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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名学十三篇•齐物论第九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1-10-29

题解:

 

本文节录自《庄子·齐物论》。

 

一些学者看到老庄讲“无名”、“和之以是非”,就认为道家否定名学,不讲正名,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他们同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强调因实立名,名实相副。比如《庄子》一书论名实关系就相当精当,《庄子·逍遥游》说:“名者,实之宾也。”《庄子·至乐》上说:“名止于实,义设于适。”

 

另外,《庄子·大宗师》还借颜回之口主张名实相副的重要性,上面说:“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

 

马非百先生论《庄子·齐物论》主题云:“《齐物论》大旨,乃批评当日儒、墨百家名辩之学。谓是非之论,可以不立,而立是非者,其是非转而无穷也。不特是非之本身无据,即治是非之方法亦无据,故不如两行而付之天倪(即下文“天均”,自然均平之理也。——笔者注)。天倪者何?曰:‘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

 

“寓诸庸”,顺应于事物自然的功用,因任自然,这一思想与《管子》中讲的静因(因应)之道思想内涵完全相同。《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有:“执其名,务其所以成,此应之道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这里的因应之道,实中华文化由道至名、由名至法,由法重归无为大道的关键所在。

 

又,先贤关于名学的文章,多从形而上之道论至形而下之器(名),本篇则从否定形而下之名开始,要人归于大道,此可谓《齐物论》一大特色——有的学者以为怪异,不亦宜乎!

 

原文:

 

夫随其成心[1]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2]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3]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4],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5],言隐于荣华[6]。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7]之说也。虽然,方[8]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9],谓之道枢[10]。枢始得其环中[11],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12];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13]。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14],厉与西施[15],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16]。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17],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18],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19](1)。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20]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21]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22],圣人之所图[23]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24]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者也。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25]为小;莫寿于殇子[26],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27]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28]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29],为是而有畛[30]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31]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31]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32]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33],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34],大勇不忮[35]。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36]。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注释:

 

[1]成心:偏执成见之心。

 

[2]知代:懂得变化更替的道理。

 

[3]吹:风吹

 

[4]鷇音:刚出蛋壳的小鸟的叫声。

 

[5]小成:片面的认识成果,相对真理。

 

[6]荣华:华美的言论。

 

[7]方生:并生。

 

[8]方:随即。

 

[9]偶:对立面。

 

[10]道枢:大道的关键之处。

 

[11]环中:环之中,意指要害。

 

[12]此就公孙龙《指物论》阐发作者的观点,《指物论》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13]此就公孙龙《白马论》中“白马非马”的命题阐发作者的观点。

 

[14]莛与楹;莛,草茎。楹,厅堂前面的柱子;莛楹在这里分别代表物的大小。

 

[15]厉与西施:厉,古代的丑女人;西施,泛指古代的美女。

 

[16]寓诸庸:顺应于事物自然的功用。

 

[17]狙公赋芧:狙,猕猴。狙公,养猴人。赋,颂,给。芧,橡子。

 

[18]天钧:自然均平之理也。

 

[19]至:最高境界。

 

[20]封:界域,界限。

 

[21]几:尽,达到顶点。

 

[22]滑疑之耀:迷乱人心,能言善辩,以能乱是非异同的言论炫耀于世。

 

[23]图:疑为“鄙”之误。

 

[24]尝:试。

 

[25]大山:泰山。

 

[26]殇子:未成年死去的人。

 

[27]巧历:精明的计算。

 

[28]适:往,到。

 

[29]常:定论。

 

[30]畛,田间的疆界。

 

[31]六合:天、地和东、西、南、北四方。

 

[32]怀:藏在心里,引而不发。

 

[33]称:声扬,声张。

 

[34]嗛:音qiǎn,谦逊。

 

[35]忮:音zhì,伤害。

 

[36]天府:自然的仓库,意指心灵的广大。

 

[37]葆光:葆,藏,指潜藏光明而不外显。

 

释义:

 

若依据自己的成见作为是非标准,那么谁没有一个标准呢?何必了解事物发展变化而有心地的人才有呢?愚昧的人也是有的。如果说没有形成主观成见,便有了是非观念,这就像惠施的“今天到越而昨天就到了”的观点一样。这是把无有看成有。把无有看成为有,就是神明的大禹尚且不能理解,我又能怎样呢!

