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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大小戴记三纲礼义精华录·杂说第五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1-12-25

一、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征敛于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大戴礼记·主言第三十九》)

 

语义:

 

君王打猎所得禽兽,并不是用来充满宫室的。从人民那里征求敛取来的财物车马兵甲等,也不是用来装满公家的府库的。这些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君王的心胸是博大的,经常忧虑人民的疾苦,拿出宫室府库里所藏的来救济百姓贫乏,君王经常用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消费的过度。

 

点睛:

 

“损有余补足”,以实现百姓均平,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基础原则,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这一原则发端于古代礼制,于此明矣。《白虎通·礼乐》从消费的角度说:“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礼者,盛不足,节有余。使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富贫不相悬也。”

 

二、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

 

语义:

 

哀公说:“请问什么叫做为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君王做得正,百姓就跟着做得正,领袖所做的,就是百姓所跟从的,领袖不做表率,百姓如何去跟从?”哀公说:“请问为政要怎么做?”’孔子说:“丈夫和妻子的职责要辨别得很清楚,父亲和儿子的感情要很亲切,君王和大臣的地位要分得很清楚。

 

点睛:

 

社会治理的根本在正名分,其中三纲(六位)最为重要,即夫妇、父子、君臣。子路与孔子之间也曾发生过类似对话,只不过内容上没有此段具体。《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载:“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三、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西东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也,是天道也;无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

 

语义:

 

哀公说:“请问君子为什么重视天道呢?”孔子回答说:“重视它的运行不止。犹如日月的东升西落相从不止,这就是天道。不闭塞且永恒不变,这就是天道。自然无为而物成,这就是天道。化成万物而功效彰明,这就是天道。”

 

点睛:

 

《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载子贡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于是有人断言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这是不对的。子贡是在讲性与天道依靠耳闻是不能够学到的,因为它们是无形的,不可言说,只可心感。先秦典籍中,孔子讲天道的地方是很多的——心性之学是孔学之大端,孔子岂能不讲?!

 

四、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

 

语义:

 

一般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恶事发生之前先加禁止,而法却是在恶事发生之后再加以惩治,因此法的作用很容易看到,而礼所能产生的作用却难以被人知道了。至于用奖赏来鼓励人行善,用刑罚来惩罚人作恶,先王把握这一原则的坚定就如金石一样,推行这一原则的忠诚就如顺着四季的轮回一样,对这一原则所采取立场的公正无私就如天地一样啊,那里会不用赏罚呢?然而所谓礼呀礼呀,就是在罪恶还没有萌发时就先消灭了它,从极微小的地方培养起诚信来,使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并不知道。孔子说:“听断诉讼我和别人一样,只是我尽力使他们没有争讼呀!”就是这个意思吧。

 

点睛:

 

现在治国,尽乎完全按照西方政治的逻辑。于法,重刑罚而少庆赏;于礼,则被铲除得一干二净。如此,怎能实现社会大治呢?学习西方,不仅没有使我们“进步”,反而弄得将基于中国现实的根本治国原则都抛弃了,真可悲啊!

 

五、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

 

语义:

 

对于动物,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使它们被宰食。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再去吃它们的肉,因此就远离厨室。这样是增加恩德,并且彰明仁爱的心啊。

 

点睛:

 

慈悲与智慧本是一体,所以君子远疱厨是重要的。

 

六、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语义:

 

君子进别人的国家,不说那国忌讳的话,不触犯别国的禁令,不穿着色采华丽的服装,不散布恐惑的言辞。所以说。与其奢华不如俭约,与其倨傲不如谦虚。

 

点睛:

 

如果西方的外交家放弃他们所谓的“文明”,懂得这些君子之行,世界可能会更加安定些。

 

七、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语义:

 

砍伐草木要有定时,猎杀禽兽要有定时。孔夫子说过:“砍伐一棵树,猎杀一个禽兽,不在合适的时候就不是孝。”

 

点睛: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语出《孟子·尽心上》)由亲亲至于爱物,由爱物亦及亲亲。所以说不按时取物是不孝。从孝敬双亲至保护生态,中国文化一以贯之,其博大如此!

 

八、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语义:

 

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足的,不如贫穷而有美名;处在耻辱的环境中偷生的,不如死去而得光荣。耻辱如果能避开就避开罢了,要是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君子把走向死亡看得像回家一般。

 

点睛:

 

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有气节——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九、曾子门弟子或将之晋,曰:“吾无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苟是之不为,则虽汝亲,庸孰能亲汝乎?”

 

语义:

 

曾子的学生将往晋国,临行时说:“那边我没有相知的人。”曾子说:“何必一定要有相知的人,去吧,有相知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朋友,没有相知的人,就称他们是待客的主人吧!何况君子本着仁道,立定志向,先身体力行,后发表言辞,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受到感染而亲如兄弟。假如这方面不加追求,那么虽然是你的亲人,又有谁能真正亲近你呢。”

 

点睛:

 

从孔子及弟子们的言行看,先秦儒家绝对没有后来儒者普遍的狭隘和保守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使一个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是一种怎样广阔的胸怀啊!值得今人学习。

 

十、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怀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语义:

 

曾子说:“君子为朝廷效力就能实现他的志愿,在家里不当官就能淡泊宁静。在官岂能仅重视他自己能够发达啊,而是重视他有功劳,闲居岂能仅重视自己能淡泊宁静啊,而是重视他有操守。当官有什么功劳,不当官有什么操守,因此君子一进一退就有这两种教化民众的形式。君子进仕就能增加上级的美誉,而减少百姓的忧患。要是不能施展抱负,就不安居于显贵的职位,不羡慕那丰厚的俸给,宁可担着耒耜下田,去力行正道,受冷挨饿而仍坚守仁德,这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啊。

 

点睛:

 

出处之道极为重要。实际上我们不作官,正是修行的大好时节。无论如何,人不能终日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那样的话,只能是心为物转,身为形役,一生不得翻身!此节下面也说:“故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惮惮于不闻。”就是说,君子不因贫穷而郁闷不乐,不因卑贱而惶惶不安,不因没有名声而忧心重重。

 

十一、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夫有世,义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愤者不见使,正直者则迩于刑,弗违则殆于罪;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语义:

 

国家有道就很快地进入,国家无道就很快地离开,这样就叫着义。有时候,守义的人受到灾祸,推行仁的人遇到危难,恭敬的人不能进言,谨慎的人不被任用,正直的人会接受刑罚,不快离去就有被治罪的危险。因此君子就住在高山的上面或深泽的中间,采集橡栗和藜藿当饭吃,或是从事耕作而终老于十户人家的小邑。

 

点睛:

 

儒家同道家一样讲归隐,但儒家讲归隐是有条件的,即在无道的乱世才隐退。儒家出世入世本圆融无碍,后世儒者多远不及此!

