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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生产力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作者:[钟庆]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1-03
 
    与主流经济学家会谈后,又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如左大培、韩德强等会谈。在后来的演讲过程中,与听众交流互动。还进行了些座谈、讨论。逐步明确化生产力经济学,或动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中国的各经济学派本来是势同水火,互不买帐,张维迎就说从来不看非主流的论述,非主流对主流也是毫不留情批判。这次中国之行,与各派都能对上话,说明其切入点都是各派可以接受的。在“刷盘子还是读书”理念上都有很大认同。
 
    生产力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研究的是产业的自然发展规律。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现有经济学流派归根到底都是从生产关系入手,探讨什么样的体制最优。有了某种好体制,就自然而然促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则直接从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入手。在探求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求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社会环境和文化与之配合。这切入点的巨大区别,可能生产力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的发起人多是工程背景,直接与生产力打交道,熟悉了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其它流派的创始和研究者多是人文出身,自然而然倾向从生产关系入手。
 
    经济学一开始都要定义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价格,计算赢利亏损等,比较流行的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有各自特点和适用范围,不过都是商品和劳务的微观价值描述,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宏观价值描述,却有很大缺陷。
 
    苏联、中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向先进国家追赶,都面临从追赶制向成熟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一个套路,挥刀自宫,打垮了民族的生产力——重工业体系。唯独日本的构造改革没有挥刀自宫,日本逐步走出了长期经济低迷。什么原因使日本和中国苏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也曾经想到过挥刀自宫,日本的制造业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由银行长期注资维持,银行成为制造业的大股东。但这种体制使银行系统不堪重负,金融脆弱,需要进行金融改革。如何清理呆坏帐,关停并转卖不赢利的制造业。既然亏损,就应该关闭拍卖,这是很正确的选择啊,中国苏联就是这么干的,日本还曾经提出向中国学习设立经济特区。但很快反对声音就出现了:如果制造业垮了,剩下健康的金融业有什么用?!制造业是亏损,制造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不高,大约只有20%,但日本经济所需要的原料都是制造业换回来的,如果没有原料,再多的GDP也是数字游戏。这种反对的声音无法辩驳,因为日本实际一无所有。如果日本是类似苏联中国那样的地大物博的国家,可能也会抵挡不住诱惑走上自宫道路。苏联资源丰富,地广人稀,自宫就非常决绝果断。中国毕竟还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走的是渐进自宫的道路。再看看中东的诸产油国的出息,不得不感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学语文课文的这句话,原来如此深刻!!!
 
    微观上创造的价值,累积起来成为宏观价值,如GDP,却不能反映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创立的年代,这不是大的问题,当时还处于人力时代或工业革命的早期,地球对于人类来说还广阔无边,资源无穷,人类经济活动消耗的物质和能量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近现代,在现代机器的威力下,地球已经变成一个狭小的村落,资源不再是无穷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GDP在高速增长,但国民却走向贫困,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福利都丧失了;矿难频发,却很多衣食无着的人趋之若骛;即使是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都可以看见大量中国淘金者的身影。日本虽然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停滞,但实际生活水平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莫然回首中国的经济奇迹,会发现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中国实际一无所有,为世界无私奉献了奶和血。当然,中国积攒了些钞票,这些钞票不过是纸,甚至纸也不是,只是计算机上硬盘里的一个符号。
 
    那么,什么是商品,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是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按照效用价值,因为消费商品获得了无差别的人类快感。在价值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波动。这些价值都是描述商品的社会属性,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还有一个自然属性,即商品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物质和能量都最终来源于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地球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下可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商品交换是按照商品的社会属性进行,等价交换。但对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说,却是不等价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不平衡的。中国是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国,日本是净流入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即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越来越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也加速度进行。但中国的资源有限,是一个抽血的过程,所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却走向贫困。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可能是负数(制造业亏损),但由于商品自然属性交换的不等价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入持续扩大,日本越发富裕,实物物价达到与中国相当水平。财富和消费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商品上,最终需要落实到物质和能量,即商品的自然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只是反映社会中人的相互关系,实际与财富无关。
 
