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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培红:中国的日本 
作者:[常培红] 来源:[作者惠寄] 2012-02-0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中国自宋以后,为蒙古所灭,又于明为后金所灭,中国近代对西方文明不加辨析的仰视,对中华文明不加辨析的反复批判,这种状况使得文化中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已经陌生到了无知的程度,唐代时由长安流传到日本的相扑,很多中国人竞认为那是日本的相扑,而所谓的日本刀不过是唐刀的仿制品。

    中国汉唐及当代日本对儒家的理解源自荀子对于孔子的理解,诸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个“儒”准确的说是荀子,对道家{《道德经》《庄子》《周易》}的理解源自韩非子对于道家的理解,即“以法释道”,中国史中称其为“打着道家旗号的法家”,日本的“神道”就从属于这一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霸道”日本思想家删除了其中的“权术”部分,经过重新商标注册,即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韩非子的“权术”不仅和其老师荀子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思想是相冲突的,和其本人的法制精神也是相冲突的。

    国人一再抱怨日本人学去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却不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何物!中国的教育只教会了人们记忆,却没有教会人们思考,自国都迁离长安之后中华文明迷失了自我。

    西方的机械唯物主义深刻的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在社会的实践中导致了“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社会结果,即要想发展经济就得道德沦丧,要想成全道德就要牺牲社会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是道德的,但毛泽东是以牺牲社会发展来成全其道德的,邓小平时代的社会是发展的,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是富裕的,但邓小平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成全其发展的,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根本就不能统一。

    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权力失去监督必将导致腐败”,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荀子的礼制其作用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人性如何实现自我约束,即提升国民的素质与修养。

    纲举则目张,纲:渔网上的总绳,目:渔网上的眼,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撒,所有的网眼都会展开,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拉,所有的网眼都会收紧,社会管理中会有许多问题,但提升国民的素质修养是社会管理的“纲”。

    荀子与朱熹对于孔子,对于礼的不同理解,就如同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白天与黑夜的差异。

    荀子依靠对君子的敬仰,对小人的批判来实现人性的自我约束,从而提升人的素养的,日本人喜欢称人为君,即《荀子》中的君子,日本人的素养由此而来。

    君子;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争先,享乐之事能让,端正诚信,奉公守法而又明察事理,走遍天下,即使困于蛮荒之地,人们也没有不尊敬和信任他的。小人;蛮横而又性情奸诈,劳苦之事就偷奸耍滑,畏缩逃避,享乐之事就死皮赖脸毫不退让,并且卑劣放纵而不知检点,走遍天下,即使小人得志,人们也没有不厌恶和轻视他的。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侮辱,容易恐惧但难以威胁,害怕是非但不逃避为正义而死。

    君子安闲而血气不衰,劳倦而精神不懈。喜不过予,怒不过罚,是因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

    君子耻于自己没有信用,而不耻于不被信任,耻于自己没有德行,而不耻于被人污蔑,耻于自己没有才能,而不耻于不被重用。

    意志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左右金钱,小人被金钱所左右。利少而义多,为之,身劳而心安,为之,良农不因天旱不耕,良商不因亏本弃商,士君子不因贫穷而放弃原则。

    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完备的法制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是有的,有君子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至今还没听说过,孙子的兵法并没有失传,但孙子不能保证后世的将军都百战不殆,《唐律》并没有失传,但唐太宗不能保证大唐世世代代都称王天下,法制本身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所以说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君子法制即使简约,也足以管理一切,没有君子,法制即使繁琐,也会因为执行力度的问题,或者失去先后施行的顺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而足以造成社会管理上的混乱。

    荀子认为;法治与人治必须统一,单纯的法治或者单纯的人治都是片面的,这个问题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争论过了,而今天人们还在争论。

    荀子是唐代时的圣人,唐太宗本人更是荀子的粉丝,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曾被唐太宗反复引用,荀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从而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因亲旧关系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而使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都能为唐太宗所用,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年龄、学历、户籍、关系背景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人能力的发挥。荀子的礼制认为;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不服从君主而有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忠,服从君主而不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谄,服从君主而有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顺,在荀子忠诚思想的影响下唐太宗的属下皆正直敢言,勇于任事,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书谏止,认为现在国力不如隋朝,如果劳民伤财动工兴建那么唐太宗那不是就连隋炀帝也不如了,虽然唐太宗不服,经过辩论唐太宗最终听从了张玄素的意见,停止了这项工程,并且称赞张玄素敢言,赐给绢五百匹。

    在荀子成为圣人的唐代,唐的声威远播四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今天的日本人和唐代的中国人一样要么是由衷的赞美,要么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对此已经感觉到陌生和不习惯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利益决定个人判断,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判断,人性中追求自身进步,自身生存条件改善的人之常情即人的发展权,或者国家的发展权是不容否定的,发展从属于公共道德,所以从属于“礼”,而朱熹的“礼”一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贯否定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这种状况使得道德为个人与国家所轻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异化为道德的沦丧。
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制只有与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溶为一体时,道德或者法制才会有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也才会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利益与道德溶为一体时,人性好德如好色。