 

十二、鹰隼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鼍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语义:

 

鹰和隼认为山还是太低,而把巢加在山颠的树上。鱼、鳖、鼋、鼍认为潭水还是太浅,而在水底另挖洞穴。最后它们还是被人抓到,那是因为贪吃那饵啊!因此,君子真能够不贪利而不害义,那么耻辱会从那里来呢?!

 

点睛:

 

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更要讲“无以利害义”,否则要使风俗淳,有如天方夜谭。

 

十三、君子游,苾乎如入蔺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语义:

 

和君子交游,就如走入放置香草的室中,芳香浓郁时间长了就闻不到香味,那是嗅觉被香草同化了;和小人交游,就像走进鲍鱼的市场,腥臭四溢,时间长了就闻不到臭味,那是嗅觉被臭鱼同化了。因此,君子应对于离开或交结朋友是很谨慎的。和君子交游,如冬至以后白天越来越长,而自己不觉得;和小人交游,好像在薄冰上走路,每踏一步冰层便下沉一点,能有几个不陷下去呢?

 

点睛:

 

君臣、朋友以义合,所以有就去。在这方面,不可不慎,否则将是灾难性的。

 

十四、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道,不知学问之大也。(《大戴礼记·劝学第六十四》)

 

语义:

 

所以不登高山,不知天有多高;不到深谷,不知道地有多厚;不听到前贤留下来的道理,不晓得学问的博大。

 

点睛:

 

在接受了现代西方学术后,我们不再理会圣贤之道,喜欢讲学术创新。创新是好的,但不能背离大道搞创新,不知返本,光开新,知识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201189日,净空法师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讲演中曾经这样开示:“现代的人走西方的路子,从小就讲创造,要发明,夫子不是这个态度,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做学问也没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太傲慢了、太狂妄了,中国人从小就学谦虚、学恭敬。能不能超过古人?说老实话,是超不过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冷静去想一想,古时候人心是安静的,心是定的,现在人心是动的。佛法对这个特别有讲求,定他生智慧,动他生烦恼,烦恼跟智慧两个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愈是上古时候的人愈静,夫子处于动乱的时代,定的功夫远远不如前人。周朝末年衰了,这就变成春秋战国,我们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的人已经逐渐心浮气躁了,但是肯定比现在好。为什么?当时这些诸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说,著述成书流传到今天,现在人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由此可知,那个时候虽然在动乱,心还是静的、还是定的,非常可贵。前人的东西,后人真的写不出来。两千多年来,历代这些文人学者留下来的著述,不能跟经典相比,连先秦诸子都赶不上,我们怎么可以狂妄?怎么可以轻视古人?甚至于批判古人,这大错。”(出处学佛网,网址:http://www.xuefo.net/nr/article9/85245.html,访问日期:20111114日)孔子“述而不作”,不是说孔子无创造力,而是孔子感到自己无法超载先贤——现代人的傲慢早已经超越了理性的界线。

 

十五、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积善成德,神明自传,圣心备矣。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跞,不能千里;驽马无极,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镂。(《大戴礼记·劝学第六十四》)

 

语义:

 

泥土聚积,成为大山,风雨就起了;水流的积聚,成为大河,蛟龙就产生了;聚积了善行,成就美德,神明自通,圣人的心就全备了。所以不聚积半步、一步,就不能达到千里;不聚积小河、细流,就无从成为江海;最好的好马,只是一跃,再神骏也无法行千里;最笨的劣马,一刻也不放松,就能成功。锲刻一会儿就丢下了,即使是朽木也无法折断;锲刻不停下,即使是金石,也可雕镂。

 

点睛:

 

无论是内业修行,还是外王事功,只要我们一心一意、精进不懈,就能得大成就,所以后面作者接着说:“是故无愤愤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涂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这段话大意是说,所以没有发愤不止的志向的人,就没有洞彻的智慧;没有持之以恒的努力的人,就没有显赫的成就;走上歧路的人不能到达,侍奉两君的人不能见容,眼睛不能同时看两处而看得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处而听得清楚。

 

十六、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大戴礼记·劝学第六十四》)

 

语义:

 

子贡说:“君子看到大河大川,必要观望,为什么?”孔子说:“水,君子拿来比喻德行,普遍给与万物,但是没有一点私心,这就像德;被它沾到就生长,沾不到的就死亡,这又像仁;它流行在卑下的地方,直行或曲行都遵循着条理,这又像义;它奔赴百仞的深谷毫不迟疑,这又像勇;在浅露处灵活运行,在深渊里又使人不可测度,这又像智;遇到柔弱的地方就旋绕,遇到危险的地方就通达,这又像察;受到污秽,而不逃避,这又像贞;包里着污秽的东西纳进去,变成鲜明清洁的拿出来,这又像善化;当流行时必流行,无论流到那种凹进去的地方,水面必是平的,这就像公正;盈满了不须用盖来平抑,这又像严谨;受到阻折就变向东西,这又像意愿;所以看到大河川,必要观望了。”

 

点睛:

 

《论语·雍也篇第六》引孔子言曰:“知(同“智”——笔者注)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与此节相参阅。

 

十七、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劝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冻。是故年谷不成,天之饥馑,道无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成。天之饥馑,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大戴礼记·千乘第六十八》)

 