    那么,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什么叫经济发展?什么叫社会财富增加?什么叫赢利亏损?按照商品的自然属性进行定义,就是:能否获得自然资源,是否具备将自然资源加工成各种商品的能力。按照商品的自然属性评价,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中国大量净流出有限的资源,中国将自然资源加工成各种商品的能力也丧失了,必须借助国外的能力才能维持生产,当然需要用大量的资源去交换这种生产能力。在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下,为什么中国的生活反而水平提高了、繁荣昌盛了,是因为吃了子孙饭,卖了爷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在享受眼前奢华之后走向贫困。人口也将雪崩式减少,由于独生子女和男女比例失调。看样子吃子孙饭不算什么罪过,因为断子绝孙了,中华民族为这个超载的星球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如果想重新出发,重新工业化,重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重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扭转当前唯GDP的发展航向。GDP只能描述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却不能描述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描述当前中国在流血。
 
    在社会价值计算体系下,一个民族国家各产业是平等的,都可以量化为货币。在货币的计量下,哪些产业盈利哪些产业亏损,由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但在自然价值计算下,这种资源配置是效率极低的,大量的资源被高效率配置到国外,成为经济殖民地,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商品的自然属性下,民族国家的各产业地位是不平等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不是表面上占GDP的份额,货币计量下的盈利亏损。可能某种产业占的GDP不高,但非常重要,因为是获取资源的高效率产业。获取资源最高效率的产业是军事和文化产业。用军事产业和文化产业换取资源,完全是空手套白狼,一本万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隐形轰炸机远征四方,直接掠夺资源,在资源和交通要冲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对此日本羡慕不已,想突破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即便是军火出口,单位重量的价格惊人,即使外观上看起来如破铜烂铁。文化产业美国也是霸主,好莱坞的电影、教育外国学生和外国未来的领导人,甚至教授英语。文化产业对资源的获取能力比军事产业还大。日本也在积极推广它的文化产业,比如日本动画占据中国市场。市场营销和品牌实际是文化力量的延伸。金融产业实际是政治军事文化力量的延伸,日本认识到自己的金融业脆弱,无论怎么改革都没有效果,原因是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腿软。
 
    中国做为一个大国,也应该发展自己独立强大的军事,即使暂时不能输出,获取资源,也应该做到不被掠夺,捍卫自己在海外的利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坚持文化独立,大力弘扬输出自己的文化。现在的中国是各国文化的倾销地,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迷失了自己。
 
    军事产业需要自己的技术力支撑,买不来军事的现代化。阿根廷购买装备了先进的法国“飞鱼”导弹,但在英阿马岛战争中战败。马岛战争后不久,以获胜之威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却与中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多少年后,撒切尔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办法,中国是超级大国。中国的导弹虽然没有“飞鱼” 先进,人均GDP也比阿根廷少很多,但中国有自己的技术能力,能够象生产香肠一样把导弹生产出来,并不断改进导弹的性能。所以中国是先进国家,超级大国,阿根廷是落后国家,虽然GDP高。
 
    文化产业一样需要自己的技术力支撑。自己的文化能够被别人学习传播,归根到底是自己要有过人之处,这是一个崇拜强者的世界。我们知道美国的文化产业很发达,向世界大量输出。印度的文化产业也可谓发达,印度电影的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但印度电影的影响力安在?
 
    技术力本身也可以获得资源,如征收标准和专利使用费,中国是DVD的生产大国,但利润与中国无缘,绝大部分需要支付标准和专利使用费。高技术商品与低技术商品,在商品的自然价值交换是是极端不平等的。一台日本的数字相机可以交换中国一卡车粮食,在社会价值上是等价交换。但在商品的自然价值交换上,数字相机的核心部件是镜头和芯片,这些不过是沙子做的。日本用一包沙子换中国一卡车粮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穷、日本富的原因。
 
    发展技术力即使不能出口交换资源,也能减少资源的流失和浪费。节流也是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造一架飞机所消耗的资源很少,但生产8亿件衬衫所消耗的资源是天文数字。发展铁路网,发展自己的新干线,能大量节约资源。铁路的运输效率是公路不能比拟的,虽然从社会价值出发,公路能创造更多的GDP。
 
