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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名学十三篇•考伪篇第十一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1-11-01

题解:

 

本篇为《中论·考伪第十一》全文。

 

有论者云:“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至死不顾。”东汉选举重名节,民德归厚矣。然士人为利禄所牵,沽名钓誉的事屡有发生。有的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竭力把自己伪装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议们的赞扬。这种名实相乖的现象,是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170~217)作《中论·考伪第十一》的大背景。

 

最为重要的事,徐干提出了伪名的概念,他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

 

简单说,伪名就是“名立而实从之”之名,尽管当时徐干是针对社会风气而言,然而在今天,他对于我们引入西方学术时,建立逻辑的“防火墙”尤其重要。因为在引入西学时,我们常常是西方“长短之名先立”,然后让中国“长短之形从之”,这种逻辑混乱已经导致了难以察觉和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卜工先生曾指出这种西学伪名(以及“伪理论”)导致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中“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他写道:

 

“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写史的传统。可是,近代以后编写的历史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概念,不加分析,照搬照抄,淡化了中国古代关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努力与成绩,使得一部中国的历史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原始社会史、史前史、原始宗教、图腾,包括前面说到的两种生产(指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生活资料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笔者注),都成为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必须使用的概念,但是,与中国古代的实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却无人问津。

 

“就说图腾吧。过去,不论历史学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使用这个概念。在对待考古资料上,都认为像半坡文化那样的鱼纹和人面的特殊纹样与图腾关系密切,‘那就是图腾’的呐喊已经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可是,同样依据国外的研究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资料,就能够发现特殊纹样在分布的范围上远远大于图腾,因为经典作家认为,古代社会一种图腾是与某一个氏族相联系的,而特殊纹样覆盖的地域和人口规模显然不是用氏族所能概括的。这种矛盾的情况表明,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不行。”(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过去一百多年来,伪名就如同中国学术的癌症,不断扩散。也不管西方学术概念和学术理论在中国有没有现实基础,学者们习惯于一律实行拿来主义,甚至于为了适应西方学术体系不惜削足适履,骗人骗己!

 

而名学,犹如学术思想的“防火墙”,它能够将不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隔离,从而有效保护中国本土学术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今天我们理应特别重视名学的原因所在。

 

本篇释义参考了萧登福先生的《新编中论》一书。(台湾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

 

原文:

  

  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敎息,大道陵迟[1],人伦之中不定。于是惑世盗名之徒,因夫民之离圣教日久也,生邪端,造异术,假先王之遗训以缘饰之,文同而实违,貌合而情远,自谓得圣人之真也。各兼说特论[2],诬谣一世之人,诱以伪成之名,惧以虚至之谤,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与祖述其业而宠狎之。斯术之于斯民也,犹内关[3]之疾也,非有痛痒烦苛[4]于身,情志慧然不觉,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则血气暴竭,故内关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鹊之所甚恶也,以卢医[5]不能别,而遘[6]之者不能攻也。

 

  昔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田骈、公孙龙,汩乱[7]乎先王之道,诪张[8]乎战国之世,然非人伦之大患也,何者?术异乎圣人者易辨,而从之者不多也。今为名者之异乎圣人也微,视之难见,世莫之非也。听之难闻,世莫之举也。何则?勤远[9]以自旌,讬之乎疾固[10],广求以合众,讬之乎随时,屈道以弭谤,讬之乎畏爱[11],多识流俗之故,麤诵[12]诗书之文,讬之乎博文。饰非而言好,无伦而辞察,讬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讬之乎观风。然而好变易姓名,求之难获,讬之乎能静。卑屈其体,辑柔其颜,讬之乎煴恭。然而时有距绝[13],击断严厉,讬之乎独立。奖育童蒙,训之以己术,讬之乎勤诲。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讬之乎说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汲汲乎常惧当时之不我尊也,皇皇尔又惧来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劳于外,然其智调足以将之,便巧足以庄之,称讬比类足以充之,文辞声气足以饰之。是以欲而如让,躁而如静,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来,则非尧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门也。其回遹而不度,穷涸而无源,不可经方致远,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伪夫之杰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赞之,扬声以和之。被死而后论其遗烈,被害而犹恨己不逮。悲夫!人之陷溺盖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虽语我曰“吾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从外来也。苟如此,则处道之心不明,而执义之意不著[14],虽依先王,称诗书,将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离本趣末,事以伪成,纷纷扰扰,驰骛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诒[15],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故求名者,圣人至禁也。