语义:

 

古时把成年的男女姓名登记在政府的户籍中,使官吏掌管,以此来作为配给食物的依据,使工事的进行得随时宜,劝勉百姓戮力工作。在炎热的夏天,为公家作事不至于过劳而中暑,在寒冷的冬天为公家作事,也不会因受寒而冻坏。所以一年作物收成不好,遇天灾,有了饥荒的现象,道路上也没有饿死的人;可是现在的社会,男女都流散了,户籍也没有登记在政府里,因此食物也得不到配给,公事的进行也不得时宜。遇到天灾的时候,饥饿的百姓转徙沟壑,病死都不能在家了。所以建百姓的住所,一定要在美好的地方,因顺着寒暑的调和,使六畜兴旺,五谷宜于播种。辨别市场价格的高低,控制百姓性情的急燥或平和,调和食物的味道,使粮食得到适当的调配,耕作按着时节进行。

 

点睛:

 

《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也就是说,至少从周代起,中国已经有了人口管理制度,并在此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管理。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十八、子曰:“贪于味不让,妨于政。愿富不久,妨于政。慕宠假贵,妨于政。治民恶众,妨于政。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纵耳目,妨于政。好色失志,妨于政。好见小利,妨于政。变从无节,挠弱不立,妨于政。刚毅犯神,妨于政。鬼神过节,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第六十九》)

 

语义:

 

孔子说:“老为自己打算,贪取食禄而不谦让的,政事就很难推行;老想富贵,不愿贫穷的,政事就很难推行;羡慕别人受宠,要谋求高位的,政事就很难推行;治理百姓,却暴虐他们,政事就很难推行;为人父却不知慈爱子女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为人子女而不孝养亲长的,政事就不易推行;成天纵情于耳目声色之欲的,政事就不易推行;爱好美色,使意志消沉的,政事就不易推行;好贪小利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一天到晚老在改变,没有固定主见的,政事就不易推行;对事情的处理,不能当机立断,政事就不易推行;心性强悍,不敬信鬼神的,政事就不易推行;信鬼神太过分的,政事就不易推行。”

 

点睛:

 

这是孔子讲的“民征”,即从民众那里看为政的某些征兆。今天,我们考察民情,移风易俗,也要以此为标尺才行。

 

 

十九、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顺;有臣不事君,必刃。顺天作刑,地生庶物。(《大戴礼记·虞戴德第七十》)

 

语义:

 

(孔子说)从父亲对儿子的地位看来,是天啊。从君主对臣下的地位看来,也是天啊。有子女不孝于父的,臣子不忠于君的,这是把是非颠倒过来,违反天道的倒行逆施了。所以有子女不孝于父的,要治以逆伦的大罪。有臣子不忠于君的,要处以斧钺的重刑。顺天道而制定刑法,顺地道而养万物。

 

点睛:

 

《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人伦道德源于自然秩序,法律制度亦源于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具有不变性。中国文化从大处着眼,历久弥新,实由于此!

 

二十、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乱人兴之丧厥身。

(《大戴礼记·用兵第七十五》)

 

语义:

 

(孔子说)人类生来就有喜怒的感情,怒就有战斗。所以兵器的发明,是一有人类就有的事。圣人把它用到好的地方来防止祸乱的发生,作乱的人发展它却丧送了自己的性命。

 

点睛:

 

《大戴礼记·用兵第七十五》还说:“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贪者用兵,如虎添翼,害人必深,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巨大伤害,中国要承担起更大的世界责任来才行——西方主流社会不是空谈和平,就是武装掠夺,他们不知贪者用兵之害以及以战止战的道理。

 

二十一、若夫坐于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礼记·曲礼上第一》)

 

语义:

 

至于坐的样子,要像祭祀时的尸那样端重;立的样子,要像斋戒时的人那般恭敬。礼节要顺应事之所宜,出使要顺应当地的风俗。

 

释义:

 

古时代死者接受祭祀的人居神位,坐必端正,所以《礼记》的作者用“尸”来比喻坐姿。这里是说,或坐、或立,都要端正恭敬,俗话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据《礼记正义》,“礼从宜”说的是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礼,“使从俗”说的是臣为君出聘之法。无论这两句话的原意如何,都是说礼贵当时之宜,当地之俗。西方教士传教时,总要要求当地人改变自己本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符合礼的行为。只有在礼的基础上,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与尊重才有普世基础。

 

二十二、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礼记·曲礼上第一》)

 

语义:

 

对于贫穷的人,就不必苛求他非要用金钱财物为礼了,对于年老的人,就不必苛求他非要耗体力行礼了。

 

点睛:

 

本节体现了礼的灵活性,即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财而行,量力而行。《礼记正义》上说:“礼许俭,不非无也。”本来家里财力不足,为了所谓的“面子”,一味大讲排场,使礼成为社会上许多人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礼只是繁文缛节,只会“纵人欲,害人情”;这里的“筋力为礼”是指起立跪拜之类,年老体衰者和病残者当然要免除这些礼仪。

 

二十三、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礼记·檀弓上第三》)

 

语义:

 

子夏向孔子请教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孔子说:“睡在草垫子上,枕着盾牌,不担任公职,时刻以报仇雪恨为念,决心不和仇人并存于世。不论到什么地方,武器都不离身。即令是在市上或公门碰到了,拔出武器就和他拼命。”子夏又间:“请问对杀害亲兄弟的仇人应该怎么办?”孔子说:“不和仇人在同一国家担任公职。如果是奉君命出使而和仇人相遇,应当以君命为重,暂不与之决斗。”子夏又问:“请问对杀害堂兄弟的仇人怎么办?”孔子说:“报仇的时候,要让死者的子弟带头,自己手执武器随后协助。”

 

点睛:

 

《礼记》中还有血亲复仇的痕迹在。但其中私德与公德、私恩与公义之间的界线相当清楚,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二十四、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礼记·檀弓上第三》)

 

语义:

 

指挥军队征伐,战败就自杀,以承担责任;掌管邦国都邑,社会动荡就接受放逐国外,以承担责任。

 

点睛:

 

20086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和题客调查网联合开展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139人参与)79.0%的人认为应当提倡官员主动引咎辞职,使他们勇于承担责任,27.3%的人认为制度上应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看来在中国民间传统礼义精神仍发挥着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引咎辞职是“现代管理中的行政机制”,是“西方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关于政治文明的积极信号”,中国人自己已经不知道,这是中国礼义的基础原则之一。而目前有些官员却是表面引咎辞职,实则“曲线复职”,当代官场中竟无任何廉耻可言——中华礼义文明离我们真是太远,太久了!