    什么是技术力,怎么算是发展了技术力。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国家具备从矿石开始生产出各种现代化产品的能力。美国具备这种能力,日本也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它们是先进国家。中国也曾经具备这种能力,也曾经是先进国家,但现在不具备了,成了落后国家。有这种生产产品的能力,不等于一定去生产这种产品,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让不会生产的国家帮自己生产。中国生产裤子交换美国的飞机,实际上中国没有生产裤子的能力,因为中国生产裤子的装备依赖进口。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战火一开,光屁股的会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美国可以把裤子的生产转移到其它国家,或者干脆自己受累亲自生产,因为美国具备生产装备的能力,中国的裤子生产线到时候不能维持。
 
    具备从矿石开始生产出各种现代化产品的能力,就必须具备装备、材料、半导体等独立完整的基干产业。具备了独立完整的基干产业,就是具备了“经济永动机”,不依赖外部交换,就可以把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加工成各种产品。是否具备独立完整的基干产业,是区分先进与落后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的装备、材料、电子半导体等基干产业已经被放弃了,所以从先进国家发展成了落后国家,虽然GDP增长很快,但自己的资源都是别人的财富。
 
    基干产业最重要的是完整性,就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生物般的特性。基干产业初始阶段的技术水平低下和数量不足并不重要,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消费市场,基干产业就可以实现质和量的指数扩张。因为是设计生产机器,用机器生产机器,机器的精度和效率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累积,形成指数增长曲线,这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考察各产业的增长过程,如钢铁、汽车、计算机等,都可以看到这一指数爆发的过程,直到资源和需求的界限。产业之所以能快速增长,实际是背后为其提供装备、材料的基干产业的指数爆发。
 
    基干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它具体产业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自然发展规律。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和行为主体去实现和配合它们的发展,在同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的生产关系也是不同的。不存在一种生产关系放之四海皆准,对任何产业任何时代都有效,但我们却幻想建设一个完善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体制。在建立放之四海皆准的体制指引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
 
    在基础和综合技术领域,政府有它独特的优势。“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国家的任务”是日本的一条基本国策。政府有调动跨行业跨专业的资源和人才的能力。新干线由日本国立铁道研究所研制,是一种跨行业专业的综合性技术产品,调动日本各大企业、大学、各门类专业人才协作攻关。参观初代新干线令人震惊,各部件虽然简单粗糙,但综合起来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这种联合攻关的科研体制已经瓦解了,所以新干线需要进口。日本企业的数字家电、数字相机独步全球,得益于日本政府组织开发的MIRAI新一代半导体加工技术,直接赋予企业先进生产力。中国政府却不能给中国企业提供这种基础技术支持,给企业的是什么完善的制度,即生产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在重演,义和团“信”某种神功,调动积极性,但血肉之躯不能与先进生产力钢铁对抗。
 
    在面向最终用户方面,企业有它的优势,如何探求顾客的需求,细分市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数字相机千奇百怪。外形千差万别的数字相机却源于同样的生产技术。不同产业千差万别,有各自的发展规律,政府并不了解这些规律,也不先知先觉,很难施行统一的政策。需要政府与行业、企业互动。企业熟悉了解本产业的发展规律,如何把企业意志上升为行业意志,最后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意志。日本企业与日本政府就有这种互动关系,受日本政府很好保护,企业能够安心进行长期的技术投入。丰田和日产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成长为世界领先企业。中国企业则不然,政府政策与企业无关,使企业直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与世界最强者孤军奋战。企业首先要谋生存,当期利润最大化,完全不能为技术做长期投入。这是中国企业走上“贸工技”,导致最后空壳化、衰落的根本原因。
 
    现代产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人才和技术都需要长期蓄积。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克服很大壁垒。我们可以发现,企业作为法人,是长期稳定的,法人的寿命远远长于自然人的寿命。资产所有者管理企业固然会对企业的运营尽心尽力,如果资产所有者故去,难道需要不断MBO?或者把企业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自己的儿子孙子难道一定是经营的好身手,那就应了两千年前的那句话“宁有种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必然趋势,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农业社会则不同,不需要人才技术的积累,进入和退出市场都很容易,所以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自然人与法人合一,富不过三代也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运行。
 
