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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作者:[郑永年] 来源:[] 2012-01-09

    中国有条件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但今天的中国文化则是处于萎缩状态。关键在于缺失文化发展和创新。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三个“解放”显得尤其重要,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首先,要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例如“学习雷锋运动”提倡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绝对忠诚。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一些东西例如“个人崇拜”等更是传统的表现。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已经退居到这些人的“潜意识”之中。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错把西方当做真理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文化依附于权力难以独立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会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利益的腐蚀性更甚权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温家宝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已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做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来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方面的人来申请。你听话了,我给你一块;你不听话,我就不给。除了十足的腐败,这个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就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改革呢?

  教育体系被利益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的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和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除了钱,毫无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产生了一个像样的学者吗?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又豢养了一大批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不可以企业化呢?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这个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更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寻租”来追求物质利益。例如教育部。这些年来,教育部设计了多少评审、评估等名目繁多的的项目呢?很多项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的目标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要钱、向学校要钱。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能拿什么“走出去”呢?相反,如果中国的文化创造者的思想继续被殖民,继续是权力和利益的奴隶,那么中国文化的继续萎缩不可避免。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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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2-02-18 21:28:45.0)
    The expretise shines through.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answer.
新法家网友(2012-02-16 11:56:56.0)
    ----"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确实如此。原因有: 1,基于美国的国策/国家战略,削弱和打击现存和潜在对手是一种必然,而中国无论崛起与否都位列其中。 2,美国的优势是国力的强大,这主要来源于科技力量的作用,而在科技方面中国处于劣势;正如我在“来信照登”栏(李志涛)里的内容 ——“科技的发展永远无法弥补精神的损失,未来的世界必将是科技与思想并行的世界,也必将是东西方并行的世界。” 因此,只有强化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实力才有可能在联合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和美国抗衡。 3,中国具备先天文化优势,中国历史悠久,这是美国不具备的。中国从来都不缺乏人才,而只是缺乏人才的合理安排,人不能尽其才。 综合评估,虽然现状很不理想,处于美国合围之中,但灵活运用国策和长处实力还是有用的。 中国目前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世界格局正在或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之前的劳动力优势也因各方面原因缩水,国策也是到了改变的时候; 国与国的较量,不单纯是实力的较量,更是国策的较量。 李志涛 2012.02.16
新法家网友(2012-01-09 15:50:36.0)
    博主是一个能真正发现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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