 

二十五、有子问于曾子曰:“闻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礼记·檀弓上第三》)

 

语义:

 

有子问曾子:“你从夫子那里可曾听说过如何对待丢掉官职?”曾子说:“倒是听夫子说过:丢掉官职,最好快点贫穷;死了,最好快点烂掉。”有子说:“这不像是君子应该说的话。”曾子说:“这是我亲耳从夫子那里听到的呀!”有子仍然坚持说:“这不像是君子应该说的话。”曾子说:“是我与子游一道听到夫子这样讲的。”有子说:“那么,我相信夫子是这样说过。但是,夫子一定是有所针对才这样讲的。”曾子把这番对话告诉了子游。子游说:“真了不得,有子的话太像夫子了!从前夫子住在宋国,见到桓司马为自己制造石椁,花了三年功夫还没做好,夫子就说:‘像他这样的奢侈,死了,还不如快点烂掉为好。’死了最好快点烂掉,这是针对桓司马说的。南宫敬叔丢官以后,每次返国,一定满载珍宝去晋谒国君。夫子说:‘像他这样的行贿以求官,丢了官,还不如快点贫穷为好。’丢掉官职,最好快点贫穷,这是针对南宫敬叔说的”。曾子又把子游这番话讲给有子,有子说:“这就对了。我本来就说过‘这不像夫子所讲的嘛。’”曾子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有子说:“夫子当中都宰时,曾经规定,内棺四寸厚,外椁五寸厚,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夫子是不主张人死了就快点烂掉的。还有,从前夫子丢掉了鲁国司寇的官职,将要应聘到楚国去作官,就先派子夏去安排,接着又加派冉有去帮办,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夫子是不主张丢了官就速贫的。”

 

点睛:

 

为学,断章取义最可怕,通达最可贵。西方学术本身是碎片化的,国人对这种碎片化的学术断章取义,乌呼哀哉!

 

二十六、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大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礼记·檀弓下第四》)

 

语义:

 

吴国入侵陈国,砍伐陈国社坛的树木,杀害染有疫疾的陈国百姓。在吴军班师退出陈国国境时,陈国派大宰出使到吴军。夫差对行人仪说:“这个人很会说话,我们何不试着考问他一下。凡是军队一定要有个好名声,问问他,人们对我们这支军队是怎样评论的。”行人仪这样提出问题后,大宰回答说:“古代的军队在侵伐敌国时,不砍伐敌国社坛的树木,不杀害对方染病的百姓,不俘获头发斑白的老年人。而现在贵国的军队,不是在杀害患病的百姓吗,那岂不要被人称作杀害患病百姓的军队了吗?”又问:“如果我们归还侵占的土地,送回俘虏的百姓,你们又将如何评论呢?”回答说:“贵国国君因为敝国有罪而兴师讨伐,现在又悯怜敝国而加以赦免,这样的仁义之师,何愁没有美名呢?”

 

点睛:

 

现在西方国家从事战争,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经济掠夺,其他什么都不讲——与中国春秋时礼义之道比,是野蛮!他们还口口声声说要领导世界,师出无名,何能服世界人民之心!

 

二十七、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下第四》)

 

语义:

 

工尹商阳和陈弃疾同乘一辆战车追赶吴军,很快地就追上了。陈弃疾对工尹商阳说:“我们可是肩负着国王的使命,您现在可以把弓拿在手里了。”工尹商阳这才握弓在手。陈弃疾又对他说:“您可以向敌人放箭了!”工尹商阳这才射了一箭,射死一人,然后把弓又装入袋子。又追上了敌人,陈弃疾又对他说了以上的话,工尹商阳这才又射杀了二人。每射杀一人,他都闭上眼睛,不忍心看。他让驾车的停止追赶,说:“我们都是朝见国君没有座位,国君设宴没有席位的贱士,杀死三个敌人,也完全可以交差了。”孔子说:“就是在杀人时,也还是有礼节的。”

 

点睛:

 

所谓礼,首先是名位(名)与职分(实)相符,工尹商阳可以说是作到了这一点。有恶人,有战事,不得不杀人,但当存慈悲心,不可乱杀。

 

二十八、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人,阍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礼记·檀弓下第四》)

 

语义:

 

季孙的母亲去世了,鲁哀公前去吊丧。曾子和子贡也去吊丧,但守门人因为哀公在里面,不让他们进去。曾子和子贡就进到马房里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了一番,然后再去。子贡先进去,守门人说:“刚才已经往里通报了。”曾子后进去,守门人则已经把路让开。二人走到寝门的屋檐下,卿大夫都连忙让位,哀公也从阼阶上走下一个台阶,作揖,请他们就位。君子议论这件事情说:“尽力修饰仪容的作法,对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很有作用的。”

 

点睛:

 

仪表不可不重视,特别是在正式的场合。

 

二十九、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礼记·檀弓下第四》)

 

语义:

 

赵文子和叔誉一道在九原巡视,文子说:“这墓地中埋葬的死者如果能够复活,你最赞成和爱戴他们中的哪一位?”叔誉答道:“大概是阳处父吧?”文子说:“阳处父在晋国身为大傅,却刚强而无计谋,不得善终,他的智慧叫人不敢恭维,”叔誉又说:“那么舅犯可以吗?”文子说:“舅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就不顾及国君,他的仁爱也叫人不敢恭维。我最赞许和爱戴的人是随武子,他既能为国君利益考虑,也能兼顾个人利益;他既能为自己打算,又不忘掉朋友。”晋国人都认为文子的评价很恰当。文子的身体柔弱得好像连衣服都驮不动,讲起话来迟钝缓慢得像难以出口。他为晋国举荐的管理仓库的官员多达七十余人,但在他生前却从来不和他们在钱财上有交往,死后也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

 

点睛:

 

能老成谋国,出污泥而不染者古今有几人——文子圣贤者也!

