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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茂伟: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作者:[钱茂伟] 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4期] 2011-09-30

[提要]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本文以《史统》的中心,对晚明通史编纂有关问题,作了发散性的思考。

  史学思想史如何做?我认为,谈史学思想,离不开国家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约着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学思想正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一是与国家思想不合拍的异端史学思想。这应是我们考察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两条主线。从进化论的眼光来说,进步的异端史学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把尺子现象:于当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异端思想;于前代,肯定异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这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观念。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主义,强调理性思考,应尽量减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的话说,“经以穷理,史以征事,设身处地,自忘其心之成见而体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几,而见古人之心”[1]。

  明代社会的国家思想是理学思想,自然,明代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也是理学化的史学思想。研究明代史学思想史,无疑应把握明代主流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较为多元的时代,史学及其思想,也表现出多元特色,实学思想、复古思想,甚至启蒙思想,纷纷登场,好不热闹[2]。后人往往只注意这种进步的趋势,似乎中国社会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后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重头戏。刘知几曾坚决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后,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刘知几以后,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隲品类;李贽窃取,标新见奇,銛锋所趋,巧言偏词,忿设无由,是非何能不纷纷耶?邓潜谷《函史》,盖欲随而维之”[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史著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足谈也。潜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于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于大臣谟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事中邪正自见,然于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不袭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风远韵,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启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遗憾的是,郑郊在这里没有讲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点。《函史》体系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天人合一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演变。邓元锡在宋人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治统与道统两大体系[10]。这种思想,为晚明人所接受,如叶向高就说,“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统”的《史统》

  明人用统论解释中国历史,始于《函史》,但邓元锡不免还有点遮掩,所以称之为《函史》。到了郑郊,就公开打出了“明统”旗号,称之为《史统》。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史通》,不曾有过名为《史统》的作品。

  郑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号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郑泾,以讲学名海内,博学,攻古文辞。郑郊7岁便知诵《毛诗》、《史记》,这为他以后编通史打下了基础。年20余后,非常喜欢古文、诸经、子、百家言。六经以下,无不研究。曾到铜山,随著名学者黄道周学习。据郑郊自己说,他爱静,尤喜欢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爱干净,“夙夜洒扫几案,上下纤涯不栖”。坐在桌前,点一支香,捧一本书,悠哉悠哉地看书。性格“疏爽,轻财好施。喜亲名贤,虽倾性命事之,无所惜。至浮名虚誉,则心厌之”。读书之外,什么不管,“断绝人事,刀贝、金钱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来越清贫,“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饥寒立骨”,但他却不管。世间俗人多把他当作狂士,离他而去[12]。崇祯八年(1635),24岁,始为诸生,食饩。崇祯十七年(1644),34岁,为督学郭子奇、李长倩所赏识,拨置第一,与弟颊同贡于朝。时直明朝政府风雨飘渺之时,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与著名抗清志士徐孚远、夏允彝定交。顺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余,郑郊奉母携弟郑颊遁荒,隐居莆田的壶公山南泉,坐在几间老房子里,过上了遗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迹不及城市,惟以著书自乐。晚年曾著《明易》、《订说》、《诗函》、《精义》、《南华十转》、《水书》、《偶笔》、《寓骚》、《折衡》及禅诗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传世不多。

  郑郊“所观载籍极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论》数十篇[13]。此书成书年代不详,可能在作《史统》之前。这一部书,确立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基本看法。此书不少内容,后来体现在《史统》之论部分。由《古论》,进而《史统》,这标志着郑郊走出了为论而论的模式,走上了以论带史的道路。《史统》始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这8年时间,正好是郑郊做诸生时期。成书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请著名学者方以智写了序。书成后,适遇明清更替,书未及刊刻。清初,郑郊以遗民自守,“乃出其家赐书,复贷诸亲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与夫六籍、百家之言”[14],继续修订。康熙十一年(1672),郑郊60岁,《史统》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书作了序。康熙十三年(1674),郑郊又作了凡例。时年62岁,《史统》算是最后定稿。“深山布衣,既无朝廷之力,又鲜宾客之助”,完成《史统》一书,确实不容易。此后事迹不详,因为生活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断绝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确的卒年,大体卒于康熙中、后期。《史统》也由于经费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当时不少学者,起码在福建学人圈里,是知道有这部书的。所以,福建学者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有其书,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今惟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册,略有残缺。“好古堂”是郑郊抑别人书堂名称?这个抄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些版本学问题,由于缺乏相关参考资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传世不易,我们希望有出版社能将此书影印出版。

  《史统》体例杂合《左编》、《函史》而来。《史统》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治统与道统。最后有隐逸、方技、附纪三部分。《史统》始唐尧,终大元,共有5表、21纪、2205传、14志、17附记,系以论赞之言。《史统》只有纪传,不写制度,这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前代礼乐制度,详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诸书,今不赘陈”[15]。人详我略是一个因素,制度通史难写也当是一个因素。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著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学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后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于传事而详于传道。以为道者,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沴气,皆不能别逞私臆雌黄”。他研究历史,“主于明统”,“辨运会之偏全,明阴阳之离合”[20]。按照这个理论,《史统》的体系构筑,有几个特点:

