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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传统儒家宗法文化无法完成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作者:[] 来源:[腾讯历史2011年10月03日] 2011-10-14

腾讯历史:袁教授,我特别感兴趣,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其实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您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东方的宗法专制社会。这个宗法专制社会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

袁伟时:当然有核心价值了。核心价值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三纲六纪,这写入法律条文了。历代的律例,从唐律到以后的宋、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三纲六纪作为核心内容。在制度化方面,儒家是很成功的,建构了一个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这个社会是专制的。跟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有法治的传统,有慢慢独立的司法系统。西方的前现代社会有议会传统,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国的前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儒家社会,有些为儒学辩护的人说是“儒表法里”。这是没有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常识所造成的一个误解。中国法律研究的权威瞿同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儒家和法家的差别在哪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一之于法”,就是大家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儒家不是,它是按照三纲六纪来建构法律体系的,所以说是不平等的。三纲,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父亲杀儿子罪责也不大,甚至有的时候是可以免罪的。但是,儿子要是打父母,那就不得了的。包括财产制度上也是按照三纲这个系统:父母、祖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不可另立户口,不可分家,除非你父母、祖父母同意;不然的话,就是犯法,要受到惩罚。整个的儒家法律体系是不平等的,跟法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腾讯历史: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宗法专制社会”?

袁伟时:宗法专制,基层是血缘关系形成大家族,实行家长专制;整个社会以三纲为基本框架,层层实行专制统治。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些还有议会,有单独的法律系统,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比如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移孝作忠”,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官员和“天子”就等于是你的家长;层层的“父母官”,就是带有宗法性质。

腾讯历史:我们的传统社会有没有地方自治的性质,它和西方来比起来,有什么区别?

袁伟时:我们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

腾讯历史:像乡绅在地方上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归类为地方自治吗?

袁伟时:归根到底皇权是最大的,最高的,没有针对皇权的约束机制。所谓天的约束是虚幻的;也没有中央与地方和基层社会分权的契约。在西方,国王不能侵犯自治体的权利,层层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如果被侵犯了,可以反抗。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的皇权专制是绝对的。另外,历代都讲忠孝关系,孝跟忠密切关联,所谓三纲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种专制带有宗法的色彩。

腾讯历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办法完全一个近代社会的转型?

袁伟时:对,没有办法自行转型。

腾讯历史:有一位学者邵建,他说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有一个错误,把三纲抛弃了,也把五常抛弃了。他说三纲可以抛弃,但是五常不能抛弃。

袁伟时: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第一.五常的内容在儒家的经典里面也是不平等的。比如,“仁”表面上很好,但是按照儒家的经典解释,“人者仁也,亲亲为大”,就是按照“亲亲”来看“仁”,不是平等的。“义者宜也”,什么是宜?什么是礼?都贯穿三纲精神。

第二.五常假如不以现代的自由、平等思想加以改造,仁、义、礼也会变为思想枷锁。新文化运动中,恰恰是陈独秀他们认为,这些道德规范注入新的精神后可以接受的。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就是只能继承这些规范的形式,必须把新的精神注入这些规范中。

第三点,道德规范的形成不是按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抛弃或继承的。这个抛弃是什么意思?谁抛弃的?是袁世凯吗?袁世凯没有,他是提倡传统道德的。民间废除了吗?民间有什么力量废除?各民间团体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决议。民间的社会人士,陈独秀、胡适这些人能抛弃或废除吗?没有这个力量。

道德是怎么样产生的?现代社会,公德应该是归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既定的法令,比如你不能随地吐痰,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交易中要信守契约,开会应该遵守民主规则,等等,你应该制定法令,强制执行。行要靠右走,也要制定交通规则,等等,慢慢地在这个基础上道德新风尚就产生了。至于公民要选择怎么样的私德,只能自由选择。随着社会教育水平提高,人们的素养提高,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新的道德规范会自然形成。这是道德更新的正常途径。

