人，难以理解往古太平的来之不易）。不仅如此，中国每一次“崛起”，都会拥抱一个更大的“天下”，都会成为世界中心。
幸赖有一个无比深厚之文化，中华民族遂能历万劫而不坠，经千载而常新；她只有盛衰之起伏，而无灭亡之厄运；故曰：从来夷狄相生灭，自强不息乃华夏！借喻于唐诗（韩偓），来赞叹华夏之顽强生命力：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
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
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
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四）天眼透视
宏视众生：作为变异物种，人——人口人欲——是祸因乱源，是大地母亲身上的癌细胞，相争相害而扩散。除了中国文化对之防治、赞天化育之外，其他宗教与社群多是“有组织的暴力”，内和外斗。时至今日，大家都以吞噬生物圈来膨胀物质主义，回光返照，怎能看清高古文明！
纵览世界历史：从中国向外——也包括其内部——整个东半球北部都是祸因乱源（生态/人口紧张），它周期性地发作，主要是向心聚爆于中土；特别是从欧亚大草原掩至而来的“草原暴力”和稍后更严重的“海洋暴力”（16世纪以来），是世界最大的战争源。在此情势下，中华民族要想生存下来，真是极为困难。而令人惊叹的则是，中华民族享有一个伟大文明——“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明！详述如下：
第一、中华文明“尽精微”，即文明升华至极，与今判若云泥；那就是：华夏在各个方面都从“器/形而下”进达于“道/形而上”（西方或现代皆相反），诸如六点：A.人生：物质人生→礼乐人生（体味善美，自在万物灵，自得五行秀）；B.经济：戡天役物→三才平衡（天人合一，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C.艺术：写实→写意（大千神韵，虚静游心奥，空灵舞色妙）；D.政治：政刑之治→德礼之治（非强制力，安人先安心，教民作新民）；E.邦交：霸道→王道（讲信修睦，“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F.军事：暴力战胜→智斗降伏（全胜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二、中华文明“致广大”，讲四点：A.大一统：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地方、民族和宗教和合浑一，齐其政不变其俗；大同框架，扩展天下。B.朝贡制度：将“天下太平”的文化模式推而广之，用王道政治来安排国际社会，做到“长而不宰”。C.万国咸宁：作为最大最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中心，影响了大半个世界，万邦向化，四海仰慕。D.母体文明：直接或间接激活和哺育其他文明（包括近代西洋）。后一点极难理解，确是历史之真谛（西方智慧或现代思维茫然于此）。数千年前，进入“黑铁时代”，人类开始妄动起来，人性张力爆炸（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内外冲突，趋于消亡。华夏亦然，遭罹“战国”；但她以儒释道“战胜自我”和“降伏心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首功），因而其文明可大可久，并且福泽远近，广融忧患。相比之下，中世纪之泰西是恶性循环：原罪性恶被神权禁锢，才不至于毁灭；但人神对抗、大群互害，愈演愈烈，是中国文化之西传（13－18世纪），使之重生于“新世界”的！
辩诬四题：（甲）、“封建”及五种社会形态：革命的权宜理论，定于苏俄，行于新华。按照国学大师钱穆，周朝“封建制度”乃同构于欧洲中世纪，但在“道”的层面上，井田制乃伦理共产主义（通财之义），再版于唐朝（均田制），升华于宋朝（义庄义学，互助共生）。中国制度早已“至善”，历朝随着内忧外患而作调整。“时逢否泰有消长，道在乾坤无古今”。（乙）、“东方专制主义”：西方语词，似是而非。虽有中央集权用于治水防夷，但不久就“虚隐化”于仁政德治和选贤与能，以免政治压力（老子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果真如今所云“专制主义”，那它以极大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去克服胡患，乃至征服世界，均不成问题；但此必荼毒天下，而儒家所不为。传统中国的“广大精微”的政治，乃人类社会之极致，曾楷模于近代欧美，后者却以祸乱世界为代价而实现“善政”（民主） 。（丙）、“超稳定”：造词者无知于中华文明恰在此方面“功比天高”！西方文明与现代国家都是不能“自我稳定”，倾压异域与生态，造成全面冲突，终致人类自毁。华夏首创以“伦理四维”来稳定自身家国，精微调节，波动平衡，不伤害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再使和谐机体不断涵融忧患，愈益健壮。虽然今中华也以全球循环来供养自身（庞大人口），从而冲击生物圈；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暂且权宜而已。（丁）、“停滞不前”：进化论与进步史观之作祟。今人不知西方文明是赴死冲刺而致亢奋发展（以科学革命爆炸世界与生物圈），却拿它来贬损一个长生久视、为万世开太平的文明母亲，真是愚蠢可悲！华夏在科技、经济与民生等方面久冠于世界历史，这都是与自然达成最大妥协、最大平衡的结果，过犹不及；西洋在中国科技的基础上再来突破，而且弑母（扼杀自然母亲与文明母亲），如此“有勇无谋”必毁人毁己！笔者诗云：
善教循循继圣贤，文明赫赫谱神篇。
谁冤古史为封建，孰演战国于目前？