 

    昔卫公孟[16]多行无礼,取憎于国人,齐豹杀之以为名。《春秋》书之曰“盗”,其《传》曰:“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冐之民将寘力[17]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

 

  问者曰:“齐豹之杀人以为己名,故仲尼恶而盗之[18],今为名者岂有杀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杀人者不为少,然而不盗不已。圣人之善恶也,必权轻重、数众寡,以定之。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杀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则何取于杀人者以书盗乎?荀卿亦曰:‘盗名不如盗货’。乡愿[19]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今伪名者之乱德也,岂徒乡愿之谓乎?万事杂错,变数滋生,乱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书》曰:‘静言庸违,象恭滔天。’皆乱德之类也。《春秋外传》曰:‘奸仁为佻[20],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仁、礼、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则不免乎大恶。故君子之于道也,审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

 

  问者曰:“仲尼恶殁世而名不称,又疾伪名,然则将何执?”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人徒知名之为善,不知伪善者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迟而求速,无而求有。此三者,不僻为幽昧[21],离乎正道,则不获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则内定,内定则物不能乱,物不能乱则独乐其道,独乐其道则不闻为闻,不显为显。故《礼》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22]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夫如是者,岂将反侧于乱世,而化庸人之未称哉!”

 

注释:

 

[1]陵迟:衰落。

 

[2]兼说特论:兼说,兼具各家学说;特论,自己独特的言论。

 

[3]内关:体内血脉方面的病。

 

[4]烦苛:烦闷。

 

[5]卢医:扁鹊家在卢国,故被称为卢医。

 

[6]遘:音gòu,相遇。

 

[7]汩乱:扰乱。

 

[8]诪张:虚诞放肆。

 

[9]勤远:勤学古代事物。

 

[10]讬之乎疾固:讬同“托”,意为藉口痛恨固步自封。

 

[11]畏爱:畏惧大众,爱护大众。

 

[12]麤诵:麤,同“粗”,意为肤浅的诵读。

 

[13]距绝:拒绝别人的意见。

 

[14]著:显明。

 

[15]诒:欺骗。

 

[16]卫公孟:卫灵公的哥哥,为自己所憎的齐豹等人所杀。

 

[17]寘力:寘同“置”。寘力:尽力去做。

 

[18]盗之:以盗贼来称呼他。

 

[19]乡愿:乡里外貌谨厚而同流合污的伪善者。

 

[20]佻:轻薄。

 

[21]不僻为幽昧:不僻,不做出乖僻的事;为幽昧,做出暧昧的行为。

 

[22]的然:明显的样子。

 

释义:

 

    孔子死后,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在这数百年间,不再有圣人出现。尧舜所制定的法规逐渐衰微,夏商周三代的教化消失了,大道渐渐败灭。人与人相处的伦常中道,不能确定。于是那些迷惑世人盗取美名的人,趁着人民脱离圣人教化已很久了,制造异端邪说,借先王遗留下来的训诫来修饰自己的说法。文字相同,事实相违背。外貌相似,而事实则相差很远,还认为是圣人的真传。鼓吹各家学说,发明自己独特的言论,欺骗当代的人,用虚假得来的美誉来加以劝诱,用凭空而来的毁谤来加以恐吓,弄得人们在得失中忙乱不停,忧心仲忡不能安宁,丧失了原有的本性,而自己不知道已迷失了自性。都互相以他为祖师,来阐扬他的学说,而尊崇亲近他。这些邪说对于这些人民来说,就像是人们得了体内血脉方面的病一样。在身体上,并不会有痛痒及烦闷,神志清醒,自己并不感觉到病情已恶化了,但是时间已到,那么血气会突然耗尽。所以体内血脉方面的病,是会让人半途夭折的疾病,也是扁鹊所最痛恨的。那是因为他无法辨识病情,遇上了也无法治疗。