 

三十、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爵人于朝,与士共之。(《礼记·王制第五》)

 

语义:

 

凡是选用平民中有才能的人做官,一定要对他的德才先进行考察。考察清楚了,然后试用。如果胜任工作,然后授予一定的爵位。爵位定了,然后授予一定的傣禄。在朝廷上品评某人爵位时,让士也一道参加,以示公正无私。

 

点睛:

 

中国古典政府共治精神自西周已经很明显,这种理念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大历史角度对比东西方政治,东方现实主义的共治要比西方言不副实的民主更有生命力。

 

三十一、家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第五》)

 

语义:

 

家宰编制下一年度国家经费的预算,必定在年终进行。因为要等五谷入库之后才能编制预算。编制预算,要考虑国土的大小,年成的丰歉,用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作依据来编制预算,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如何开支。

 

点睛:

 

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实行借贷发展和超前消费的经济政策,其结果就是至今还看不见谷底的金融危机。量入以为出,是中国几千年财政政策的基石,今人不能弃如敝履。

 

三十二、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礼记·王制第五》)

 

语义:

 

凡是断章取义曲解法律,擅自改变事物的既定名称而另搞一套,用邪道扰乱政令的人,杀掉。凡是制作靡靡之音、奇装异服、怪诞之技、奇异之器而蛊惑民心的人,杀掉。行为诈伪而又顽固不化、言辞虚伪而又巧言利舌、所学陷入异端而又自以为博闻、言辞谬戾而讲得冠冕堂皇,以此蛊惑人心者,杀掉。凡是假托鬼神、时辰日子、卜筮招摇撞骗以蛊惑人心者,杀掉。上述的四种被杀者,不再接受他们的申诉。

 

点睛:

 

西方社会讲所谓的“言论自由”,但它的媒体在平时主要受资本控制,在战时则直接受政府控制(政府和大的媒体巨头达成默契)。言论的边界如何确定是大问题,现在中国学者“以学杀人”,不但无罪,还可以到处招摇。西周言论上犯罪从严治理,是对的,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总之,在言论立法方面,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也要借鉴中国古代的实践经验。

 

三十三、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礼记·王制第五》)

 

语义:

 

年幼即失去父亲的人叫做孤,老了却失去儿子的人叫做独,年老而失去妻子的人叫做矜,年老而失去丈夫的人叫做寡。这四种人,是世界上最可怜而又求告无门的人,国家对他们有经常性的生活补贴。哑吧、聋子、一足瘸者、两足俱废者、肢体残缺者、躯体矮小者以及各种手艺人,这些人都靠着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由国家养活他们。

 

点睛:

 

中国古典政治重差序,所以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以实现百姓均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大优点;西方传统政治重平等,有其内在的缺点,所以用慈善事业补这方面的不足。有人看到西方多慈善事业,就跟人家亦步亦趋,连基本的政策倾斜都快不要了——中国人学西方,常常以这样愚昧的方式。

 

三十四、凡学世子及学生,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教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语义:

 

凡教育太子及太学生,一定要因时制宜。春夏二季教手执干戈的武舞,秋冬二季教手执羽的文舞,地点都是在东序。小乐正负责教执干舞,太胥帮助他;师负责教执戈舞,师丞帮助他。旄人负责教南夷之乐,太胥则在旁击鼓为节。春季诵读诗章,夏季练习为诗章谱曲,这两项都由太师来教。秋冬在瞽宗学礼,由主管礼的官员来教。冬季读《尚书》,由精通《尚书》的官员来教。教礼是在瞽宗,教《书》是在上庠。

 

点睛:

 

本节所记,与《礼记·王制第五》所述基本相吻合,上面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西周的知识体系由《诗》、《书》、礼、乐四部分构成,其中礼、乐重在实践,《诗》、《书》则要诵读。孔子以后,鲁史《春秋》和《易经》的地位越来越高,战国时后者已经同西周四术并列——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将《易经》称为中国文化的根,真不知是从何种意义上说起的——至少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这样。

 

三十五、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语义:

 

国君的族人犯罪,尽管有亲属关系,国君也不因此而干扰司法部门公正执行法令,以此表明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在隐蔽之处行刑,这是为了不使国人联想到族人自相残杀。对犯了死罪的族人,不去吊唁,不为之穿孝,哭于异姓之庙,这是因为他有辱祖宗,所以疏远他。但又为之改穿素服,住在室外,不听音乐,这只是表示个人的哀悼,骨肉之亲的感情尚存。公族犯罪,不适用于宫刑,这是为了不绝其后代。

 

点睛:

 

《礼记·曲礼上第一》中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于是就有人断章取义,将之作为西周法律不公正的证据。事实上,西周是一个平等的法制社会,任何人犯罪都要受到制裁,国君的宽宥也只是形式上的礼仪。这在《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中记述得特别清楚,包括如何在隐处行刑,如何“宽宥”等。上面说:“公族其有死罪,则磐于甸人。其刑罚,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君的族人如果犯有死罪,则交付甸人将其绞死。国君的族人如果犯有刑罪,则或针刺或刀割,也告于甸人由其执行。国君的族人犯罪,不适用宫刑,这是为了不绝其类。案件判决之后,有关官吏向国君请示,如果所犯是死罪,就说:“族人某某所犯之罪属于大辟。”如果所犯是刑罪,就说:“族人某某所犯之罪属于小辟。”国君说:“饶了他吧。”有关官吏则回答:“法不容恕。”国君又说:“饶了他吧。”有关官吏也照旧回答:“法不容恕。”等到国君第三次求情,有关官员就不再回答,径自走出,将犯人交付甸人行刑。国君又派人追来,传命说:“即令有罪,也一定要赦免他。”有关官员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行刑之后,报告国君。国君为其改穿素服,取消盛馔,并依照与死者亲疏关系应有的礼数,为之改变日常生活。但因其有辱祖宗,所以不为之穿孝,而亲哭之于异姓之庙。

