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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外扩张理论 
作者:[徐勇] 来源:[] 2005-12-26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日本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区分为民间(即不穿军装的)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两大类别。法西斯主义不仅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扩张理论。借助对外战争实现其大陆侵略政策,同时反击国内民主派势力,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主要契合点。

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对于传统武士道、天皇中心论等兼收并蓄,更主要是由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还有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之时所确认的指导思想综合构成,表述形式五花八门,涉及各领域,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与应用性。尤不能忽略军部的意识理论的自主性和原发性。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都是在其“生存空间”、 “战争万能论”、“民族协利”、“化学结晶说”与“殖民解放说”等形形色色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扩张理论指导之下发动的。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断听到其历史回声在翻新或重放。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军国主义体制,每隔五至十年便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右翼作家自傲地称之为“百年战争”。2从多个世纪以来的世界范围观察,一个国家对外用兵频率之高,规模之大,确实当以日本为最。单就二战时期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开战最早,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到最后直到1945年“八·一五”战败投降,跨越十五个年头,远超过纳粹德国,战火烧红了东半球。探究个中原因,不能不看到法西斯主义与军国土义相结合的双重好战性质,更有其五花八门的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张理论问题上,人们在关注以擅长理性著称的德国的时候、有忽略日本的倾向(这种忽略帮助了现今日本右翼翻新历史谬论)。殊不知日本的法西斯扩张理论无论其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与应用性,丝毫不逊于纳粹。它强化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侵略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为此,本文吁请各位方家充分关注这一问题,并拟以北一辉、石原莞尔等重点人物为中心,作一些概要探讨。

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对于日本扩张主义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天佑良机"。 日本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接管了西太平洋德属诸群岛。无论殖民经济与军事力量,都在战中得到极度膨胀,成为仅次于美、英的世界强国,更是远东第一大国。但战后国际形势与国内问题结合,激化了各种矛盾,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兴起。

一战后日本国内问题,首先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日军入侵西伯利亚伤亡巨大,军费负担沉重。大量农村青年外流,田野劳力不足;由军国主义体制所支配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政策,加剧了原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战后的工业生产陷入不景气。据统计,1921--1929年,法、德、美、日、英等五大国的年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为9.4%、7.1%、4.3%、3%、1.7%。其中日本的增长率3%,低于同期的法、德、美,仅高于英国,其增长之缓慢亦为本国近代以来所少见。3[1]日本的国际处境变得十分不利。大战以其前所未有的残酷与伤亡,促成了世界各国反战和平运动、民主主义空前高涨。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由国、共两党领导逐步壮大起来,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新的发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使日本直面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美英的共同压力,在远东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

面对上述形势,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日本军部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日清、日俄两大对外战争形成的势力集团。其政治影响力有如日本学者所说,是明治宪政的“权力核”或“权力中枢”,4[2]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其一是以德国为模式,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设置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目的之一,是旧有藩阀势力试图从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影响中,把军队隔离出来。而今同一制度,则成了从藩阀势力中独立出来的军队,在政党攻势面前自我坚守的依据”。5[3]但其实质作用并不只是“自我坚守”,而是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6[4]。其二是1900年5月山县有朋内阁修订陆海军省官职,明文限定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1907年制定《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副署,而不用总理大臣副署。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如大正初年,由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倒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圆寺内阁。

所以,在明治时代军国主义体制下,军部不止是防守,而是逐渐取得了对民主派政党、内阁政府的政治与组织优势。到大正初年,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自称“军部”,而政党方面则斥责为“阀族”、“军阀”。7[5]再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军部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形成为压倒内阁政府、完全支配日本政局的权势中心。

军部势力的崛起一直受到强力反弹。早在一战前军事权势集团同政党方面的矛盾冲突既已激化,加上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民主派政党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提出了“拥护宪政、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国会要求改革官职限制军制特权,并于1913年废止了军部大臣现役制,将其扩大到后备役、预备役(事实上并未出现过)。该时期“军阀”概念产生使用,表明军事官僚或军人对国家政权的操纵与对社会政治的干涉,已经成为宪政民主的主要障碍,也说明了双方对峙局势的空前严峻。

一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把日本推向了十字路口,各派政治势力组合分化,不断产生新的政团,提出各种出路方案。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共产党倡导民主、反对战争;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方面,有石桥湛山提出“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领土、反对黩武扩张主义;犬养毅等人倡导 “经济立国”和币原喜重郎等人主张“协调外交”,不仅具有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影响,且通过政党内阁实施了适应“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而与英美等国协调的外交政策,参加谈判并缔结了国际社会的非战公约及裁军等协定。民主派政党的活跃及其成就,形成为二十年代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

