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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2011-09-27] 2011-10-23

  本栏上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当然,在亚洲社会,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中国未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上面说过,中国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政治控制制约知识创新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是思想意识的控制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

  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怎么办?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同时,基金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当然,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了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中国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中国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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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10-27 09:41:11.0)
    反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一个专制统治者喜欢公民拥有自己的思想,因为公民一旦拥有自己的思想,就容易对面临的现实处境生出怀疑之心,不利于其进行精神操控。不是吗?希特勒上台仅仅6个星期,便立即着手成立所谓“帝国民众启蒙部”,强令德国民众参与诸如“同喝一锅汤”的愚民活动,以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希特勒强调思想必须要“穿上制服”,服从统一的标准,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历史昭示:“禁止思想是最危险的行为”(李大钊语)。其危险性就在于:思想僵化,人格矮化,社会退化――直退到“君临天下,山呼万岁”的造神、造鬼、造奴的封建社会。
新法家网友(2011-10-26 19:56:26.0)
    思想禁锢之下没有文化繁荣 ,也不会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科技昌盛、文化繁荣的最大敌人是思想禁锢,思想不能自由,文学艺术的创作也不会自由,扼杀了自由思想,优秀的文学艺术只能成为时代的殉葬品。 我依稀记得,很早以前的那次思想大解放中人们就在期盼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而且对此信心满怀。然而今天我确切地知道,那个春天并没有到来,那只是《一个冬天的童话》。如果还有繁荣可寻的话,也只剩下清宫辫子戏之类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繁荣,当代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已死,为此我已烧过纸了。 专制统治的思想库中容不下自由创作下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当代文艺作品,它们的目录里只有以统治为目的的奴才文化和假大空作品。每一次对思想的扼杀都是先拿文学艺术作品开刀的,它们批判《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叫停伤痕文学,对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我们只能读到《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之类的垃圾作品,我们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接受洗脑。也许现在好多了,我们能看到数不清的辫子戏和棒子戏,但作家们活在当下却只能缅怀古代;国外文学艺术作品让我们大饱眼福是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出几个像样的作品;中国人只能到国外去获诺贝尔文学奖,思想深刻、优秀的诗歌无法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当代诞生不了鲁迅那样的文学大师,巴金再也无法写出《家》、《春》、《秋》那样的作品。 文学艺术是真实感情的表达,是自由心声的流露,思想牢房里无法创作出优秀文化,口号声中诞生不出伟大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指定题材下的虚假繁荣只能产生成堆的垃圾作品。在一个思想审查严格、互联网有敏感词、发帖JC请喝茶的环境中期盼文艺复兴的到来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不进行新的思想解放而盲目地投入文化基础建设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文化自信,它最多像一个胸无点墨的暴发户用字画和钢琴来假充文雅,而且我很怀疑那些建设最终是否会成为贪官们巧取豪夺盛宴中的一道精美的菜肴。 据说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第四代火星文进行思想交流了,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浪潮即将到来的前夜,我提议先进行火星文的教育普及工作,使人人都能熟练掌握前四代火星文的使用,并创造发展第五代火星文。教科书告诉我们,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诞生在艰难岁月中,并在后一个时代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坚信我们这个时代一定有不少伟大的作家用火星文写出了传世巨著,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能看懂这些作品并予以发表。
新法家网友(2011-10-24 17:10:25.0)
    作者的构想只有在清除“党政不分”,消灭“领导一切”以后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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