用西方视角或西化眼光审视中华文明，乃管中窥豹，挂一漏万。华夏成就之大，而且已通过“人文化成”，过滤掉“副作用”（毒素，比如科技双刃剑），以致她大抵支撑着人类整体，却鲜为人知；前文已述，现再总概五点：（甲）、华夏以最强生命力维系人类文明，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文化”；吸纳最多的善与恶，净化寰宇，输出精华亦最多。（乙）、以天人合一的方式养活最多人口，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非以工业化来冲击生物圈。（丙）、成为世界历史的“科技王国”，占总发明量的75％，却非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尤其是陆续两千年遏止战争升级（若非儒家承担圣职，而如西方，那人类早已毁灭）。（丁）、生活方式的革命：礼乐人生取代物质人生，而非如今耗废生态；人和天和，大地母亲厚德载物，人以诗意禅韵回馈自然。（戊）、扬弃权力制度与政治压力，“长而不宰”于多民族、超国家和泛世界；中国盛世及其所影响的大半个世界，以其最少强制性、最少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载于人类史册。
（五）追古抚今
第一、何谓文明？今之“文明”，即“物质文明”或“科技文明”以吞食生态与人文之精华为能事，并非简单地吸取大地母亲的乳汁、而是嚼噬其身；它排泄废污——毒害种命与人类精神，破坏生物圈与栖息地。华夏则相反：反哺自然，赞天地之化育；涵融天下“凶垢”与人类“原罪”，而把和谐与美好赠予世界。
第二、终极目标。华夏的天职是靖平世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儒家似乎如此：首先“平天下”，因为世间太乱，充满忧患；而后安享美好人生，宛如世外桃源，小国寡民。儒家的现实理想的途径是，“内圣外王”之有机动态之展开：A.动态是跌荡起伏、阴阳分合，趋于清净（返回原道）；B.平面横向是修己安人，平治天下，进而大同（与人全和）；C.垂直纵向是人文化成，中庸中和，达于玄同（天人全和）。
第三、天下放大。传统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不如说是“天下”或文明中心——是世界最大最久的文明中心。其“天下”的范围是愈趋扩大的——从河洛中原到九州华夏、到赤县神州与天朝藩贡，到“中天下而立”与万邦向化，直到实现儒家的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现代中国以退为进，准备最后冲刺，先否后喜）。
第四、以退为进。大体而言，十九世纪以前的近二千年的世界是“华夏王天下”，即中国用王道平天下，确保“万国咸宁”；而后迄今，则是“西方霸诸侯”，即欧美用霸道祸天下，造成“全球战国”。现代中国是文化上的“战略退却”，即从世界主义或天下观退却到民族主义或国家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一旦中国充分崛起，就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天下归仁。
第五、逆子弑母。中华文明是世界的“母体文明”，而今之国家（或文明）几乎都是次生的或“子文明”。欧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派生与变异。在中古与近代之交，中华文明是西洋文明的“直系母亲”——中国科学与思想是近代“欧洲奇迹”的基石或源泉。然而，西方文明是弑母的逆子：不仅扼杀文明母亲，而且扼杀自然母亲。虽然现代中国步其后尘，与狼共舞，也冲击地球生态。
第六、大器晚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承受天下的祸因乱源，而非像西方文明那样地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古今世界的“暴力之最”分别是：欧亚大草原的胡患和来自西方的“海洋暴力”；中国业已同化前者，正在应对后者。西方文明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其结果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然而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西方文化的至恶的本质（人性本恶、原罪爆炸）往往表现为“至善”，中国则相反（老子曰：承受凶垢之国，其正若反）。
第七、现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五四以后的中国进行了“文明转型”——从传统的“仁者静”变为现代的“智者动”，从东方的亲和性变为西方的斗争性；特别是，为了适应和幸存于“世界战国”，几代革命者打造了西方式的“军国机制”（全民族的战斗序列），以确保“中国球籍”。如此非传统的权力制度是双刃剑，极具副作用（老子曰：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除非“一战而霸”，因而能像欧美那样“公民和解、输毒于外”，否则争权夺利，内部腐败。然而20世纪的中国，救亡乃一波三折，因而“转型”必走极端，以致社会极度阵痛，文明机体大坏。尽管“转型体制”更是与时俱进，而开展现代化，遂有“中国崛起”；但先前应对冷战的那套战争机制今已松弛，更被市场所侵蚀。那么，中国凭什么来迎战彼岸霸主的“最后一击”呢？进而再问：中国文化还能复兴、从而转动“世界阴阳”吗？这些皆系关华夏续绝与人类存亡，令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深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