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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源:关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关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溪源] 来源:[理论网12-04-13] 2012-04-20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的战略构想,这对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前为了推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总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分析经济问题是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与管理活动,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效率归根结底受人的素质包括思维、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引领和制约,而人的思维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正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总结国民经济的管理问题是全面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进程中,发生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当前经济的粗放式发展等问题,依然需要我们给予深入的研究与反思。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一书中反思大跃进运动时写到:“采用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即使是正确的指示,也难免被扭曲,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所带来的副作用了。据后来了解,深翻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而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则给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倒真正增了产。按穗按粒推算产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变成为制造 ‘高产卫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为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索牵引化运动’等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也盲目加以推广,搞所谓的‘葡萄串’、‘满天星’,以致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些现象及其后果,都说明了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脱离客观条件去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不闹笑话,不跌跤子,不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的”。阅读党的历史,我们看到反对本本主义、反对钦差大臣的言语满天飞,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些问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年代是何其地相似!朱总理最近还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五十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荒唐到闹笑话的地步,但是这种“综合症”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种现象难道仅仅是领导者的决策问题?或者难道仅仅是体制与机制的原因?看来对这些“风”和“莫名其妙”的东西,非常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去分析。否则因为“莫名其妙”而可能找不到原因,“综合征”将难以根治,今后“即使是正确的政策都可能面目全非”!

  文化是一种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思维行为方式,它涵盖面最广,且与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从历史的经验看,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们归根结底还需要人来执行,而文化往往以一种氛围和习惯的方式不自觉地影响着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 “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等各种“风”到底是什么呢?欲速则不达是一种心态,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那些不顾起码客观常识的举动,就会发现其背后实际蕴含着一种落后的思维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在总结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如果没有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变革,实际上更需要转变处于深层支配地位的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否则就不能适应现代化大工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因此而停滞甚至倒退。正如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他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调查中深切地感到:“痛切的教训使有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认真地分析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验教训,我们把原因仅仅归咎于某个领导者的决策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冒进中也多次讲过许多纠左的话,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我们总结过《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度与方法,也有七千人大会的良好总结,但是说变就变,各级也大都未能很好地贯彻。所以寻找这些问题的原因,不仅需要从决策与制度方面探寻,更需要认真系统地分析各种“风”背后的“莫名其妙”的根源。如果长期忽视文化这个重要因素而没能给予反思和总结,我们就很可能一再重蹈覆辙!革命老前辈薄一波同志在针对“二五”时期各工业经济部门提出的种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时写到:“每当重温和思考这样的历史材料时,心情总不免感到沉重,当时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切实际的、严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举措呢?原因应该深深地探究,教训应该好好地找寻”。从文化上寻找原因或许就是一个重要的探寻。

  二、经济的科学发展需要科学的思维行为方式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科学”顾名思义,就是分门别类的学问。科学的思维行为方式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思想武器,进行科学探索、科学实践、科学研究的思维行为方法。当前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但是我们看到粗放发展的背后既有制度粗放的制约,更有思维行为方式粗放的原因。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思维行为方式这个重要的文化要素实际上一直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却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经济管理中的法规制度许多还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描述上,操作弹性和人为空间很大。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与出台的政策没有精细化的观念,部门之间由于政策的粗放而无法协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甚至到了自相矛盾也司空见惯的地步。这种状况对我们这样区域辽阔、资源禀赋差距很大的国家要实现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制约因素,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些是看到了的,但是一个人、一个部门难以改变;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落后的思维行为方式与未能根除的封建官僚主义文化相结合,使各种陈规陋习都被赋予有“价值”的理念,从而大大增加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生存土壤,给国家的经济管理带来了难以克服的思想障碍。

  正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抨击官僚主义的种种危害后指出的:“上面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小平同志在这里既指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也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未来探索科学发展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要清除这种封建主义的痼疾,必须把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之形成良性的互动,否则,这个问题是非常难以根治的。