 

三十六、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礼记·郊特牲第十一》)

 

语义:

 

天子要封前两个朝代的后裔为国君,准许他们以天子之礼祭祖,这是尊重前代贤者的表示。但这种尊贤也只以前两个朝代为限,再远的朝代就不好说了。

 

点睛:

 

古礼有“二王三恪”,属宾礼之一。就是分封前两代或三代王室后裔爵位,给予封邑,祭祀宗庙,用以怀柔安抚,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在西周,周天子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汤的后代于宋,特许他们以天子之礼祭祀其祖。汉以后,逐步有了对历代先王的祭祀,直至明清时于历代帝王庙国家祭历代贤王名臣。中国政统由此绵绵不绝——这个政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权的合法性,是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标志。一个忘记自己英雄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目前只祭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和一八四零年以来的英雄是不够的,还应祭历史上所有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贤。

 

三十七、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礼记·郊特牲第十一》)

 

语义:

 

天子的长子举行冠礼也用士礼,这说明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之所以让诸侯的子孙继位为诸侯,是为了让他们效法自己祖宗的贤德,而不是说他们生下来就尊贵。至于说以官爵授人,也是因为他有功德;功德大的授以大官,功德小的授以小官,而不是看他出身是否尊贵。

 

点睛:

 

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有尚功的传统,到秦汉,这一传统以二十等爵制的形式发展到顶峰。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政治是按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资源,现代西方政治是按资本的多少分配资源,后者不值得我们学习。《礼记·王制第五》中也说:“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这段话意思是说,诸侯的太子可以继承君位,大夫的儿子则不能世袭爵位,因为大夫的儿子未必贤惠,有德行才委以职务,有功劳才赐以爵位。

 

三十八、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礼记·大传第十六》)

 

语义:

 

排列好上代祖祢的顺序,是为了尊其所当尊;排列好下代子孙的顺序,是为了亲其所当亲;排列好兄弟等旁系亲属的关系,集合同族的人在祖庙中聚餐,以父昭子穆的次序排列座次;以礼义区别男女。做人的道理,也就是这么多了。圣人一旦坐上天子宝座而治理天下,有五件事情是当务之急,老百姓的事还不包括在内。第一件是排列好所有亲属的顺序,第二件是报答有功之臣,第三件是选拔德行出众的人,第四件是任用有才能的人,第五件是体恤有仁爱之心的人。这五件事如果统统做到了,那么,百姓就不会有不满意的,没有不富足的。这五件事如果有一件做得糟糕,老百姓就要大吃苦头了。所以,圣人一旦坐上天子宝座而治理天下,一定要从治亲开始抓起。

 

点睛:

 

这里讲的“人道”和《老子》中讲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是不同的,是指做人治亲的道理。西周时代宗族极其重要,故以治亲为先。报功第二,中国古典政治尚功如此!

 

三十九、宾客主恭,祭祀主敬,丧事主哀,会同主诩。军旅思险,隐情以虞。(《礼记·少仪第十七》)

 

语义:

 

接待宾客,要强调的是外貌之恭。举行祭祀,要强调的是内心之敬。办理丧事,要强调的是内心悲哀。国际交往,要强调的是扬我国威。行军作战,要留心险阻之处,不泄露自己的秘密,估量敌方意图。

 

点睛:

 

礼容必须与场合相适应,上述道理古今同。

 

四十、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第十八》)

 

语义:

 

古时教学的地方,二十五家有一塾,一党有一庠,一遂有一序,国都则有学。每年都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校。第一学年结束,考核学生的经文句读能力,辨别其志向所趋。第三学年考核学生是否专心学业和能否向优秀学生看齐。第五学年考核学生是否广博学习,亲近师长。第七学年考核学生能否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解,以及能否选择好人与之为友。如果考核通过,就叫做“小成”。第九学年考核学生能否触类旁通,临事不惑,不违背师训。如果考核通过,就叫做“大成”。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改造民心,移风易俗,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而远处的人愿意归服。这就是大学教育的步骤。

 

点睛:

 

大学之道,贵在大成,不仅要知晓专门知识,还在将各专门科目学通;大学之道,最终要经世治民,一平天下,中国文化气魄之大,令人敬服。

 

四十一、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礼记·学记第十八》)

 

语义:

 

今天的教师,只知拉长声调地照本宣科,不等学生发问,一味填鸭式地灌输,贪求进度,而不管学生是否能够接受,教人时也缺乏诚意,不能考虑因材施教。教师的教法既然违反规律,学生的求学也就难于达到目的。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学生厌恶学习,怨恨老师,只感到学习的困难枯燥,而不知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虽然勉勉强强地毕了业,但所学的知识容易忘得一干二净。教育之所以不成功,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点睛:

 

《礼记·学记第十八》还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但足以害人。为什么?因为学问本以润身为本,现代西式大学教育却以谋食为本,本末倒置,故害人极深。

 

四十二、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第十九》)

 

语义:

 

所谓“乐”,是由音所构成的,而其本源乃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宽裕而舒缓;人心有了喜悦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开朗而轻快;人心有了愤怒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粗犷而严厉;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爱慕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温和而柔顺。这六种声音并非人们的内心原来就有,而是人们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才造成的。所以古代圣王十分注意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用礼、用乐、用政令、用刑罚,手段虽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

 

点睛:

 

治道最终要归结到人心,这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最值得注重的特点。礼、乐、刑、政,皆在治人心,使之回归安静本性。大矣哉,中国治道!