腾讯历史:另一位比较活跃的学者秋风,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说封建君臣关系是自由人之间的订立的一种契约关系,还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君君臣臣”,他认为这个意思是,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他说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个契约关系上完成近代中国的转型,应该是可以的。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袁伟时:首先,明清的皇帝跟臣子的关系是统治的关系还是契约的关系?秋风就不明白一条。他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说了一大堆好话,但是他恰恰不清楚,中国封建社会跟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别在哪里?西周是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没有摧毁血缘关系。西方国家政权的产生,意味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向地缘关系转变,不管你是哪一个家族的人,都应该受法律约束,按照地缘来管理。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不能不这样。但是,中国西周的封建社会,殷商时代,那个封建关系保留了原有的氏族,原有的家族、宗族,不改变它的内部关系。周武王分封,将殷代原来的后裔分封,将周代的的宗族分封,共分封了72国。此前有“八百诸侯”,讨伐殷纣王的时候是800多个。周代分封制内部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契约关系。还是原有的“君臣、父子”关系,儒家强化了它的内部宗法体制,是不平等的宗法关系。所以,秋风就将人家赞扬5世纪以后西方的封建社会那些话,拿来赞扬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牛头不对马嘴。

腾讯历史:还有一种观点,说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具有一种比较朴素的民本主义倾向,像晚清的很多阻挠改革的顽固派,他们反对修建铁路,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修完铁路,可能会导致以前靠车马运输业务的生存的平民失业。曾国藩也反对过搞轮船业,他说搞轮船业可能会导致靠传统沙船业吃饭的民众失业。到洋务运动的时候,搞官督商办国有企业,国家主义抬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退步,从民本主义向国家主义的一个转变。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您认为它存在吗?

袁伟时:这不是民本主义的问题,出现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知识不足,现代社会的知识不足。比如修铁路,实际上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提出来会让挑夫失业。他不知道修了铁路以后,相应的会提供很多新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的发展,各方面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而不是缩小。更好笑的是他们还提出这破坏了风水,破坏了皇陵的安宁。还有人说是方便外敌入侵。这都是一些愚蠢的借口。包括用现代轮船业取代,会不会造成沙船业的失业。这个问题,当初曾国藩不知道,慢慢清楚了,曾国藩的观点就变了,变成洋务运动的积极提倡者、开创者。

腾讯历史:孔夫子的像在天安门广场一度和毛主席一起并排着各占一角,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带有当局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把孔夫子重新竖起来的现象?

袁伟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萌芽,一种倾向,有的人想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一些儒家信徒拼命叫好。他们不明白现代化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

腾讯历史:甘阳教授曾提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概念,您觉得他这个概念成立吗?可行吗?

