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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我国重工业行业的外资并购形势 
作者:[义之]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2月] 2012-03-30

    我国重工业中,矿山、能源(煤油气)、电力、钢铁、石化、铁路装备等大规模、集中度高的“国家命脉”类行业,仍在中央企业旗下。而其他非中央直属企业所在的化工、建材、矿山勘探、装备制造行业,则因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在地方大力吸引外资(包括并购性质的投资)的情况下,呈国有、民营、外资激烈竞争的局面。如化工类各行业(化工材料、化纤、塑料、橡胶),虽名义外资比重在28—35%之间,但由于各地大上化工产业园,国外化工巨头实际上已占据产业主导地位,橡胶、建材(水泥、玻璃)行业的龙头企业早就由跨国公司占据。而处于工业核心位置的装备制造业,更是跨国公司梦寐以求的吞并对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保护技术相对弱势的民族工业,必须有明智的适度的产业政策:既不能坐视外资挤垮吞并民族工业,又不能过度保护使其丧失竞争力。

    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基础与核心,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装备制造门类繁多,在统计中分为7大类、38个子类。由于生产资料行业对经济衰退的敏感度高于一般消费品,在前一轮宏观调控中,以国企为主干的装备制造业受到较大市场冲击,在国企“改制、退市”中首当其冲,一度成为外资并购的首选。

    工程机械:凯雷收购徐工案的大讨论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国内工程机械制造业发展迅速,成长起一批骨干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产品技术含量和品质显著提高。同时也招致国际巨头的垂涎。

    美国卡特彼勒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工程机械公司,但在华销售额仅占中国工程机械产量的5%。工程机械门类众多,国内挖掘机市场已被小松、现代、大宇、卡特彼勒等占领,中国企业则在装载机、压路机领域占优势。

    卡特比勒处心积虑想“拿下”中国一流装载机企业未得手,以200万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国内装载机行业排名第7)40%的股份,又图谋兼并厦工,如并购成功则可在中国装载机领域形成垄断。由于此举提前见报引起舆论反对未果。之后又试图并购徐工集团之核心企业徐工机械,引起轩然大波。

    徐工集团(国有企业)是国内工程机械中的老大,当年产值估计200亿元,70余种产品中有 20种居国内销售前三名,两大主导产品(汽车起重机、压路机)占国内市场50%。2006年奉上级“限期改制”硬性规定,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谈判,同意凯雷用20亿元人民币,购买其核心全资子公司—徐工机械82%股权。凯雷是基金没有工业管理能力,有证据表明凯雷就是卡特比勒的替身。

    徐工集团2005年纯利润3亿多元,且占有国内市场1/3份额和品牌价值均不算,但据徐工改革方案,仅改制成本就需要20多亿,“卖徐工”等于零收益。另外,还有涉嫌违规暗箱操作(私下议定标底、财务顾问来历不明)、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等种种问题。此案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并引发理论界关于“必须对外资并购行为进行产业安全审查”的大争论。中央令商务、国资、外汇等部门组织重新审查。美国高官曾来华为此案说情、施加压力,国内有学者呼应“这是市场行为、不要怕徐工被外资收购”。此案成为中央制定“产业安全审查机制”的契机。

    电机:大连两家电机厂被“做空”的惨痛教训

    大连电机厂曾是国内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所属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管理样板。两厂在国内电机行业技术进步中都曾承担重要任务。1996、1998年,两厂分别与新加坡和英国企业合资,被外方控制经营权。此后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合资企业后,收购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下岗,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技术骨干流失。

    基础件:历经数次被收购危机

    轴承:洛阳、哈尔滨、瓦房店三大轴承厂是行业龙头,合计产量占国内15%,技术力量雄厚,是国内自主技术的主要研发平台,基本包揽了军工、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配套生产研发任务。其中,洛轴占国内铁路轴承市场的30%,品牌在国内享有盛誉。90年代,由于国企经营普遍滑坡、人心浮动、管理涣散,陷入困境。“十五”时期,三大轴承厂都曾有被地方政府卖与外资的经历,后经轴承协会力争而中止。2006年洛阳政府欲将洛轴卖给德国舍弗勒,国家五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调研洛轴问题,明确禁止外资整体收购和控股洛轴,后与永城合资。轴协希望将哈、瓦、洛三大轴承厂联合重组,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齿轮:杭州齿轮厂(杭州市萧山区为大股东):在全国齿轮业排第二,生产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的技术国内第一,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2002年,某外商要与杭齿核心部分合资,被拒。外方称“不让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萧山区迫于压力同意外方控股70%。后因中央干预叫停。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身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落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特殊研制任务将立即面临危机。

