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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名学十三篇•大道篇第八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1-10-26

题解:

 

本文节录自《尹文子·大道上》。

 

尹文子(约公元前360~280年),齐国人。尹文于齐宣王时居住在稷下,为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宋钘、彭蒙、田骈同时,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并且同学于公孙龙。东汉经学家高诱注《吕氏春秋·正名》云尹文:“作《名书》一篇”,有论者认为,这个《名书》,可能就是现存的《尹文子》。

 

伍非百先生在《尹文子略注》中总述该书云:“班固《艺文志》作一篇。魏仲长氏分为上下二篇。后因之。今按《上篇》多形名言,《下篇》多法术之语。疑为仲长氏所条次者。但马总《意林》所引三条,今不见于本书,疑残缺尚多,必有后人附益移易者。”(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尹文子》相当突出的一点是指出了道治与法治,其根本区别在于道治上无为而民自治,法治是抱法处势而治。所以作者贵道治,并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但道治同法治一样,关键在正名,“定于分”,它不能离形名法术而存在。所以上面说:“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定于分的关键在于领导者和下级的职分清晰,不互相侵杂,然后领导者可依法赏罚,下级可安守本职,努力工作。所以《尹文子·大道上》还说:“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科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这段话大意是说,奖赏有功,惩罚犯罪。这是君主的事;严守职责,尽心竭力,这是臣子的职能。君主对臣子论功升迁,据过贬黜,所以有庆赏刑罚;臣子各自慎守职责,所以能守职效能。君主不能干臣子的事,臣子也不能侵犯君主的权限,上下互不混淆侵犯,这就叫作名正。名正就能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顺畅,承接万物使它们互相区别,治理国内大事使它们不相混杂。受到欺侮而不觉得耻辱,得到推举而不骄傲自满,禁止暴力,平息战争,解救世上的争斗,这就是仁义君主的德行。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国之主。严守职责名分不使其混乱,慎重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没有私心,遇到富足时与遭到灾荒时都不变心,受到批评或表扬时都能正确对待.得到奖赏时不得意忘形,受到责罚时也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作臣子的节操。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合格的人臣了。

 

事实上,不仅尹文一家贵清静无为的道治,中国诸子百家皆崇尚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载孔子赞舜之治道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种建立在人类清静本性基础上、因循无为的政治理想是西方所没有的。西方不是复古主义就是进步主义,而且西方学人动不动就给中国加上停滞或历史循环论的大帽子,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中国大多学者“自然”鹦鹉学舌,不理解了——不知什么时代在世界学界流浪的中国学人才能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真正作到《尹文子》所说的:“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

 

本篇释义参考了高流水先生的《尹文子全译》。(高流水,林恒森:《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原文: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1]。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2],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

 

    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3],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

 

  名有三科[4],法有四呈[5]。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6]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而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7]。然后术可秘,势可专。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8]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辩也。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9]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

 

  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辩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10],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11]。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则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12]矣。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

 

    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13]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事,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为。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

 

    故古语曰:“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14]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15]。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16]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17]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

 

    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18]愚,好不能得嗤[19]丑,此为得之道也。

 

    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20]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注释:

 

[1]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周易·系辞传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2]不称:无法以名相称。

 

[3]徼终:徼,边界;徼终,达到终点。

 

[4]科:类别。

 

[5]呈:表现。

 

[6]能鄙:才能的好与差。

 

[7]侵杂:侵扰混杂。

 

[8]嚚:音yín,愚蠢而顽固。

 

[9]彼:这里代指名实运用不当。

 

[10]韵商而舍徵:韵,好听的声音,这里指喜欢;舍,舍弃,这里指讨厌。

 

[11]诸:“之乎”的合音。

 

[12]阙:缺点,过错。

 

[13]周务:努力从事本职工作。

 

[14]倕:又作“垂”,古代传说中的能工巧匠。

 

[15]绝众:超乎众人。

 

[16]田骈:(约公元前350~公元前275年),又称陈骈,田子。因好谈“不可穷其口”,又被人称为“天口骈”。战国齐人,曾师事彭蒙。

 

[17]苦:担心。

 

[18]夸:炫耀。

 

[19]嗤:讥笑,嘲讽。

 

[20]陵:通“凌”,欺凌。 

 

释义:

 