 

言论不是吹风,发表言论的人各执一词,但他们的言论又都自以为得当而不能有定论。他们果真有这些言论呢?还是没有过这些言论呢?他们自以为自己的言论不同于刚出蛋壳的小鸟叫声,到底是有分别呢,还是没有分别呢?道是怎么被隐蔽而有真伪的呢?言论是怎样被隐蔽而有是非的呢?道是无真伪的,在什么地方不存在呢?言论是无是非的,在哪些方面有不可的呢?道的本质隐蔽在片面认识的后面,言论的性质隐蔽在花言巧语之中,因此才有儒家墨家的是非之争,他们都各自肯定对方之所非,而非议对方之所是,如要肯定对方的所非而非议对方的所是,则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反映事物的实情。

 

宇宙间的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从彼方看不见此方,从此方来看就知道了。所以说,彼方是出于此方,此方也依存于彼方。彼此是相互并存的。虽然如此,生中有死的因素而向死转化,死中有生的因素而向生转化,肯定中有否定因素而向否定转化,否定中有肯定因素而向肯定转化;由是而得非,由非而得是,因此,圣人不经由是非之途而只是如实地反映自然,也就是因任自然这条道理。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一个是非,此也有一个是非,果真有彼此之分吗,果真无彼此之分吗?彼此都没有它的对立面,这就是大道的关键之处,抓住了道的关键就知道了事物的要害,以顺应无有穷尽的发展变化。是的发展变化是无穷尽的,非的发展变化也是无穷尽的。所以说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反映事物的实情。

 

用指谓来说明具体的物指不是指,不如用不是指的概念来说明一般的指谓不是具体的指。用马来说明白马不等于马,不如用不是马的概念来说明一般的马不是具体的马。其实天地之大就是一指,万物千差万别不过就是一马。

 

肯定自有肯定的道理,否定自有否定的道理。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怎样才算对的?对的就是对的;怎样算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怎样算是肯定?肯定就是肯定;怎样算是否定?否定就是否定。万物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万物各有其合理性,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可肯定的。所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可举草茎和大柱子小大相同,厉和西施丑美一样,千奇百怪一切情态,从道的观点来看,都是齐一无别的。万物总体的分就是众体的成,新事物的成又是旧事物的毁。一切事物没有成与毁的分别,还是把它们看成是齐一的。只有通达的人才会通晓万物齐一的道理。因此,不偏执于某一观点,而顺应于事物自然的功用。这里的庸就是用,用就是通达,通达就无所不得,达到满意而有所得也就差不多了。听任自然吧,听其自然而不去了解它的所以然,这就叫做道。

 

耗费自己的聪明才智才了解万物齐一,和了解万物的本来面貌就是一样的,这两者没有什么差别,可以把它叫做“朝三”。什么叫“朝三”呢?养猕猴的老人在分给猕猴橡子时说:“早晨三升而晚上四升。”所有的猴子都非常愤怒。老人又说:“那么就早晨四升而晚上三升吧。”所有的猴子都非常喜悦。其实名义和实际都没有什么亏损,然而却使猴子喜怒不同,这就是顺应猴子的心理作用罢了。所以,圣人不执着于是非争论而顺应自然均衡之理,这就叫作“两行”(两端都行)。

 

