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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西方中心”是一个被历史进程颠覆的神话 
作者:[郑彪] 来源:[乌有之乡2011-10-6] 2011-10-14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对世界的政治霸权地位,到19世纪末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形成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体系,亦即形成了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近代几百年来欧洲白人殖民者杀遍五大洲的有色人种,所向披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堆积,以及建立起世界霸权,不仅将18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长期敬畏心理一扫而光,而且使其走向另一个极端,滋生了一种妄自尊大和无所不能的心理错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方人受到基督教等地缘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原本就有的偏执的社会心理和强加于人的倾向,更演变成一种白人种族主义的盲目的优越感。他们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原本就缺乏了解,更缺乏正确的理解,流于肤浅,充满偏见,加以种族主义恶性膨胀和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导致西方的大量著作对人类文明史的描述充斥着精心炮制的谎言和偏见。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中,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史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历史和现实的描述和研究中,充斥着“西方中心论”。这种情况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本身,贬低了东方特别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演进中的贡献,特别是刻意回避和掩盖了中华文明对西方社会进步乃至在近代崛起中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也使得人类文明和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线索遭到扭曲。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直到近代,特别是东亚,在人类历史和世界五大洲中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连西方文明所依托的基督教,都起源于亚洲。换言之,在历史上是东方文明为西方文明发蒙,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鼻子稍扁的东亚黄种人,还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等,都曾经是白皮肤、黄头发、深目高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明引路人,亨廷顿的著作并不讳言这个历史事实,他甚至坦率地批评说:“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1)他还引用汤因比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结论说:“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以及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2)实际上公认的西方文明形成时间为公元11世纪中叶,中国已进入北宋中期。所谓西方文明继承了古典遗产,那主要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如果要将西方文明历史的源头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也只能说其文明史是断续的而不是连续的,其断续时间之久,相当惊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主要从遗存的历史文献中重拾古希腊文明,向历史接续文明香火,但是距古希腊存在已经一千多年了,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根基。其历史积淀其实主要在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当代考古学的新成就更将其大幅度向前延伸,西方的史学在其社会科学中是最后产生的(19世纪末),而中国史学如果从孔子作《春秋》(人类第一部编年史)算起,至今也已经两千五百年了。中华文明几千多年一以贯之,光彩夺目,引人入胜,令人叫绝,确是并世无两,独步全球。但是西方人善于学习异族先进文明,勇于探索和创新,近代以来得以后来居上,其文明也确有独到之处。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些启蒙主义大师身上,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他们朝气蓬勃,充满理性和科学精神,反倒多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恰恰相反,由于那是一个由中学西渐所推动的全球化时期,欧洲处于被中国启蒙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理性的时代。令许多欧洲启蒙大师们(也是基督徒们)极为惊讶的是,欧洲小邦林立,自古以来战争不断,社会非暴力强制(军队和法制)便一刻也不能维持,而中国偌大一个幅员相当于欧洲的国家,竟能凭借儒学(不靠军队和警察维持)而实行德治,得以持续生存两千多年而不坠,实在不可思议,令人向往。这些近代早期的欧洲思想家们也颇能见贤思齐,于是不顾宗教束缚,纷纷“改换门庭”。众所周知的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斯密等西方大师级人物,多是孔子、老子的超级“粉丝”:魁奈更被加冕为“欧洲的孔夫子”;而斯密则从老子“无为而治”的中学西译中得到灵感,创立了“自由放任”学说;而据说伏尔泰先生竟让家里的耶稣“下岗”,而高挂孔子像每日顶礼膜拜;时值欧洲陷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打得昏天黑地,莱布尼茨竟提出要中国政府向欧洲派遣大批儒学“传教士”,以拯救西方文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7-18世纪的西方国家,尚且懂得向中国汲取精神文化,那是一个理性时代;21世纪西方最强大的美国,只一味向中国要(借)钱,可见当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理性。

    西方有感恩节,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恩文化,近代崛起以后,用当代著名法国文化学者安田蒲(Rene Etiem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