 

    从前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田骈、公孙龙等人,扰乱了圣王所说的道理。在战国时代嚣张放肆。然而这些人,都还不是人群伦常上的大忧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说跟圣人不同,很容易辨认,而跟随他们的人也不多。当今那些追求美名的人,他们所说的和圣人的差别很小。阅读他们的著作,很难看出缺点,世人没人能指出他们的错误。听到他们的谈论,难以听出漏洞,世人没法举出他们的弊病。为什么呢?他们借口痛恨固步自封,而勤学古代学问,来自我标榜。借口有仁慈爱心,而多方搜求,来迎合世俗大众。借口随顺潮流,而去冤屈正直,求得别人推举。借口畏惧大众爱护大众,而去歪曲正理,来止息毁谤。借口博学文艺,而去广博的记诵世俗杂事,肤浅的去诵读《诗经》、《书经》等典籍。借口通达事理,掩饰过错,而说得很动听。没道理,却言辞析辩。借口观察人民风土民俗,而所住的地方都是人才众多的地方,所游历的者是京城所在地。然而有时爱改变姓名,故意弄得让人很难找寻,却借口能安于宁静。身体表现得很谦卑,容貌装出很和顺,借口说是温良谦恭。并且有时拒绝别人意见,自己专断,表现得很严厉,却借口说是能独立处事。奖励教育幼童,用自己的邪说来教导他,却借口是勤于教诲。把自己所说的看成黄金美玉,来神化自己的理论,借口说是传布真理。这是当今追求美名者的大概情形。这些人如果只可以获得美名,而不能求取实际利益,那么他们也不会去做。如果只可获得实际利益而无美名,他们也不肯去处理。他们常忧心当代的人不会尊重他,而整日繁忙。又担心后代的人不崇尚他,而匆忙不休。心里忧伤于内,形体劳苦于外,然而他们的智慧器度,足以掩饰他的论调,他的便佞善巧,足以使他的行动显得端庄。论说时引用别人的话,以同类做比喻,足以使内涵充实,所使用的文辞语气,足以修饰文章,使之美化。因此,可以做到想要得到,却看起来像是谦让。性情急躁,却像是恬静。意思隐晦,却像是鲜明。歪邪不正,却像是为人端正。详细考察他学说来源,则不是属于尧舜的法则。考核他的学派,也不是出自孔门。他的学说邪僻不合法度,困窘而无本源,不能治理天下,实现长远目标,区别万物,教化人民。这种人,是奸巧之徒中的卓越者,是伪君子中的杰出者,但那些中等才质的人,却都礼拜颂扬他们,大声来附和他们,至死仍称颂他们的事功,受害而仍恨自己的能力不够。真是悲哀啊!世人沉溺于邪说,竟到这种地步了吗? 孔子说:“不要忧心别人不知道我们。”那么像这种急于求名的人,虽然告诉我说:“我做了善事。”我也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做法,就像是泉水不从自己内部涌出来,而从外面灌注进来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固守大道的心态便不会明显坚定,而执行仁义的心意也不会清楚地显现。虽然依托先王,引述《诗》、《书》,又有什么帮助呢?用这种方式来毒害天下的人民,将使得人民没有不违离本源而趋向末节的,事情会以虚假的方式来完成,纷乱争竞不停。它影响到社会上,甚至会造成父亲盗用儿子的名声,哥哥窃占弟弟的名誉。骨肉之间相互欺骗,朋友之间相互诈欺,这会走上天下大乱的路子,所以追求美名,是圣人所极力禁止的。

 