  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反映客观规律的体制、机制,更离不开具有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具有科学素质的人。这个问题薄一波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曾深刻地指出:“搞建设虽然也要处理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为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近代工业生产是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既有精密的分工,千差万别的专门作业,又彼此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需求是我的市场,我的产品是你的生产条件。在这里,就不能攻其一点或两点,不计其余,即只搞钢、粮食或别的而不顾其他。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劳动者。”从中我们看到,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需要精细化的制度、精细化的管理,需要树立牢固的规则意识,这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要纠正我们经济管理中已经习惯的过于浓厚的形象化、粗放化的思维行为方式。

  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缺乏好的指导思想,如《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等等。但在经济运行的实际工作中,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所以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管理需要努力培育起一种善于把宏观的战略目标或指导思想与贯彻过程中的具体体制、机制和制度贯通起来,把布置任务与完成任务的方法结合起来的持之以恒的科学行为方式,否则无法取得效果。

  当前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加强经济领域里的企业文化建设,把“按照制度办事、用制度规范行为”和“战略理念与贯彻细节并重”的良好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策源地,把先进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以及人的素质提高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文化保证。

  三、科学思维的培养需要关注文化哲学中的逻辑问题

  近代史上,民族救亡与西学东渐是并行的,逻辑学的介绍与普及曾经引起我国先进爱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更是指出近代西方的制度、经济和科学优势,都是以新的认识论——逻辑学为指导的。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曾经精辟地分析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科学实验的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为什么逻辑学这么重要?它仅仅是学者们书斋里的东西吗?不是的,结合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的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六中全会提出的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来引领前进方向,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需要了。 

  由于形式逻辑强调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强调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和各种边界的清晰。它在判断与辨别事物中强调“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是思维规定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保证经济管理执行效率的重要思维依据和逻辑基础。“但是到了1958年,却把力求按综合平衡的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加以批判,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中,完全不提这一点,这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表现。没有综合平衡,就会为高指标、随便留缺口的主观随意性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必然严重失调。所谓多快好省、工农业并举等等,很容易成为空话”。在这里引出的当年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辩证逻辑问题,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只是它更多地强调的是“是中有非、非中有是”,甚至倡导“一是非、泯差别”的不二法门。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而时中”历来是儒家的重要认识论。这里需要提出分析的是辨证逻辑思维在具体应用时其成立的边界条件,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或难以掌握,而且它还具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依赖性很强的特点,它可能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领域范畴内是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武器,但在具体处理事、处理人与自然的具体关系方面却存在规定性、操作性差的问题。它强调的用普遍的、联系的和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同样需要注意它的应用条件与范畴。正如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指出的不应该把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甚至是技术问题,都看着是“左”的或“右”的,没有条件的普遍联系往往使具体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朱老总也在会上指出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没有就不要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到下地来个普遍化,……这是“左”的错误长期难以制止的重要原因。

  从建国以来经济管理的经验教训看,用辨证逻辑漫无边际地指导经济工作,甚至基层一度出现过无政府主义,许多企业在管理中到了不尊重任何规章制度与技术标准的地步。我们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一窝蜂和运动式大起大落式的老毛病,应该看到和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和辩证逻辑逾越了应用范畴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还与我们党当年以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来搞经济有关。这正如董必武同志指出的“群众运动是个法宝…‥但不能经常搞运动,……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付出的巨大代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前,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如何正确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体现国民素质的思维行为方式的转变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文化氛围来引领的重大历史工程。

  文化哲学中的形式逻辑还是实现社会法制化管理的基础,因为法律需要很强的规定性和可操作性,如果不注重辩证逻辑的应用范畴,那么许多问题就很容易变得是非难辨了。旧社会说官字两张口,怎么说都可以,使辩证思维沦为了典型的人治逻辑。风闻奏事,许多习惯于见风就是雨的判断,过度而没有客观依据、没有形式逻辑思维约束的普遍联想,实际上也是社会诚信建设与舆论监督有效开展的文化障碍。封建社会倡导的传统文化认识论也存在把人的感性、悟性与理性思维混为一体的不足,致使许多事情“没有数目字管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历史总结)而说不清,甚至欲理弥乱。封建官僚主义文化也使人缺乏刨根问底、一抓到底的习惯,在国家行政事务中经常出现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现象。只好一直往后推,致使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最后变得没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了。这些历史文化问题至今依然需要我们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予以重视。总之,实现从计划到市场、从粗放到科学发展、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没有文化创新的支撑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非常需要逻辑的启蒙与关怀。