   大道没有具体的形状,有形状的事物都有相应的名称。名称是判定事物的依据,正因为判定事物的依据取决于名称,那么名称是不能有差错的。所以孔子说:“一定要纠正不恰当的名分。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大道没有相应的名称,万物一定有相应的名称。从没有名称的大道中产生出来的万物,都具备各自的形状特征。由于名称产生于各种形状的事物中,那么众多的名称应当与各种具体事物相对应。

 

    用大道治理国家,那么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自然就会被废弃。而用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理国家,也不能离开大道。老子说:“道是万物的根本。它是善人的法宝,也是不善人所要保持的。”用大道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善人;凭借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是不善人。善人和不善人之间,名位和职分日益分离,以至于不用认真审察就能把它们区分开来。

 

    用道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法治,用法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术,用权术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力,用权力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势。权势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力,权力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术,权术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法治,法治用尽了再反过来用大道,用大道治理国家,就会达到君主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的效果。所以说事物陷入穷尽就发展到了终点,发展到终点就会返回到开始的地方,这样开始和终点互相循环因袭,永远没有穷尽。

 

    有形状的事物必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状。有形状而没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会失去它的形状、颜色等特征。有名称而没有具体形状的事物,不根据名称去检验具体的事物,则往往出现差误。所以,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检验事物的形状,有时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确定事物的名称,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规定事物的种类,有时根据事物的种类来检验事物的名称。弄明白了事物的形状与名称之间的关系,那么事物的形名关系与事物之间的道理,就无法隐瞒了。

 

    名有三种类型,法有四种表现。名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事物的名称,如事物的方、圆、白、黑等;第二种是诋毁、赞誉的名称,如善、恶、贵、贱等;第三种是形容事物的名称,如贤能、愚蠢、爱慕、憎恶等。法的四种表现:其中第一种是永恒不变之法,如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等;第二种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养得好与坏、风俗习惯的同与异等;第三种是治理民众之法,如奖赏有功的、惩罚犯罪的等;第四种是平准之法,如制定法规、统一度量衡等

 

    权术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宝,臣下不能随便窥测。权势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君主所采用的权术,如果让臣下窥测到,这种权术便不是深奥莫测的了。君主所利用的权势,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这种权势就没有份量了。关键是首先纠正有偏差的名分,让它们不互相侵扰混杂,然后君主的权术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权势就可以专用。名称是用来命名事物形状的,事物的形状是与名称相对应的。但是,事物的形并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名的,名也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形的。那么形与名二者判然有别,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互相缺少。没有名称,大道就无法以名相称;有了名称,能用名来匡正各种事物的形。现在世上万物都是客观存在,如果不用名来区分它们,就会发生混乱;世上各种名称都摆在那里,如果不用形来与它们对应,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形与名的关系,不能不认真加以辩正。

 

    用好名称命名好的东西。用坏名称命名坏的东西,所以好的东西有好名称,坏的东西有坏名称。圣贤仁智,是用来命名好人的;顽嚣凶愚,是用来命名坏人的。现在如果用圣贤仁智之名,去寻求圣贤仁智之实,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用顽群嚣凶愚之名,去寻求顽嚣凶愚之实.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能把好名、坏名完全区分开来,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但不必担心出现大的差错,所以说对名不能不辩证清楚。

 

    名称是用来区别不同事物、检查形名关系的。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运用得当就能成功、运用不当就要失败的。失败是因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为名分明察清晰。现在人们亲近贤能之人,疏远不肖之徒,奖赏道德品行好的人,惩罚犯罪的人。贤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名称;亲近、疏远、奖赏、惩罚,这都是人们所采取的主观态度。人们的主观态度与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称,这就要把两种名称区分清楚了。如果把客观存在的贤能之人、不肖之徒与人们所采取的亲近、疏远的态度混为一谈,把品行好、犯罪与奖赏、惩罚混为一谈,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人的主观态度不加区别,这就把名称搞混乱了。所以说,对名称是不能不审察清楚的。

   

    人们常说“好牛”,这个名分不能不辩察清楚。“好”是事物的通称,“牛”是事物的形体,用事物的通称来修饰事物的形体,永远没有穷尽。比如再说“好马”,通称的“好”又与形体的“马”相连在一起,那么“好”所通用的范围就没有什么限定了。比如再说“好人”,那“好”的名又归属到形体的“人”了。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那么“好牛”、“好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区分开来了,所以说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乱的。

 