    荀子儒学认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也对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圣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错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人才。一个人大是大非上错了,其它就不用看了。

    朱熹说过很多话,有些当然是对的,但朱熹在大是大非上错了,所以他的其它就不用看了,把朱熹吹捧成圣人的宋王朝积贫积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人之生固小人,没有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性只能唯利之见,又遇社会变革,沾染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于是小人更加渺小,卑劣的本性更加卑劣,君子可以做小人,但君子不愿做小人,小人可以做君子,但小人不愿做君子。今天小人们的心灵如同他们只知道吃喝的嘴巴和排泄的肛门,安知大局整体,安知廉洁耻辱,安知恭敬辞让,安知道德公义。

    人之生固小人,人先天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人的善良需要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之性恶,尤如水往低处流,是不由自主的,人之性善,尤如水往高处流,水何以能从一楼流到十楼,其行为完全来自环境的约束与引导。而政府亦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当它的行为失去约束,当它的权力失去竞争,它就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方便,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社会还没有到犯罪高发,人民揭竿而起的地步,它就不会反省自身的腐败,政治权力处于竞争状态,政府热衷于启民智,而政治权力一但陷入垄断必将滋生政府的愚民意识,封建主义指的是处于垄断状态的政治权力,而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当代日本及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皇室,我们为什么不称其为封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处于竞争状态的。

    一切为处于垄断状态政治权力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这个东西中华文明中有,西方文明中同样有。

    在西方是自由人权启民智,而在日本是性恶启民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为政府的愚民政策服务的,由此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前夜思想界展开了针对孟子、朱熹的激烈批判。

    关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领导者应该以爱护、公正的态度对待属下,下属应该以忠诚,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属上,即君仁臣忠,在企业内营造一种家庭式的社会氛围,即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中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荀子认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尊敬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两样的。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便为不肖,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是戏虎也,人如禽兽就是社会的垃圾,戏弄老虎则十分危险。

    也就是说对于周围的人,先不要考虑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何,首先需要的是对他示敬,你尽可以有自己的好恶标准,但在与人相处时个人内心的感受都不应该表露,因为在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场合,需要的是公共道德,而不是个人的一己私德。

    关于家庭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两贵不能相使,两贱不能相事,数也。人与人的平等将会使社会丧失效率,一个家庭如同一个企业,一个军队,其组织关系必须有主有从,如果大家都完全平等,谁也没有权力命令谁,其结果只能是一群缺乏效率与和谐的乌合之众。

    二战前后欧美、苏联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因为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其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本身这一地区地广人稀,必须让妇女走出家庭以支持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多生孩子的妇女政府予以多种福利及补贴以鼓励其生育。自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1920年才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所以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成就的产物,而不是其自由与人权的产物。中国和欧美相比,由于人均经济总量偏小,人口过剩,在劳动异化与妇女解放之间“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必须制定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妇女更适合回归传统的社会分工—家庭之中。当夫妻双方都在工作中疲于奔命时,试问谁来照顾家庭?并不是全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雇个保姆的!

    男尊女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则是民主形而上学的产物。

    对于知识第一是学习,第二要怀疑,第三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唯此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唯此知识才能为我所用,唯此人才能成为知识的主人,否则人将沦为知识的奴隶。

    韩非子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即使在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发动战争,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弱国只能光着屁股挨打,国家强大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国家弱小别人就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贤人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纣为天子则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持,而贤智不足慕也。

    孔子见到鲁昭公要下拜,不是鲁昭公的道德使孔子下拜,而是鲁昭公的权势使孔子下拜,如果鲁昭公光有道德而没有权势孔子是不会下拜的,在道德与权势之间人性首先屈服的是权势,而不是道德。

    人性为利益所引诱,为权势所屈服,唯物主义通俗的说就是有钱有势,有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经济先进,有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军事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先进,军事强大就能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赢得主动,反之则很被动。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成就了汉唐,在今天成就了当代日本,193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中国的十倍,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于2010年勉强超过了日本,这还是依靠十三倍于日本的人力,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及资源取得的成就,而且刚刚超过日本就面临着发展的可持续性。有人会说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受到过美国的支持,那么试问1937年谁在支持日本?有人说二战后的日本放弃了军备,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试问1937年日本有没有军备?有人说中国人多?北京总没有日本人多吧,是不是北京搞一个香港式的特区,实行京人治京,高度自治,北京就一定能超过日本?未必吧!如果非要说有人在支持日本的话那么也只能是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是荀子、韩非子给予了日本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繁荣与成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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