古时候的人,他们的认识有最高境界。什么是最高境界?他们认为宇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具体事物,这种尽美尽善的,再不能增加什么了。其次,则认为宇宙开始有了万物时,万物之间是没有分别界限的。再次,认为有了分别的界限,但未曾有是非之别。是非观念明显了,道的观念也就因此而亏损了。道的观念之所以亏损,是因偏私观念的形成。果真有所谓成就和亏损呢?果真还是没有成就和亏损呢?有成就和亏损,犹如昭文的弹琴;没有成功和亏损,犹如昭文不弹琴。昭文弹琴,师旷指挥,惠施依靠梧桐树的辩论,这三位先生的认识和才智接近最高峰了,所以载誉于晚年。正因为他们各有所好,而炫异于别人,他们各以所好去让别人领悟,用不是别人所非了解不可的东西而硬让别人去了解,因此以坚白论的糊涂观念而终身。然而昭文的儿子继续昭文的事业,而终生无所成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成就,那么像我这样的也算有成就了。如果说这不可以称为成就,那么天下的事物和我都不能算是有成就。所以,那些迷乱世人的炫耀的言论,圣人是一定摒弃的。所以圣人不偏执于某一观点,而顺应于事物自然的功用,这就叫做心地如镜地反映事物。

 

现在姑且在这里发表些议论,不知道这些议论与其他人的议论是同类呢,还是不同类呢?同类也好,不同类也好,既然都是议论,那也就是同类了。那也就与其他人的议论没有什么差别了。既或如此,还是请你允许我说清楚:宇宙有它的开始,有它的未曾开始的开始,更有它的未曾开始的未曾开始的开始。宇宙有它的有,有它的无,更有它的未曾有无的无,更有它的未曾有无未曾有无的无。倾刻间产生了有和无,然而却不知道这个有无果真是有,果真是无。现在我发表了这些议论,然而却不知道果真说了这些话呢,还是果真没说过这些话呢?天下没有比兔毛尖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是小的;没有比未成年死去的人更长寿的,而活八百岁的彭祖却是短命的早亡者。天地万物都和我同生于无,都与我同为一体。既然已经说过合为一体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既然已经说了与万物一体了,又怎能说没有说什么呢?万物一体的存在加上我所说的言论就成为二,二再加上一就成三,从此往下推算,再精明的计算也不能得出最后的答案,何况一般的人呢?所以从无到有,以至于推出三来,何况从有到有的推演呢?不要再往下推演了,还是因顺自然算了。

 

大道从来是没有界限的,言论从来是没有定准的,因为有了从无到有,才有了差别的界限,请允许我谈一谈它的区别界限,有左,有右,有伦序,有合宜,有分粗,有辨细,有竞弱,有争强,这是界限的八种表现。宇宙以外的事情,圣人只观察而不考核其类属;宇宙以内的事情,圣人只是论说而不加以评议。《春秋》是记载治理社会的编年史,是先王治事的记录。圣人只评议而不争辩。所以说,有有分别的,就有不分别的;有可以争辩的,就有不可以争辩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人把事物囊括于胸,众人却争辩不休而相互夸耀以自胜。所以说这样的辩者只能是各执一词,只见己之是,不见已之非。

 

大道是用不着声扬的,善辩的人是不用言说的,最仁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的人是不去表示谦逊的,最勇敢的人是不伤害人的。道如显示彰明就不是道,言如争辩就有所达不到的,仁有常爱而不周,廉到极清白就不信实,勇到害人逆物就不会取得成功。努力达到这五者就接近道了。所以,明智的人止于他所不知的境地,就是极点了。谁能知道不用语言的辩论,不用声扬的道呢?如果有谁能知道这一点,这就称得上是大自然的仓库了。这种府库,注入多少东西都不会盈满,取出多少东西也不会枯谒,而且不知道它的源流来自何处,这就叫做潜藏起来的光明。

 

名学论今:

 

                     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正名

 

    为何清末大学者辜鸿铭能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

 

    为何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就能读《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样艰深的古籍?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们都曾受过中国传统蒙学教育;高度推崇“中国私塾教授法”的辜鸿铭曾经这样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相对于今天普遍施行的西式小学教授,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先进性,尤其是在人文教育方面。其先进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二是根据一个人十五内部以前“多记性,少悟性”的思维特点,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

 

    先说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

 

    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素有“三、百、千”之称,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们被遍布全国的私塾用作基本的儿童启蒙读物,使中国伟大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私塾被并入小学或主动关门,绝迹为止。