    五种颜色、五种声音、五种气味、五种味道这四类物质,都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它们并不期望被人们利用,但人们却一定要应用它们,终身不改变对它们的好恶,且不能分辨它们之间的名分。事物的名称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对事物的分辨则是人们的主观因素。我喜欢白色而讨厌黑色,喜欢商声而讨厌徵音,喜爱膻气而厌恶焦气,喜欢甜味而厌恶苦味。白黑颜色、商徵声音、膻焦气味、甜苦味道,这都是世上存在的事物名称。而喜爱憎恶、爱听不爱听、喜欢讨厌、爱吃不爱吃,这却是人们的主观态度。能够确定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名分,那么万事万物就不会出现混乱。所以人们用尺度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量器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具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律吕来辨别音乐的声音,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法制来规定国家的治乱,用简明来治理烦琐疑惑,用变易来排除危险和困难。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道理,各种准则都用法律作准绳。万事万物都归为一个道理,这是最简要的方法。用法律作准绳,这是最便易的措施。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顽固、愚蠢、耳聋、眼瞎的人就可以与开明、智慧、耳聪、目明的人一样,共同治理国家。

 

    天下的事情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不能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即使是圣贤之人也办不到。假设一个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后左右、远近缓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顾到的。如果有不能兼顾到的,对于治理国家就会有所欠缺。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因此,有些话虽然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说;虽然有能力,但对成就事业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做。君子不是乐于好说,而是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不得不说;君子不是乐于好做,而是因为对成就事业有好处,不得不做。君子所说的话,不外乎名、法、权、术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农业生产、战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君子。对治国无益的话,小人总爱说;对国家没有用处的事,小人总爱去做。小人也知道这些话对治国有损害,却不能不说;小人也知道这些可能有损于治国的大事,却不能不做。所以,他们所说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辩;所做的,都有虚伪偏执的倾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取功名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古话说:“不知道并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碍一个人不是小人。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碍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碍他能治理好国家。”这话的确是可信的。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能工巧匠任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现在的人们,行为总想表现出自己特别贤达,做事总想表现出自己特有能力,论辩总想表现自己才能超群,勇敢总想表现自己无人相比。行为独贤,不足以教化万民;做事独能,不足以完成各项工作;论辩超群,不可能做到家喻户晓;勇敢无比,不可能上阵与众敌应战。大凡这四种情况,是国家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所以圣人用道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定法律来处理各种差异。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抛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同样取得成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抛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佳的治国权术。

 

    名义确定后,人们对事物就不会争夺;分属明确后,人们的私欲就不会盛行。人们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义确定之后,人们就无法实施争夺之心;人们的私欲不能盛行,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分属已经明确,人们就无法实施自己的私欲。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一样,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田骈说:“天下有志的男儿,没有谁肯老呆在自己的家里,伺候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必定要到各诸侯国的朝廷去游说,求得一官半职,这是受利禄的引诱所致。他们到各诸侯国朝廷游说的目的,都想成为卿大夫,而没有想成为诸侯国的君主,这是因为名分限定了他们。”彭蒙说:“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它们,这是因为分属还没有确定的缘故。鸡和猪布满集市,没有人企图抢夺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分属已经确定的缘故。财物丰富之后而分属未定,即使是仁智之人也会争夺;分属确定之后,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乱抢。

 

    圆的东西之所以会转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转动而转动,而是因为它具备转动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西之所以会静止,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静止而静止,而是因为它具备静止的条件而不得不静止。顺应圆的东西能自己转动的特性,使它不得静止;顺应方的东西能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本性呢?所以,利用贤能之人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不为国家所用;顺应愚昧之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为国家所用。国家用与不用,都不是由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顺应他们可用与不可用的特征,使他们各得其所,哪里还用担心事物会发生混乱呢?

 

    人都不能做到而自然就能做到,人都不能知道而自然却能了解。聪明的人并不是自己想聪明就聪明,愚笨的人并不是自己想愚笨就愚笨,好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好看就好看,丑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丑陋就丑陋。人们不能做到而自然能做到,人们不能知道自然却了解。那么聪明和好看有什么可珍贵的呢?愚笨和丑陋有什么可卑贱的呢?聪明的人不能向愚笨的人炫耀,好看的人不能讥笑丑陋的人,这都是懂得了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大道。

 

    如果大道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与尊贵的人就不会高傲自大,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聪明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这是因为确定了名分的缘故。如果法制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与尊贵的人,富裕与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与卑贱的人;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与勇敢的人,聪明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与软弱的人,这就是施行法制不如施行大道的地方。

 

 

名学论今:

 

                      中国近代何曾闭关锁国

 