    从前卫公孟,做了太多不合礼法的事,故被国人所痛恨,齐豹借机杀了他,用来赢得百姓的称誉,但《春秋经》却把他写成“盗贼”。解经的《左传》传文说:“因此君子一举一动,就要想到礼;有所行事,就要想到义。不为利益而做出邪行,不在道义上有所歉疚。有人为追求美名,而不能获得;有人想遮盖罪行,而名字却更加彰显。把这些人记在经书中,正是用来惩戒不义的人。齐豹当卫国司寇,承守祖先大夫的职位,而作出不义的事.所以把他写成‘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背叛国家,把自己的封地拿去投靠邻国,只是为自己寻求吃饭的地方罢了,并不追求美名,三人都是小国大夫,身份低贱,而《春秋经》却一定要记上一笔。记齐豹杀卫公孟和邾庶其三人以土地投奔他国等两件事,是要用来惩罚放肆并去除贪欲。如果在下位的人亲自去做难以达成的事,来颠覆在上位的人,而可以名字显扬通达,那么那些爱作乱的人,将会争相去做。如果窃占自己的封地,背着国君,投靠别人,将可以获取大的利益,而不会有恶名,那么那些贪心犯上的人,都将会极力去做,所以《春秋经》把齐豹写成‘盗贼’,而邾庶其等三人也记上了名字,是用来惩戒不守道义,责备作恶不守礼法的人。这样做,是擅长于记事。”

 

    问的人说:“齐豹的杀人,是用来为自己求取美名,所以孔子痛恨他,用‘盗贼’来称呼他。现在那些求取美名的人,难道都犯有杀人的罪吗?”回答说:“在《春秋经》中记载杀人的事情很多,但是不写‘盗贼’,就没法停止杀戮。圣人孔子对善恶的批评,一定要先衡量事情的轻重,计算多少,然后才下决定的。那些追求美名的人,使得真假相淆,是非相变换,而让人民受到影响,这是国家的大灾难,杀人只是一人受害而已,怎能相比呢?”“既然如此,那么齐豹杀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而加以记载,说他是盗呢?荀子也说:‘盗取美名的,比不上盗取别人财货来得重。’外貌谨厚的乡愿,他们也没有杀人的罪名,而孔子却很厌恶他们。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伪善的乡愿会败乱德行。现在那些追求虚假美名的人,他们的败乱德行,哪里只是像所说的乡愿那样而已呢?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加以混淆,使变乱丛生,他们扰乱德行的方法,本来就不仅是一项而已。《尚书·尧典》说:‘善于言辩,所做的却相违背;外貌恭顺,而实侮慢上天。’都是指败乱德行之类的人而说的。《国语·周语中》说:‘以奸伪之心来行仁,扰乱了仁德的,叫轻薄;以奸伪心来行礼,扰乱了礼仪的,叫羞耻;以奸伪心来行勇,扰乱了勇武的,叫做盗贼。’那仁德、礼仪、勇气,是道德中的美好德行,但实行的人,不用正当的方法来做,那就不免会成为大坏人。所以君子对于事理,会详细考虑自己听固守的东西,谨慎实行自己所做的事。”

 

    问的人说:“孔子所厌恶的,是死后名声不能流传,被世人所称扬。但他又痛恨虚假的声名。那么在名方面,将要怎样来做选择呢?”回答说:“这哪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名称是用来称呼事实。事实存在,名称就会随之而来;并不是先有名称,事实才跟着来。所以长形的东西先存在,才会称它为‘长’;短的东西先存在,然后才会称它为‘短’。并不是长短的名称先有了,然后长形短形的东西才跟着出现。孔子所贵重的,是用来称呼事实的名声;看重名声,也就是看重事实。那名声是属于事实的,就像植物系属于四季。植物在春天开花,夏天长叶,秋天凋谢,冬天存有果实,这些都是没人刻意去做,而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勉强去做,那么反而会伤害到植物的本性了。名称也是这样,所以追求伪名的人都是想去伤害事物本性的人。人们只知道美名是好的,而不知道虚假行善,反而是不是好的。真是过于迷惑事理了。追求美名的人有三种情况:名誉少而想求多,名声来得慢的想求快,没有名声的想求名声。这三种,如果不乖僻,做出暧昧的事,背离正道,那就不能获得。这些,本来都不是君子所能做的。君子能成就自己的心智,心智成熟,内心就宁静,内心宁静,就不会受外在事物的扰乱,外物不能扰乱就能自己乐于大道,自己乐于大道就不追求外在的名声而自有名声。不求显荣,而自然显荣了。所以《礼记·中庸》上说:‘君子的道深藏不露而日益彰明,小人的道显露无遗而日益消亡。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知远,由风知源,由微知显,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君于的德行之所以高于一般人,大概就是在这些不被人看见的地方吧?’像这样子,他们哪里会在乱世中反复不安,而被庸俗的人不合理的说法所影响呢!”