袁伟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口号吧。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一个宗教国家。现代国家,不论儒学是不是宗教,但是你以它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要建什么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都是无法接受的。现代人拒绝思想牢笼。现代国家应该建立多元的、自由的思想文化体制。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应该自由竞争,独尊儒术会带来国家的灾难。这个图谋也蕴含着那些自命为儒家信徒之辈,冀图利用行政权力,取得高人一等的思想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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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3-11-10 13:29:10.0)
    中国从古到今坏就坏在没实行法家统制!
新法家网友(2013-05-05 11:47:04.0)
    说来说去都是老问题,儒毒不除,国难不己,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儒家礼法治理下的社会,法律性同虚设,司法依附行政,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腐朽和无序,动乱一触即发,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显得盛世安详,丝毫意识不到三十年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开朝的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陈腐没落积重难返,如何避开这个被诅咒的历史怪圈?只在于我们是否有尝试的信念。只在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尝试的勇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f4c430102e13n.html
新法家网友(2011-11-02 16:15:41.0)
    中国文化的复兴,在对待西方文化,即:“洋为中用”的问题上,要反对全盘西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即:“古为中用”的问题上,要反对全盘儒化。只有取西方文化的精髓:民主的制度与意识;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法家的法治制度与意识。中国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富民强,世界也才能真正心悦诚服地接受这样的中华文化。(武法)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47:21.0)
    楼主的最后一段,“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一个宗教国家”,你连“宗教”二字的概念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还敢在这里狂吠,真是可笑之极。接下来的一通教条完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毫无逻辑可言。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27:53.0)
    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 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 “处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 ; 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 ,“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当代的中华文明正在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亨廷顿认为中国政府正着力构建中国经济文化圈。 亨廷顿高度重视华人的文化认同感,他认为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只有汉本位才是中国昌盛的唯一出路!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25:36.0)
    找回华夏魂和进行现代化相辅相成! 中国复兴必须打击鞑靼蛮夷兽族垃圾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洋垃圾! 汉民族要强化外王!要有强劲的“殖民使命感”!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24:17.0)
    结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与西方化必须区别开来,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实践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 亨廷顿主张建立更适合东亚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儒教社会模式”。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23:32.0)
    九、“解释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项是文化” 附表:九大文化族群分布表(图略) 全世界人口至少有85%生活在合理地归属于上述族群之一的民族社会。“这样以来,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就有意义了。”在它们的发展模式上很难看出有多少趋同之处。在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模式同一般所说的西方模式(主要是西北欧模式)之间,也是如此。西方发达社会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稳定的、自主的,对于一个现代的伊斯兰教社会、非洲社会、儒教社会或印度教社会,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或参考群体。[45]“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教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 不过,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的是各社会的发展经验。亨廷顿呼吁对东亚和南美的发展经验加以系统的总结。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19:52.0)
    八、“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儒教文化与印度教文化、天主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构成了民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吗?亨廷顿认为,有几项理由对这一障碍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 第一,类似的“文化论”并没有通过历史的检验。韦伯学派的学者还认为,儒教文化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发展。但到80年代为止,很多学者已经把儒教看作东亚社会惊人经济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儒教阻碍民主发展的命题会比儒教阻碍经济发展的命题更占得住脚吗?”亨廷顿强调:“特定的文化是某项发展的永恒障碍,这种论点应该受到怀疑。” 第二,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儒教、伊斯兰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有显然是反民主的成分一样。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的民主则未必是。 第三,即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一点上构成民主的障碍,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化总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信念和态度是变化着的。尽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会保持下来,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会与前一代或两代人之间发生显著变化。亨廷顿强调:“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变迁”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14:36.0)
    七、“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认为,西方文明有一种强劲的“殖民使命感”,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是缺乏的,在这方面需要加强,而不是通过“种花民族”的意淫来自我阉割。只有汉本位才是中国昌盛的唯一出路!压制主体民族的国家没一个好下场!南斯拉夫就是前车之鉴。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与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央之国”、“衣冠上邦”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14:30.0)
    七、“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认为,西方文明有一种强劲的“殖民使命感”,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是缺乏的,在这方面需要加强,而不是通过“种花民族”的意淫来自我阉割。只有汉本位才是中国昌盛的唯一出路!压制主体民族的国家没一个好下场!南斯拉夫就是前车之鉴。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与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央之国”、“衣冠上邦”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08:32.0)
    亨廷顿认为中国现在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国家的核心国家”;第二,“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亨廷顿高度重视华人的文化认同感,他认为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动力。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成一个政治的现实。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华人为主导。“除了日本以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26]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07:18.0)
    构建中的“大中华经济文化圈” 亨廷顿首先对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圈”作了说明。他说,在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 “处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 ;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 ,“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在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05:46.0)
    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日本人“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为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新加坡发动了“亚洲胜利论”的“文化攻势”,他们鼓吹亚洲对西方的崛起,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结为“自我放纵、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其核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摈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03:34.0)
    二、“东亚经济的发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事态之一”。亨廷顿一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然而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式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9:00:15.0)
    一、“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何谓“现代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现代社会虽然有很多共同性,但并不必然融为同质性。认为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里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亨廷顿认为,西方社会的独特核心特征包括: (1)古典遗产; (2)天主教和新教; (3)欧洲语言;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 (5)法治; (6)社会多元主义;(多元化的欧洲碰到一元化的中东移民,就该死翘翘了) (7)代议机构; (8)个人主义,等等。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之中。这些特征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 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亨廷顿的研究结论是,-----------------“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新法家网友(2011-11-01 18:57:22.0)
    “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探析亨廷顿的东亚发展观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实践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亨廷顿主张建立更适合东亚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儒教社会模式”。当然,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应该普遍达到的五项目标:增长(或富裕);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亨廷顿虽然认为,“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的民主”则未必是。“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儒教社会的民主”是可期的。亨廷顿论证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是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对东亚的政治现代化却有着深深的文化制约方面的忧虑,不过,最终,他还是认为,“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变迁”。
新法家网友(2011-10-20 23:59:35.0)
    很好的一片问答!(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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