  四、高度重视经济与文化关系中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区域辽阔、自然资源条件很不平衡。从历史的经验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遇到的道德与利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将长期成为新时期经济与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并通过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为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道德与利益的利义之辩在中国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就显得尤其突出。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从张居正改革直至近现代,历史也一再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争辩,极“左”时期甚至还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地步。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与两千多年重农抑商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有相悖乃至缺乏支撑的一面,而且还正面临着西方强势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重冲击。因此,客观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通过开展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来解决体制、机制和制度的重大话语权与软实力问题。同时在建设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把利益的获取与分配建立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法制与道德之上,多从具体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去解决具体问题,动辄泛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不仅无助反而延误具体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经济的科学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但核心价值体系也是离不开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合理内核的。因此正确地对待和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现实任务。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传统道德有什么依据?是植根在宗教里还是华夏文明认识世界的一些客观规律上?这个重要问题如果没能从认识论、价值观方面好好地挖掘传统文化的根源依据,那是很容易被误解为封建统治者的一种说教。长期以往,它必然因为与反封建纠结在一起而被连根拔除,那样的话我们除了全盘西化还有他途吗?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伦理道德滑坡现象正对我们伦理道德的诠释力提出了深层次的要求,因为只有在文化的根源方面达成社会共识,只有以规律为依据,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才有说服力,否则现在连中医都被视为荒唐那还能讲什么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呢?

  中央与地方关系,从郡县制开始到建国以后计划体制内的反复收放权,直至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分税制等,始终是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善于通过文化来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民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优势的文化感召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同时也总是因为在土地兼并与抑兼并以及税收和财政等经济管理领域,无法解决基层的公平正义问题而使道德建设每况愈下,逐步沦为没有现实说服力的空洞说教。当前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又面临着不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民族关系中的一些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如何善用文化的力量来增强中央与地方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问题正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挑战。通过开展文化创新来赋予新的诠释力,这是军事和经济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软实力。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我们还要坚决克服封建王朝通过官僚主义的文化治理而在现实中鞭长莫及、软弱无力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讲的:“……文官集团只注重他们相互所标榜的逻辑(实际只是一种名分)的完整,事实上的成败好坏,倒可视为次要。好在这国家在内向及非竞争性的条件下继续存在,只要不动摇其根本,各种马虎参错,也能掩饰遮盖。此外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效率,以礼仪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二千年历史作依据。”

  在信息、交通大发展的现代条件下,建立强而有力的财政转移与税收管理制度,克服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陋习,更加注重制度的精细化设计、权威性执行和法制化监督,切实解决基层的民生与政权组织管理问题,才能使大国的体制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更为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需要文化的觉醒与引领