  第一,治统分档次。郑郊从天人离合关系出发,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正统”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汉、唐、宋。“正而不统”是指西周、东周、蜀汉、东晋、南宋。“统而不正”是指西晋、隋。“不正不统”,是指魏曹丕、吴孙权、宋刘裕、齐萧道成、萧梁衍、陈朝陈霸先、梁陈外荒、五代列国、五代割据列国志。“正统之变”指秦、元。每一朝,大体上分世纪、大臣、大将、藩臣、名臣、后妃、贤女、宦官、外荒几部分。“故于离合之间,首列正统,以为天人之所应顺者。次列正而不统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统者,所以示运会之离合,举其实以示后人,使后之为人君者,凛然知天命之去来无常,而保先业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统,则必有诈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业遂分。新造之兵威,与退守之气势,强弱不齐,尚矣。……次列统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统之下也,见诈力之不知名义也。不正不统,又抑下之,诈力之不如诈力也。正统之变,抑又下之,出于诈力仁义之外者,天地之大变也”[21]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段话,可以发现,郑郊优先考虑的是人统是否合乎天统,坚决反对人们用“诈力”取得政权。天人相应,人统合乎天统,就是正统。否则,按天人相离程度,依次为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至于变统,那是儒家仁义、权臣诈力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这是郑郊从“阴阳五行自然离合”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此皆阴阳五行自然离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见也。明乎予说,则古今正统之论,可以□然而无疑矣”。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先验、唯心的,但在当时,代表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二,“严中外之辨”。夷夏关系向来是汉族史家编纂中国历史文本时考虑的一条重要原则。郑郊按内夏外夷原则,将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外荒”。“荒,必为中国大患者,乃录之”。如东晋之五胡、南宋之女直。“荒服虽盛,中夏正统一日未绝,亦当严内外之辨”,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满族由关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郑郊写《史统》,不可能不讲民族主义史学精神。这也是时代特色。

  第三,尊师统。《史统》于“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如天,高而虚;君道如地,大而实。故君有土,而师无位;然君不得师则无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经,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师统,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条贯统绪,颇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谈到了这点,““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三代之运将终,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尽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诞于东鲁,是为仲尼。持名教,笔六经,以教天下万世”[23]!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这就是郑郊所理解的治统与道统关系。

  第四,“宪君子而贱小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评价,自然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时期,社会上十分讲究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君子小人理论,也流渗透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著的编纂之中。郑郊说:“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杂。其余从政,各有作用”[24]。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郑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天地之来阔矣,数千百年之中,乱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为心,以纲常为命,以性情道德为治,以诗书礼乐、仁义廉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谓之君子矣。以势利为心,以苟得为命,以妻子、田园、刀贝、珠帛为治,以谗谄险诐无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则谓之小人矣”[25]。可见,郑郊君子小人区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义利。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势利为心,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义,在晚明时期不多见。“是书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恶,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时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详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这是郑郊作《史统》的使命之一。

  传统史学中,主要有史记派、春秋派、考据派三大流派。郑郊总的说来是理学化史学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学化史学属于一种价值评判性史学,他们的历史评判,主要集中于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物的评判[27]。在历史进程上,讲究道统论;在人物评判上,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而这两种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学。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史统》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学作品。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郑郊的理学化史学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处。理学化史学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于一体。“《春秋》一书,自是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后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丰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史传文学上,提倡学习《史记》,但反对机械模拟《史记》。“文章各有机杼元气流行笔墨之间,岂必步步太史公、班兰台之皮貌套调?庸人拘琐,株守古迹,如儿童仿朱书点画,不能自运,岂可与言书法变化之妙哉”?在郑郊看来,文章有“机杼元气”,应该讲究“书法变化之妙”。《史记》的传记写作精神在于“传神写照”。“然《史记》传神写照,往往在一二琐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无关治乱也,削之,故无复生趣,精神不能生动。今或补入,庶几子长之遗意”。只注意“治乱”,“徒知纪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丰采”,这正是宋明时期史传写作最大弊端所在。郑郊认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传记写作“寥寥”,没有写出人物的“精神丰采”。“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人生立朝,其精神丰采,大底不数十大节。舍此数十大节外,再作谟传,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丰采不出,自然之势也。此法起于宋贤,徒知纪事,不事传神写照,所以其书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传神写照”,这反映出晚明文学思潮的新变化。嘉靖、万历以来,在复古派的倡议下,人们学习史汉,多有机械模拟之弊。如瞿九思为了写《万历武功录》,购来史、汉,“举无不字模句拟,方缪敢操笔”[30]。明末以后,人们反对“剽拟”,提倡“性灵”,文风开始转变。当时的张岱,在文学上就主张司马迁的“传神写照”精神。在提倡“传神写照”这点上,郑郊的文学思想,与张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马行空,短长奇纵,离离合合,奔轶绝尘,古今不乏伟人,自能相赏于皮貌之外,未可与流俗人言也”。看来,郑郊对《史统》的文笔是十分自信的。