民主派政党此期最大的政治成就在于,在国家体制调整方面曾一度削减军部势力。1918年建立的原进内阁是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政党内阁。1924年实现了普选(男子)。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把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提议。1913年对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的修改,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军制特权。政党方面进而要求实行军部大臣文官制,形成了对于军部势力的相当压力。与政治层面相应对,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蔑视军人"、" 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心理倾向,一向受人欣羡的军职变得被人看不起了,8[6]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军官的靴子偶而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声,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

面对一战后民主势力的进展,作为实际的“双重政府” 之一、9[7]受到直接冲击的军部不能容忍,代表皇权主义、国粹主义等民间右翼势力也不会顺从。在由此而激化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之中,军部势力与社会极右翼势力相互呼应,从军、民两个方向推出了日本式的法西斯思想与行动。

由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制约,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区分为民间(即不穿军装的)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两大类别。1919年8月1日,由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犹存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请北一辉回国。北一辉正在闭门赶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他于1920年1月回到日本,加入犹存社,与大川、满川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的名称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之下,"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立。犹存社的纲领是:"一、建设革命的日本;二、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五、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六、联络改造运动;七、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10[8]

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从犹存社开始,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各色法西斯组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暴力团”有很大区别。犹存社的活动与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回应。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情况十分复杂。据日本司法省调查,到1933年底,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一1933年出现的。11[9]

比民问法西斯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日本军队中兴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出现政治化倾向的逻辑结果,即经由军队的政治化之路、进而转向法西斯化,同时与民间法西斯汇为一体,最后从军民两面构成两战间日本的法西斯政治体系。

关于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走向政治化的倾向,有专家指出过:“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一次大战末期这一期间,国内政治构造有如众所周知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这期间的陆军的位置,已从长州阀中枢构成部分,向独立的政治势力方向变化”。作者称之为“陆军的政治独立。”12[10]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他们频繁聚会,订立盟约,制订纲领,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国家武官或出差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少佐,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13[11]第二天,东条英机参加聚会商讨,加入该盟约。

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陆续形成了一批法西斯性质的军人团体。如二叶会、木曜会、王师会、樱会等,其中能量巨大、发挥了绝大作用的是成立于1929年5月的一夕会,成员约40人,分布于各省、部要职机构。14[12]这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法西斯军人集团,打破了原先陆军中按地域同乡结成藩阀派系的状况,形成了新的政治性人脉关系网。他们密切关注时势,提出日见激进的国家改造主张,策划并发动了一系列法西斯军事政变。

通过这些法西斯军人集团的政治活动,军部的法西斯化进程加速。1934年10月,在法西斯军人集团控制之下,陆军省新闻班发表题为《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通称为"陆军小册子",全面阐述其建立"一元化综合统制"的法西斯政治要求。有研究者指出,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史上,能够比肩成为法西斯纲领性文件的,只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与陆军小册子。15[13]北一辉的《大纲》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而陆军小册子则是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法西斯化是军部政治化的发展和结局,是其政治化的恶性发展。军部自身完成了政治化,实现了法西斯转变,意味着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已经发生“癌变”。继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军部发表“陆军小册子”完成法西斯化,进而经过1936年"二.二六"事件,法西斯军部控制了国家政权。由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成为法西斯政权,然后逐步建立全面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体制,这是在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国家法西斯化推进的基本顺序。16[14]

政党在此期间对于军制特权屡屡发起挑战,但终未能成功。政党不能通过政府执掌军权,最终是军权颠覆了政党政治。日本军阀势力对内维护专制主义反对民主主义,扼杀了政党内阁与政党政治,确立了法西斯军部专制;对外大力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给日本及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总之,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形势的促动下,与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相结合,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动力。综合军部与民间右翼两方面的扩张理论并实施对外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大动因,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二、民间法西斯的主要代表及其对外扩张理论

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起人、领头人,也是民间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从官方、军界、财团等人脉关系影响的广泛性看,大川周明又在北一辉之上。大川周明(1886--1937)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为参谋本部翻译德文资料,和军方建立了密切关系。曾任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后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兼任拓殖大学教授。1929年任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在二十年代法西斯运动迅速发展过程中,大川周明曾同北一辉分手另成体系,建立过行地社(1932)、神武会(1932)等法西斯社团。30年代初两度串通军内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建立军部政府未果。他参与筹划了1931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两次法西斯政变和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再度支持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杀死了犬养首相,结束了现代日本由政党组阁的“政党政治”时代。战后曾被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为首批甲级战犯之一。