  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在整个世界文明中,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独特的,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把握。”从世界范围看经济与文化关系,由于日本经济比我们更早起步和融入全球化,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活动的机制在各种文化之中,各国的经济是各国文化的反映,经济自身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有学者更认为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因为文化差异导致误解、引发的经济冲突日益突出,通过文化的影响力、诠释力主导国际经济话语权的问题已日显重要。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经济现象、借鉴经济经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问题同样需要我们从东西方文化的哲学层面入手。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从一些基本的假设或者公理开始演绎的,这些以形式逻辑推理出来的经济学说常常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探索经济建设的道路,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与理论时,就很需要从这些基本假设的概念定义与形式逻辑的认识论本身开展分析。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已经有一般性的结论。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以心、物二元和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他们认为现象和本质是不统一的,因此需要通过抽象,也就是抽取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而舍弃它们的其他的特征才能把握本质。具体表现在他们非常强调概念的明确和对应性,认为概念是一般、本质和必然性的,因此他们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抛开了被他们认为是个别、非本质和偶然性的东西。他们认为谬误是由于概念不确定而产生的,因此需要不断地发展和依靠形式逻辑,追求概念的明确、推理的严谨,并以此构起了严密的逻辑大厦。在管理中也力图做到每一事一物都直截了当,明确无误,不再给人联想空间。这些思维行为方式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推理与社会经济管理中。比如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假设。它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是采取一系列的经济行为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必须承认这个假设符合个人的某些经验,但是它也忽略了另一些经验,如情感因素的影响,天性中的利他(道德)倾向(源于任何物种都具有繁衍种族的本能)。从这里我们看到在西方的二分思维中,从基本假设或者定义的概念开始,就已经摒弃了事物的一些方面,不具有全面性,加上形式逻辑本身并不能没有条件和全方位地揭示事物的规律,所以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从根本上讲就是需要讲社会文化等条件的,奉之为金科玉律,是没有从其文化根源来认识其本质的缘故,当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造成的问题就是明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肯定这种权宜性地暂时界定某一范围作为观察和研究的领域是必要的,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的条件下是相对准确的,加上其形式逻辑的推理不仅应用在对事物的追根溯源上,也逐步由思维方式而贯彻到行为方式上,所以使西方在近代科学、法治与社会经济管理效率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个方面的优势是我们必须肯定和值得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认真地学习的。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认识论在强调是非分明的同时,割裂了对立面的统一,表现在经济学方面就是迷信市场、鼓吹私有化、片面强调个人权利等。在经济的许多领域都是执其一端,再以形式逻辑来演绎推理,造成法律过度、金钱至上、政府债务积重难返等等。正像格林斯潘在出现金融危机后才检讨的那样,原来他相信市场会对金融衍生品产生必要的制约,结果由于华尔街的贪婪酿成灾难,至今因为契约至上的文化观念而无法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至于美国的所得税法一万多页、合理避税成了富人的特有权利,医疗保障问题、透支消费等问题更是其文化弊端的外在表现。

  而我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则恰好相反,它注重整体性,认为个别、非本质和偶然性的东西是整体的一部分,不能随意割弃。认识到现象与本质的一致性,遵循了另外一条思维途径,即取象比类。认为由现象到本质无需抽取,而是用整体的象来贯通感性和理性,强调万物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它不注重分解思维的对象,不使对象的各个部分相互割裂,而是在保留其直观形态的情况下加以概括、凝练。因此“体悟”便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认知方式。同时由于借助于“象”来类比,思维就富有弹性,概念虽然模糊,但外延广阔。以致认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推理时会出现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结论,思维也缺乏规定性,不重视不习惯制度的约束,很容易形成各种“风”,比如对国企说是“做大做强”实是做大,说是“多快好省”实是做快的现象。由于靠“体悟”还束缚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导致经常联想过度、不讲条件地普遍联系在组织管理中造成许多内耗,可操作性与执行力也较差,这就必然影响到经济的管理效率。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哲学,认识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指导作用,也注意到过犹不及与相反相成,具有善于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和灵活处理事物各种关系的优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对待计划与市场、一国两制、国有与民营(混合所有制)、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等关系方面体现的思维价值观念,正通过经济领域的发展而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知,文化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实际上是非常深刻地通过它的特殊方式有力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只有从文化的高度审视这个支配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同时也才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克服自己的不足,学习人家的长处,既不囫囵吞枣、照搬照套,也不满足于一时的成就而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的觉醒将激发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去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去通过开展文化创新以占领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制高点;文化的觉醒也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指导意义是体现在具体的国情实践中,我们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的具体经济实践中付出艰难的探索,才能切实地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度,把经济战略与具体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化的觉醒还迫切地要求我们更加注重通过文化的创新、教育和引领作用,努力提升国民素质,从而为经济的科学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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