 

    这里,我们以《千字文》为例,考察一下蒙学教材的知识集约化特点。

 

    《千字文》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蒙学教材,为南北朝时梁周兴嗣编纂。据唐人李绰《尚忆故实》所述,梁武帝命令殷铁石在王羲之的书法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以供诸王临摹。当把一千个字拓出以后,梁武帝又觉得“每字片纸,杂乱无序”,遂命令散骑侍郎周兴嗣,将这一千个字编缀成合辙押韵并有意义的文句,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足见写作程度之难。

 

    儿童学完一篇《千字文》不仅掌握了重要的一千个单字,还学习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等知识,甚至中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哲学方法也蕴蓄其中。《千字文》开篇即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你看,就这么几行字,从宏观的宇宙、日月星辰,到一年四季的转换,再到金玉的重要产地,全包括在内。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优美的古文韵律,读来朗朗上口,将知识性与艺术性近乎完善地统一了起来。

 

    相对于今天的西式小学课本,《千字文》这样的传统蒙学读物有如集成电路,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压缩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现代西式小学课本则还是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独立存在,二者简直是两个年代的产物。如果将《千字文》拆成现代西式小学课本,至少包括《语文》、《科学》、《品德》、《历史》几册。

 

    每当笔者看到小学生背着足以压弯脊梁的书包,就想到《千字文》。难道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教育,就要将自己好的东西也一并抛弃吗?

 

    传统的不一定落后,现代的也不一定先进,将现代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不仅是错误的,有时也是灾难性的。

 

    传统蒙学教育第二个先进性体现为它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强调读熟背诵。

 

    近代以来,这种教学方法被人为地贬低了,特别是鲁讯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编入中学课本后,它甚至成为所谓“封建教育”的坏典型。其中两件事令人难以忘怀:一是鲁迅问“怪哉”一虫的事,老师竟然不作答;二是课堂上大家只是囫囵吞枣地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上九潜龙勿用”之类。

 

    事实上,鲁迅12岁至17岁都在故乡的私塾三味书屋求学,正是这种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培育了鲁迅,使之成为一代文豪,怎么能说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呢?几年前,笔者曾访问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有幸驻足三味书屋,深深感到鲁迅的文学属于绍兴,属于三味书屋。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更重要的是深他受自己祖国和故乡文化的熏陶——很难想象,没有三味书屋,会有鲁迅!

 

    明末理学家陆世仪(1611~1672年)在《论小学》中谈到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心理特点时说,十五岁以前“多记性,少悟性”,故一个人一生所当读的书最好在十五岁前熟读,他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岁后,知识既开,物欲既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岁前,使之熟读。”

 

    这是符合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的。根据神经外科专家的研究,儿童在九至十二岁之间,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学习一种语言,他们只运用大脑的左半球;如果同时学习几种语言,他们就会利用大脑的右半球。显然易见,这一年龄段让儿童对熟记与当时口语相脱离的古代书面语言,是极有利的——或许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所背诵内容的真义,但这些内容已经烂熟于胸,十五岁以后悟性大发,正好成为前进的资粮。古谚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朱熹《训学斋规》也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我们可以将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大脑比作电脑内存,这时想多装些东西,内存可以不断升级扩大。而十五岁以后,内存很难升级,再装新东西,电脑运行起来就变得很吃力了。

 

    “填鸭式教学”、“注入式教学”……,今天全面接受西式教育的专家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中国传统蒙学教学方法,但中国人文素质的全面下降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深深懂得其中的冷暖。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能够读《资治通鉴》,今天的大学教授有多少人能轻松地阅读《史记》、《汉书》这些文化原典呢?

 

    笔者不反对在教育上学习西方,西方文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以牺牲我们好的或更好的东西为代价。如果学习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那么这种学习西方的方式最终不过是买椟还珠式的愚蠢行为。

 

    今天,痛定思痛,我们亟需复兴传统蒙学教育——不是因为它传统,而是因为它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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