 

名学论今:

 

                           为中国古典学术正名

 

 

    2010327日,《上海证券报》(第七版)发表了胡飞雪的书评《管子强国富民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文中对笔者新近出版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出版)一书作了评论。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也有善意的批评。我想苦口之言比溢美之词更为重要,所以将其主要观点罗列出来,与胡先生探讨。

 

    首先,胡先生认为拙著有好古薄今,好古薄洋的倾向,即“在本书作者看来,似乎《管子》中的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好的,不但绝对的好,即使与当今中外的经济思想相比,也是好得不得了”。

 

    不错,笔者明确反对“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47~49页。),但没有“薄今”与“薄洋”的意思。由于今日之中国没有本土经济学,都是西方舶来品,所以也可以简单地说笔者没有鄙薄当代西方经济学之意。只是认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与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比较,不完全是落后的,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先进的,足以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相提并论”。

 

    比如说吧,孙武的《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能不能“相提并论”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能够。我们不能因为《孙子兵法》作于春秋时代就说他落后,也不能因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于十九世纪就说它先进。世界上很多人推崇《孙子兵法》,甚至说它比《战争论》好,也不能说这些人好古薄今或好古薄洋——《孙子兵法》肯定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如果《孙子兵法》已经过时,为何二十世纪国内外那么多军事家都要悉心研读、奉为圭臬!

 

    为了说明《管子》轻重诸篇的经济思想也有不好的一面,胡飞雪先生指出《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他误写作《管子·奢靡》)提倡奢侈消费是“混账话”、“庸俗不堪”,这一举例显得太幼稚。因为该政策与“今天那种唯GDP数字是问而不顾民生改善的做派”正好相反,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改善民生。且书中笔者一再强调: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的作者提倡奢侈消费只是为了百姓均平,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不是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138页。)

 

    “对于《侈靡第三十五》,过去许多学者受西方单向线性思维的影响,认为相对于传统节俭思想,本篇主张奢侈消费,纯属异类。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理解《侈靡第三十五》的主旨,如果我们通读全篇就会发现,作者提倡高消费是为了为贫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实现‘民相利’,所以作者言富侈处必言贫为。”(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156~157页。)

 

    那么胡飞雪先生为何硬要说笔者“好古薄洋”,他书评的最后一段才是真正的理由。这个荒唐的理由笔者已经听说过无数次,由于它是中国学术界最普遍的谎言之一,是中国学人文化自我贬黜的诡辩杰作,我们不防全文引述:

 

    “整理国故、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但若对国故夸饰溢美过度拔高,有失妥当,崇古贬今甚至贬洋则更不可取。《管子》,充其量仅是一些经济观点和议论,与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西方经济学,哪里能相提并论呢?”(胡飞雪:《管子强国富民思想在今天的意义》,载2010327日《上海证券报》,第七版。)

 

    说到底,中国只有与经济现象相关的观点和议论、哪有堪与当代西方经济学比肩的知识系统!

 

    请注意,这也是所谓二十世纪“整理国故”的一般原则,谁违反了它,就是学术上的“政治不正确”。推而广之,中国只有一些政治“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军事“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哲学“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科学“观点和议论”(中医似乎完全是非科学的)……

 

    就是说,中国古典学术根本就不是系统的学术,当代西方学术才是惟一的学术范式。所以,整理国故要像清末以来的中国学者所作的那样,以西方学术体系任意框定中国古典学术,直到将之变为以中国本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西学,并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子“国学”。至于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呢?由于被“整理”了,就一劳永逸地进入“国故”的大墓,永世不得翻身!谁要把这个幽灵从“国故”的坟墓中请出来,谁就是学术犯罪——胡先生所谓的“好古薄洋”还是客气地说法!