  《史统》有史记派的痕迹,这不奇怪,综合体通史,就是史记派的看家法宝。郑郊既从事综合体通史编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记派的影响。朋友们称《史统》“以子长、子瞻之笔,发千古未发之谈,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论世,称物平旋,诚学古之津梁,济时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赞其《史统》“正色庄语,而不入于迂腐;褒贬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为刻论深文,不务标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气,设身处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这些评价是准确的。

三、 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史统》的首要价值是理论与框架结构。

  传统史学,总的说来,理论色彩不强。以《史记》为代表的综合体史著系列,叙述居多,论断多寓于叙述之中。宋明间的史论,又往往从论到论,偏重纲常评判,缺乏实在的内容。在通史编纂中,由朱熹的《纲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纲》,贯穿了正统论。由于编年史结构简单,内容更多的是纲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释中国历史的言论,不过没能完全施之历史编纂之中[33]。从更高的天人关系层面上考察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始于邓元锡的《函史》。郑郊《史统》是继《函史》之后,从天人大道关系考察中国历史的作品。《函史》、《史统》的理论就是治统与道统框架,它们提供了一套解释中国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论模式。《史统》是一部既有理论解释,也有叙述的作品。郑郊的新意在于按邓氏理论,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五类。

  如何评价史观类作品?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发现历史事实,一是作出历史解释。按照这种区分,《史统》是一部偏重历史解释的著作。也就是说,是按照主体的历史认识来重构历史的。“大都以前史为粉本,而出入叙次、论赞之文,则一出于心手”[34]。先有“预设”再作编纂的作品,其文本特点往往表现为“结构+材料”,重点在于构筑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书法”,然后再调配、选择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从旧史中抄来的,在历史事实发现上下的功夫不多。这些书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没有解决多少知识论意义的上具体历史问题。因而,这类作品,在现实之中,往往为实证派所否定,以为理论容易过时。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为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其实,我们应该纠正这种理念。我以为,不同种类的作品,应用不同的标准来衡评。发现历史事实的作品,应重视它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观点;而历史解释作品,则应注意它的精华在于理论与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结构。结构在实证派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无疑能扩人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于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从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更接近于“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著的编排,既要遵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于,优先考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于理念层面已经够伧。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于战国。汉、唐、宋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删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同样是一种“乱”。“君子著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后,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于明末,终成于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于《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继承《函史》多,即治统与道统说是《函史》的;而从分类安排的体例说,学《左编》多。

  2.郑郊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卫道士,《史统》是一部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作品。在汉学日益兴起的年代里,宋学虽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但毕竟它是国家思想,史学界仍离不开国家思想。《史统》的重新发掘,就说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顽强存在。

  3.《史统》是一部历史解释作品,它主于从天人关系大道入手,明中国历史之统,提出了一种中国历史解释模式。解释历史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它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往往有较强的时间性,在当时有影响,到了后代却不一定。无疑地,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只能偏重史学思想史发展脉络。

  4.理学化史学没有出路。不能说传统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有高低、有唯物与唯心之别。《史统》从天人关系入手,宏观地思考问题,立意甚高;但一落实到实处,便成问题。将历代政权划分成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搞得人眼花了乱。这种预设的、外加的政治化历史理论,无助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从纲常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理学化史学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唯心的认识模式,显然找不到最终的历史答案。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参观文献:

[1]方以智.史统序,见郑郊.史统[M].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C],卷5.

[2] 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详参钱茂伟《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统序,见史统卷首.

[5] 方以智.史统序.

[6] 郑郊.史统笔微,见史统卷首.

[7] 方以智.史统序.

[8] 郑郊.史统笔微.

[9] 详参钱茂伟《李贽与启蒙史学思潮的出现》,见张建业主编《李贽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详参钱茂伟《明代通史编撰模式初探》,《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 叶向高.季汉书序,见谢陛.季汉书[M]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郑郊.史统自序一,见史统卷首.

[13]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郑郊.史统自序一.

[15] 郑郊.史统笔微.

[16] 郑郊.史统笔微.

[17] 详参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一些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8] 郑郊.史统笔微.

[19] 郑郊.史统,卷一,唐虞表.

[20] 郑郊.史统自序一.

[21] 郑郊.史统笔微.

[22] 郑郊.史统笔微.

[23] 黎元宽.史统序,史统卷首.

[24] 史统笔微.

[25] 史统·自序二.

[26] 史统笔微.

[27] 详参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值关系为中心》,见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 史统笔微.

[29] 史统笔微.

[30] 瞿九思.自序,见其万历武功录[M]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

[31] 方以智.史统序.

[32] 方中履.史统叙.

[33] 详参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见《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宽.史统序.

[35] 史统笔微.

[36] 史统笔微.

[37] 史统笔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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