    现代企业需要常青,需要建立企业制度和文化,即依靠组织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创业的天才和老板个人的力量和积极性。简单的说就是“法制”而不是“人治”。主流经济学家推行的“制度”,实际是“人治”,需要聪明超能的老板,还需要老板的子子孙孙“有种”。日本的大企业已经完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靠组织的规章制度和文化,而不是个人力量推动和管理企业。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从普通社员积年累功爬到社长位置。组织的规章制度和文化的形成是漫长的过程,稳定但却有惰性,不容易跟上新的变化。那么,就需要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就改进;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现场解决问题。日本的说法就是“现场主义”,智慧的源泉是现场。越是领导者越是要深入生产第一线,领导者的意图可以彻底地贯彻到生产第一线,生产第一线的问题也可以很快地反馈到上层,实现生产的精益化和合理化。
 
    现代的产业发展,新技术的发明发展,都是团队化共同努力分工协作的结果,分工协作过程中,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铁饭碗、大锅饭是合理的选择。铁饭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也是期权。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阶段,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失败的可能很大,不可能当期支付,铁饭碗作为期权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以铁饭碗、大锅饭为基础,结合绩效薪酬制、按资分配、年功序列制和职务级差。
 
    绩效薪酬制是对可以考核绩效的团队而言,团队也可以是一个人,比如作贸易的业务员,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分厂,分公司。按资分配虽然不爽,但是资本就是钢铁,人的作用在钢铁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分配是为了兑现这个价值,让更多的资本变成钢铁。与其让几百万义和团去冲机枪阵地,不如每个义和团出一个铜板,搞它一个炮阵地。年功序列制是因为,一块钱和一块钱不同,解放初的一块钱和现在的一块钱不同,解放初的一根螺丝钉和现在的一根螺丝钉也不同,前面那颗螺丝钉是以后可以作更多螺丝钉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职务级差是为了照顾精英阶层的情绪,精英阶层一般是通过苦学当的精英,没有人天生不喜欢玩,喜欢苦学的人往往因为更喜欢和人比,也就是都比较小心眼。精英阶层的职业是搞管理,搞生产调度,消极怠工的破坏性比产业工人这么做大的多,就算社会性贿赂。
 
    国家也要为企业提供铁饭碗,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国家也要为国民提供铁饭碗,提供“教科文卫”的基本服务和保障。铁饭碗能有效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缓解社会矛盾。使有限资源能够向重点产业,向民族长远倾斜,而不是短期利益。国家保护企业的产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产权所有者享受产权带来的更大权利时应该对社会进更大的义务。同时也是现代生产力的要求,关键行业关键企业的变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而不是帐面上本企业本行业占几个百分比GDP。在现代工业国家,产权的收益、继承、转让等等权利,都受到国家意志限制,实际是有限产权。中石油高价收购美国石油公司被国会否决,外资想收购日本倒闭的“雪印乳业”,也被日本官僚否决。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倡导的“产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小农经济时代的特征。
 
    现实人、自然人除了“理性人”属性外,还有“事业人”属性。日本富士通公司全面导入能力主义,也就是多劳多得,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却导致了企业衰落。导入基于理性人的能力主义招致失败,日本有很多调查研究。能力主义固然能调动积极性,但破坏了协作性,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老中青传帮带的岗位培训也陷于停顿。更重要的是,过于强调理性人,则压抑了事业人属性,压抑了创造性。在现代生产力前沿领域,主要依靠的是组织协调性,和事业人的属性。日本的改革方向,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年功序列与能力主义相结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我与一位研究科研体制的博士生做了相关交流。中国和日本的科研体制表面上相似,产学官结合,但有个根本区别。日本教授除了铁饭碗外,是不能拿钱的。那么,如何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回答是:做到教授这个位置,驱动力是事业人不是理性人,否则不要做教授。国家的铁饭碗虽然不能发财,但中等偏上还是可以的。教授不拿钱,就可以立“信”。此“信”与前面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信”不同,是信用不是信仰。不拿钱,才能张扬科学精神,出成果,能够相互监督。美国教授也是铁饭碗不拿钱的。中国教授是拿钱的,于是相互间不要断了财路,集体分赃哄骗政府。中国虽然调动了理性人的积极性,但出的成果,对社会的贡献,远不能与美日同行相提并论,虽然他们吃铁饭碗大锅饭。
 
    国企改革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破坏了国企的制度和文化。承包、厂长负责制、自负盈亏、MBO等等,都是用小农生产关系硬套现代生产力。于是国企完结了,中国的现代生产力也跟着完结了。想象一下在美国或者日本的大企业,也引入中国特色的承包、厂长负责制、自负盈亏、MBO等等改革手段,这个企业注定会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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