    为了满足西方中心论在一切问题上“西是中非”的需要,中国学者编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由于清廷闭关锁国,大英帝国才用炮舰政策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

 

“闭关锁国”这一概念,在鸦片战争时代是不存在的,不见诸当时任何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闭关锁国”。但后世学者绞尽脑汁编造了中国曾经“闭关锁国”的神话,他们的理由粗看起来不仅无可挑剔,且有点耸人听闻。请看如下理由:

 

    “那时西洋的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只限于广州一口。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商贸机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后,依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更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士马礼逊博士(当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笔者注)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时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真没有想到,清政府为保护外国人身安全的诸多措施今天竟也成了中国的原罪!鸦片战争以前的外国商人是用“不遗余力”一词来形容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国人人身安全的关注的。当时十三行附近都有士兵把守,“随时驱散可能肇事寻衅的中国人,或将迷失方向的外国人送回商馆”。(参阅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0页。)

 

    至于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则有相当复杂的背景,主要出于担心懂汉语的外国人对当时普遍的垄断贸易体制的破坏以及海防安全(这在1759年发生的洪任辉案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感兴趣的诸者可参阅《谭树林:清代对来华外国人学习中文态度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01期)。再说那时有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贸活动的“广东英语”,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学习中文,因为在外国人看来,中文实在难学,“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不学习中文,并没有带来任何商业上的不方便。(参阅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为了证明清朝政府真的闭关锁国,中国学者们还编造了无数的故事。最著名的是:乾隆皇帝是如此虚荣无知,远不如当代知识分子放眼天下,1793年他竟然因为英国使节马噶尔尼不肯下跪就拒绝与英国通商。而历史事实是,马噶尔尼使团提出了“割地”的要求,乾隆皇帝才说:“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乾隆皇帝说:“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则是因为当时的英帝国工业太落后,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国中国——英国毛织品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1800年以前都在赔本,导致英国大多数时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也是鸦片贸易产生和后来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请看下面统计资料:

 

图表来源: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版,第21页;表中所说港脚商人是指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和印度的散商。英文是“country merchant”,也译作“国家商人”或“土商”,其词源意义已暧昧不明。从17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叫作港脚贸易,这些商人叫港脚商,其中主要是经过东印度公司特许的从事贸易的私商。他们多是鸦片走私贩子,又是最早把英国的棉纺织品带到中国市场的自由商人。他们的贸易活动逐渐改变了由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商行所构成的垄断性中英贸易格局,使其向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在鸦片战争前,他们积极鼓吹对华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扩大中英贸易,特别是其中的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受他们的影响。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方案和《南京条约》的重要条款都是根据他们的建议确定的。

 

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还应看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出超地位,这对需要大量白银作为硬通货的中国来说是必须的,它怎么会主动闭关锁国呢?

 

是的,从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中国就实行一口通商,除广州粤海关之外,其他海关一律关闭。但这完全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并不在于阻碍贸易的进行。历史上,尽管从康熙年以来,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国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

 

事情是这样的。1755年,为了接近江浙的丝、茶产区,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通晓中国事务的洪任辉乘船驶抵康熙年间曾一度开放的宁波口岸。英船忽然闯入海疆要地,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巨大震动。为了阻止英船北上,乾隆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加重宁波关税。然而,这个办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乾隆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让他们通知外洋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地停泊贸易,并指出如此办理,来浙江的外洋船只就会永远禁绝,从此就不用再担心浙江的海防了。

 

除了习惯于在书斋中坐梦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鸦片战争前的英美商人都可以证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宜经商的地方,怎么会有闭关锁国这回事呢?

 

1856年,广州十三行商馆被英军焚毁后不久,长期在这里作生意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故地重游,发出了如下感慨:“当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地点时,离我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了,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辨认了。这里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一百多年来,这个地方曾经是广大的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鸦片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正义的战争之一,它结束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互利互惠的贸易体制,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主导的长期和平稳定的东亚世界秩序,将其拖入了以掠夺和殖民为特征的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七十多年,我们的知识阶层为何还要不断传播鸦片战争前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谎言呢?原因只能有一个:鸦片贸易结束了,但精神鸦片仍在中国传播;西方世界为了历史性地保持道义制高点,也在以各种形式大力向中国输送这种带有殖民化色彩的精神鸦片——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禁烟运动,不再是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和外流的白银,而是为了文化上的自信和学术上的自立——禁此精神鸦片,名学当有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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