 

四十二、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第十九》)

 

语义:

 

生下来是好静的,这是先天赋于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为好动,这是本性受到了引诱。人的认识和外界事物相交接,就会表现为两种态度:喜好或厌恶。喜好或厌恶的态度如果从人的自身得不到节制,再加上对于外界事物的引诱不能自我反省和正确对待,那么人的天性就会完全丧失。本来外界事物就在不断地影响着人,如果再加上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好恶反应不加限制,那就等于外界事物和人一接触就把人完全征服了。人被外界事物完全征服,就等于人的天性完全丧失,放纵人欲。人到了这一地步,就会产生犯上作乱欺诈虚伪之心,就会干出纵欲放荡胡作非为之事。以致于强者压迫弱者,人多的欺负人少的,聪明人欺骗老实人,勇猛者折磨怯懦者,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者也得不到关怀。这是天下大乱的办法,行不通的。有鉴于此,古代圣王就制礼作乐,为人们制定出节制的办法:有关丧服、哭泣的规定,这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这是用来调节安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用来区别男女的;射乡食飨,这是用来规范人们交往的。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得到贯彻而不发生梗阻,也就具备王道政治了。

 

点睛:

 

内圣外王之王道,全在于此。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比西方政治学深刻得多,是清静心和清静世界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

 

四十三、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第二十一》)

 

语义:

 

子贡观看年终的蜡祭,孔子问他:“赐啊,你看出蜡祭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欢乐了吗?”子贡答道:“举国上下都像是在发酒疯,我还看不出乐在何处?”孔子说。“人们辛勤劳作一年,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天享受,这是你体会不到的。让民众一味紧张而没有一天轻松,即使文王、武王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得好;让民众一味轻松而没有一天紧张,文王、武王也不会这么办。该紧张时紧张,该轻松时轻松,这才是文主、武王治理天下的办法。”

 

点睛:

 

蜡祭时万民狂欢,饮酒游戏,无不醉者。有张有弛,一切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应这样。

 

四十四、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第二十三》)

 

语义:

 

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凡是被百姓树立为榜样的就祭祀,凡是因公殉职的就祭祀,凡是为安邦定国建有功劳的就祭祀,凡是能为大众防止灾害的就祭祀,凡是能救民于水火的就祭祀。所以当厉山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叫农,能够指导人民种植百谷。到了夏代衰亡之时,周人的始祖弃能够继承农的未竟之业,所以被后人奉为稷神来祭祀。当共工氏称霸九州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叫后土,能够区划九州的风土,使人民各得其所,所以被人当作社神来祭祀。帝喾能根据星辰的运行画定四时,使人民的劳动与休息各有定时;帝尧能尽量使刑法公正,为民表率;帝舜为操劳国事而死于他乡;鲸治理洪水,大功未成而被杀死;夏禹能完成父亲未竟之业;黄帝能给各种事物都取个合适的名称,使人民贵贱有别,都可取用山泽的物产;颛顼能进一步完善黄帝的事业;契作为司徒在教化人民方面成绩卓著;冥恪尽职守,死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商汤能对待人民宽厚,除暴安良;文王以其文治,武王以其武功,为人民除去纣这个祸害。上述诸人,都是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人,所以被人们当作神来祭祀。此外还有日、月、星辰之神,人民赖以区分四时,安排农事;还有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人民赖以取得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不属于此类情况的,就不会被人们当作神灵来祭祀了。

 

点睛:

 

中国的祭祀之礼不同于西方的宗教,它在建立在人文基础上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基于人道,而非重在神道设教。《荀子·礼论第十九》中明确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祭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崇德报功,对德行高尚,有功于社会的人和自然万物进行祭祀,不忘其本,才能继往开来——这是今天中国社会所欠缺。

 

四十五、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语义:

 

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原则有这么五条:教育大家都来尊重有德的人,尊重有地位的人,尊重老年人,尊敬年长的人,爱护下一代。这五条,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安定天下的原因。尊重有德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德的人近乎天理人情。尊重有地位的人,是因为他们近乎国君。尊重老年人,是因为他们近乎自己的双亲。尊敬年长的人,是因为他们近乎自己的兄长。爱护下一代,是因为他们近乎自己的子女。所以,完全做到了“孝”字就近乎建成王道之业,完全做到了“悌”字就近乎建成霸主之业。做到了“孝”字就近乎建成王道之业,这是因为虽天子也有其父。做到了“悌”字就近乎建成霸主之业,这是因为虽诸侯必有其兄。对于先王的这种教化,后王如果能遵循不改,就可以领导天下国家。

 

点睛:

 

由齐家而治国,齐家是治国的基础。所以《礼记·祭义第二十四》引孔子言曰:“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四十六、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语义:

 

天子有了成绩,应该归功于天。诸侯有了成绩,应该归功于天子。卿大夫有了成绩,应该归功于诸侯。士、庶人有了成绩,应该归功于父母,归功于长辈。遇到加官进爵喜庆受赏之事,则应设祭告成于祖宗,以表示这是祖宗积德所致,子孙不过是托庇受荫而已。从前,圣人根据阴阳变化所显示的吉凶之兆,归纳为《易》。掌卜筮的官员抱着用来占卜的龟南面而立,天子戴着礼帽穿着龙袍北面而立,尽管天子已经胸有成竹,也一定要通过占卜再作出最后的决断,这表示不敢独断专行,对天意的尊重。有成绩要归功他人,有过失则应归咎于己,这是要教人不自夸,教人尊重贤人。

 

点睛:

 

谦下守慈,不仅是一种好的品质,也会有大的福报。

 

四十七、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礼记·坊记第三十》)

 

语义:

 

孔子说:“君子推辞高贵而不推辞卑贱,推辞富有而不推辞贫穷,大家都这样作,作乱的事情就会曰趋消亡。所以君子与其让傣禄超过才能,宁可让才能超过傣禄。”

 

点睛:

 

安贫乐道,这样的人,古今鲜矣!