    发动机部件:无锡威孚失去核心技术和研发主导权

    无锡威孚是国内生产柴油燃油喷射系统产品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股权,生产欧Ⅲ及以上柴油机电喷系统(共轨喷油器、电控VE泵及共轨油嘴),而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及以上产品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行业内只剩下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还在坚持自主研发同类产品。

    低压电器:跨国企业步步紧逼

    温州柳市镇是中国低压电器第一、第二大生产企业所在地。90年代德国施耐德(全球最大低压电器厂商)曾用多种不正当手段向正泰集团(私营,国内低压电器第一)施压,要求控股未果。2006年,施耐德与德力西(私营,国内第二)合资,各持股50%,以利于德方利用中方营销网。其锋芒指向正泰集团,意图垄断国内低压电器市场。这一合资案意味着民族品牌的网络、低价等本土优势将失去。过去是柳市镇的民营小企业打败比他们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现在是更强大的跨国企业打到家门口。合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土地、行业准入、项目申报等特殊待遇,这势必削弱民营企业竞争力。

    化工设备:因合资锦西化机失去核心竞争力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属国内独家、国外少有,曾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2004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其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股权,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国内同类产品企业——陕西和沈阳鼓风机集团,也受到很大影响。

    工业锅炉:武锅集团成为政治任务牺牲品

    武锅集团是从事工业锅炉业务的大型国企,曾承担我国某战略武器核心设备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其主要核心子公司是武锅股份(武锅B)。2007年,上级单位转让与法国阿尔斯通股权。据报道法方要价十分苛刻,为完成所谓改制的“政治任务”,最后仅以3.4亿元的成交价将武锅股份51%股权出让给法方,使得阿尔斯通获得“全球市场最重要的锅炉生产基地之一,对其巩固在华锅炉领域的领先位置很有帮助”。新武锅名义上还保留军工业务,但实际上技术人才和生产设施已无法控制。

    工业汽轮机:武汉长江动力和杭州汽轮机

    工业汽轮机是石化电力等行业的关键驱动设备。杭汽轮是国内最大的工业汽轮机企业,具备年300台/350万KW设计制造能力,产品覆盖我国应用工业汽轮机所有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65%—75%,配套自给率90%。该公司在70年代引进西门子技术后自主吸收消化,掌握全套设计、制造技术,跻身于该领域国际先进行列。2000年西门子要求购买杭汽轮国有股或与杭汽轮合资未果。

    2005年,长江动力(工业汽轮机)被西门子以3.4亿人民币控股(西门子占75%)。此合资公司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汽轮机制造基地。此举意在利用我国相关企业的分散格局打压竞争对手。如果形成外资垄断,受到损伤的将不仅是杭汽轮,还将包括上下游相关企业。

    其他行业

    水泥:

    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中,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大型水泥企业(海螺、华新、山水、亚泰)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外资”的烙印。

    铸铁管:

    法国圣戈班控制50%市场。徐州钢铁总厂成立于1958年,是国内球墨铸铁管、铸件的专业化生产厂家。2006年,徐州市以5.37亿元将徐钢资产100%转让给法国圣戈班,还搭上徐钢在徐州光大新兴铸管公司中的全部股份,总价值7亿元。这使圣戈班在中国的管道市场占有率超过50%。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圣戈班的管道业务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轮胎:

    新中国橡胶工业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1993年以来,众多跨国公司争相涌入中国橡胶行业,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外资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合计超过全国2/3以上的产能,其中很多是行业骨干,包括为国防工业配套生产轮胎的企业。

    矿山:

    1993年后我国在部分地方试点开放矿山勘察开采,至2003年,七十多家外商来华,已获云南播卡、潞西、辽宁猫岭、贵州烂泥沟等多处金矿的独家合作“勘探权”或绝对控股。其中播卡、烂泥沟为百吨以上世界级金矿。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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