 

    是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但这种欧几里得几何学奠定的学术范式最适合于简单系统,而且只是西方学术范式的标准;我们中国的学术范式是以《九章算术》为基础的,它以问题为中心,基本上由“问”、“答”、“术”三部分组成。

 

    著名中国数学史家,英年早逝的李继闵教授(1938~1993年)这样写道:“西方的欧几里得体系着重抽象概念与逻辑思维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此相适应,《几何原本》有一个以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所构成的表达形式。而我国的传统数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从实际问题出发,经分析提高而提炼出一般原理、原则与方法以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体系。与这一独特的算法体系相适应,我们传统数学乃是由问、答、术、注、草等几个彼此相关联的项目构成其独特的表达形式。”(李继闵:《〈九章算术〉导读与译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一般来说,中国数学的经典著作都以问题集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别问题又分成若干个条目。首先是“问”,即提出有具体数值的问题。再次是“答”,就是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三是“术”,其是解答同种类型问题的普遍方法。这里,“问”、“答”大致相当于名辩学中的“谓”,“术”大致相当于名辩学中的“故”。

 

    东西方文明中,数学似乎最能体现一个文明的思维形态和学术特点。《九章算术》的学术范式反映到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先秦诸子没有一家在概念、公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知识体系,他们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解决方法术之后,再多方说明之。

 

    《墨经》和《韩非子·储说》诸篇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古典学术的一般特点。其各篇都是先扼要地提出论点,再用事例详加阐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中国学术范式是不是落后呢?不能与西方学术范式“相提并论”呢?不是的,它有自己的优点。

 

    其一,中国学术范式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西方学术范式从概念公理出发。这使中国学术能更好地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如医学(中医)、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黄老之学等等)领域,中国学术不仅不是落后的或传统的,整体上是高度发展的。当然,今天还有太多学者将中医视为伪科学,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粗暴地视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其二,中国学术范式重名实,西方学术范式重逻辑。由于西方学术从概念公理出发,而概念和公理是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经过逻辑推理,常常离现实越来越远,最终导致名与实的严重不符。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经院哲学和今天过度数理化的经济学在西方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是今天西方社会名实混乱的根本原因——西方人讲爱国主义,可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就是贬称为民族主义;西方人讲自由民主,但一出国界,这种自由民主就演化为服务于霸权政治的掠夺工具。

 

其三,中国学术整体上呈统一性,西方学术整体上呈碎片化。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科学与人文亦是统一的。西方学术不是这样,各学科间概念、公理体系基本上是独立的,再经过逻辑推理,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如果不采用工业上劳动分工的学科分工方式,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支离破碎情况将难以维系。

 

    再次强调,笔者指出中国学术范式的优点,不是说西方学术范式没有优点,人类社会的许多伟大成就都是不同文明成果互相融汇吸收的结果。事实上现代西方科学革命也是在融合了东方(包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重视实践的传统后实现的,法国历史学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写道:“关于谁是实验方法发明者的讨论……乃是欧洲中心论对于欧洲文明起源诸多误解的一部分,在(罗杰)培根时代,阿拉伯人的实验方法在整个欧洲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正是由于引入了东方的实验方法,加上西方原有的、胡飞雪先生提到的“原理”、“假设”、“概念”和“数学化论证推理”,西方科学革命才取得了成功。科学方法体现了西方学术的根本优点,这是值得我们不断汲取的东西。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迷信西方。科学知识值得我们学习,但人文领域面对的是复杂社会系统,欧几里得几何学范式和实验方法应用到这些领域,很难说是十分成功的!

 

    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学人没有来得及从文明体系内部找出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关键是中国学术的全面儒化),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在海外留学生的带动下近乎盲目地引入西学。这正好迎合了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在精神上征服国人的长期战略目标。内外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使文化自宫和全盘西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不可搞抗拒的潮流,一直到今天从整体上讲仍然是这样。

 

    什么时候中国古典学术才能与西方学术“相提并论”呢?我想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学术范式在中国本土取得合法地位,要中国学人理解中国古典学术也是学术,二者只是学术范式不同,各有短长。笔者坚信,包括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在内的中国古典学术是我们的灵魂,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灵魂的!有一天,中国古典学术必将大行于天下,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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