 

四十八、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语义:

 

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原则,即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属,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护民众,招徕百工,怀柔藩国,安抚诸侯。修养自身,道德就能树立;尊重贤人,遇事就不迷惑;亲爱亲属,伯父、叔父、兄弟就不会怨恨;敬重大臣,遇事就能安之若素;体恤群臣,群臣就会加倍回报;爱护民众,百姓就会受到鼓励;招徕百工,财用就会充足;怀柔藩国,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畏服。斋戒沐浴,衣冠整齐,不合乎礼的事情不做,这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办法;摒退谗佞,远离女色,轻视财货而看重道德,这是用来鼓励贤人的办法;高位厚禄,好亲人之所好,恶亲人之所恶,这是用来鼓励亲爱亲属的办法;属员众多,足备使令,这是用来鼓励大臣的办法;忠信待士,给以厚禄,这是用来鼓励群臣的办法;役使有时,减轻赋税,这是用来鼓励百姓的办法;每曰检查,每月考试,论功行赏,这是用来鼓励百工的办法;来时欢迎,走时欢送,多夸奖而少责备,这是用来怀柔藩国的办法;延续断绝了的世系,恢复灭亡了的国家,国内有乱就帮助平定,国势危急就给予支援,按时接受朝聘,走的时候赏赐丰厚,而来的时候纳贡菲薄,这是用来安抚诸侯的办法。”

 

点睛:

 

这是孔子在讲内圣外王之道,从治身到治国,从内事到外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十分重要!如果美国政府也懂得什么是“厚往而薄来”,它的外交政策就会变得聪明些,而不是四处掠夺,到处树敌。

 

四十九、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语义:

 

心怀至诚,就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预兆;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妖异的前征。反映在占卜的蓍草、龟甲中,表现在人们的仪容、举止上。祸福将要来临的时候:是福,必定预先知道;是祸,也必定预先知道。所以,心怀至诚的人就像神明一样。

 

点睛:

 

儒家讲心法,少讲神通,这里只是略提一下。修行注神通,岂止白用功——必受其害!

 

五十、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第三十三》)

 

语义:

 

孔子说:“人民把君主当作心脏,君主把人民当作身体。心胸广大就会身体安舒,内心严肃就会容止恭敬。内心喜好的东西,身体一定也乐于适应;君主喜好的东西,百姓也一定愿意得到;身体安然无恙的话,心脏也就会得到保护;身体如果出了毛病,心脏也会跟着受到损伤。君主由于人民的拥护而存在,君主也由于人民的反对而灭亡。

 

点睛:

 

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表达的十分清楚。人要有心,社会组织亦然——西方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实现集体意志的多数决产生的心智水平低于一般个人智力,这是西方民主制的最大问题之一。进而言之,它不是贤人共治,而是形式化了的群氓政治。

 

五十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语义:

 

生财有方法规律可循。这就是生产的要多,食用的要少,生产效率要高点,消费速度要慢点,那么财富就永远充裕了。仁者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别人,赢得令名;不仁者宁要财富,不要令名,没有听说过国君爱好仁而臣下却不爱好义的。也没有听说过臣下爱好义而事情却办不成的。也没有听说过臣下不把国家府库的财富当做自己的财富加以爱护的。孟献子说:“畜马乘之家,就不必再计较养鸡养猪之利;伐冰之家,就不必再计较养牛养羊之利;百乘之家,就不该再养活一个专门敛财的部下。与其养活一个专门敛财的部下,还不如养活一个强盗做部下。”这就是说,国家不应该以利为利,而应该以义为利。当了国君而一心想着如何敛财,必定陷入小人行径。国君想要施行仁义,却让此辈小人来管理国家,那就要闹到祸不单行,灾害并至的地步。到了这时候,即使有善人帮助,对此也无可奈何了。这就是说,国家不应该以利为利,而应该以义为利啊!

 

点睛:

 

这个生财大道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中国最大的悲剧在于,后世儒生将义和利对立了起来,最后变成了儒者不言利,真是荒唐!结果连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也失传了上千年,国家的经济动员能力变得极低,真正成了“小政府”,所以唐以后中国越来越弱。《大学》不是不言利啊,义本身就是为了长利啊,吾辈不可不知!

 

五十二、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第四十六》)

 

语义:

 

比赛射箭这件事,其中含有求仁之道。射箭时先要求自己做到心平气和、身体端正,自己做到了心平气和、身体端正之后才开始发射。发射而没有射中目标,则不应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应回头来检查一下自己。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在射箭比赛这件事上。虽然比赛结束时胜负的双方还是客客气气地揖让,而升揖让而降,但最后仍免不了由胜者使不胜者饮罚酒。君子以不胜为耻,所以要争,而且不争就是没有君子风度。”

 

点睛:

 

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比西方人一味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来得深刻。比如射箭比赛,它要求身体与心性的完美和谐,是一种和平的竞争,也是一种教化。面对西方体育精神带来的过度竞争,难道不值得我们更多地关注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吗?

 

五十三、聘射之礼,至大礼也。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礼记·聘义第四十八》)

 

语义:

 

聘礼和射礼,是最重大的礼。天刚亮时开始举行,差不多到了中午时才能结束,不是强健有力的人便做不到。所以,只有强健有力的人才能行此重大之礼。酒已凉了,人虽然渴了也不敢喝;肉也要晾干了,人虽然饿了也不敢吃;天色已晚,人们都疲倦了,但还神态端庄,班列整齐,不敢有丝毫懈怠,坚持完成各种应有的礼节。以此来使君臣正位,父子相亲,长幼和睦。这是一般人所办不到的,而君子却能办得到,所以称君子为有行。有行就是有义,有义就是勇敢。所以说,勇敢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能够立义;立义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能够有行;有行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能够行礼。人们之所以看重勇敢,是看重了他敢于实行礼义。所以勇敢坚强有力的人,在天下无事之时,就把他的勇敢坚强有力用到实行礼义方面;在天下有事之时,就把他的勇敢坚强有力用到克敌制胜方面。用到克敌制胜方面就会所向无敌,用到实行礼义方面就会无为而治。对外做到了所向无敌,对内做到了无为而治,这就叫做盛德。所以圣王对勇敢坚强有力的人是如此地看重。

 

点睛:

 

读《礼记》诸篇,便知中国古代尚武精神是今天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也令我们惭愧。若人人只弄辞章之学,舞文弄墨,以为此是中国文化核心,误人误国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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