大川周明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40)等著作甚多,人称“大东亚的论客”。鼓吹战争、歌颂战争,论证对中国等周边国家侵略的正当性,是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共同要点,此点在大川周明的著作中有明确阐述。大川周明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以实现日本经济"自给自足",形成为在"生存空间"问题上的一家典型论调。他认为当今世界强国甚多,要生存下去"必须要能够确保自给自足的经济领域"。而日本是一个岛国,版图挟小,资源贫乏,现有领土无法自给自足,只能向外扩张,"舍满蒙之外别无他途"。17[15]他常年在各处奔走演说,为日军对外战争的做舆论鼓动:“日本啊…天将命汝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18[16]

研究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殖民统治经验,是大川周明著述的又一重要内容。他曾在拓植大学任教讲授殖民史课程,先后写出《复兴亚细亚诸问题》(1922年)、《复兴印度之精神根据》(l924年)、1926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学位论文《特许殖民公司制度的研究》,获法学博士学衔。其后他又陆续写出《亚细亚建设者》(1940年)、《近世欧罗巴殖民史》(1941年)等。他通过这些研究为日本的海外殖民活动提供了直接运用的经验教训。

大川周明从西方殖民史研究演释出“殖民解放说”,强调将“有色人种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主张“旧欧洲必须进行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兴”。但他自己解释其殖民解放涵义是,要实行幕府时代武士道创立者佐藤信渊(1769一1850)的"合并支那"主张:"合并是使支那和日本置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依靠’谨奉皇天之神意,使衣食丰足而安黎民’的办法来实行万世人君模范的尧舜之道。"19[17] 大川周明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为军部设计的战略是:“把日本、满洲、中国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而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20[18]强调大东亚共荣圈必须以日本人掌握领导权为前提:“亚洲诸国必须真格地学习日本历史。”21[19]这一领导权“可以说是为了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和发展的极其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不能为了缓和第三国的嫉视,或者为了顾虑东亚各民族的感情而表现出过分谦让”。22[20]“殖民解放说”不仅成为日本战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借口,也是现今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依据之一。

日本法西斯运动与确立时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其扩张理论的最完整的表述者不能不首推北一辉。早在六十年代即出现所谓的"北一辉景气",有日本学者统计,在1974年之前,各种北一辉研究文献竟达800种(册、篇)左右23[21]。尽管有关著作繁多,观点复杂,但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并由此受到研究家的重视。

北一辉1883年出生于新瀉县佐渡岛,早年曾介入过中国革命,写有《中国革命外史》等著作。他认为,在这十几年里,日本已经加速地腐败与堕落,日本的世界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等都已失败,需要回国"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24[22]经过“烦闷懊恼了一个月、执笔一个月”,北一辉于1919年8月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时他面对“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中国新革命形势,看到“凡尔赛和会”后新的国际秩序,弄得寝卧不安,深感“大日本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交相并至的未曾有过的国难。”25[23]认为非进行国家改造不可,故从多方面寻求“改造法案”。该书是是北一辉主要政治理论著作,也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代表作。北一辉曾在中国活动多年,与宋教仁等国民党人交往密切。在他的著作中不乏一些矛盾性的语言。如他说过:“要保全中国”,还说“对劣弱者的侮蔑之心就是跪拜于优强者的奴隶心”,“对支那(指中国)的轻侮观念是植根于与崇拜欧美同样的奴隶心”。26[24]但北一辉的侵略要求是明确的,扩张理论是系统的。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最早、最系统的代言人。

北一辉扩张理论所针对的对象首先是中国。他所说要保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首先是要将东北领土划归日本。他说,中国的南满洲是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它转手日本之前已不属于清朝的领土了。他使用刻薄语言攻击:“实属可笑的是,归还南满洲才能买取亲善,如果不能不用这种交易来取得支那欢心的话,那么不将台湾奉献给孙逸仙博士那就是触犯了逆鳞之罪。”27[25]在他看来,日本领有南满洲实在是天理自在。而且,北满洲也应划归日本,因为这本来是日俄战争应该解决的议题,“假如没有英国从中作梗的话,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按照大战的意义,不最终从俄国手中夺过(北满洲)是不会停止下来的”。28[26] 他设计中日两国的边界划分,实行所谓“满蒙交换”。让中国保有内、外蒙古,而日本在得到南满洲的同时再得到北满洲,这中间的交换筹码是内蒙古,因为根据1912年第三次《日俄协定》,日本应该掌握东部内蒙古的权益,有资格用以交换北满洲主权。

北一辉认为,日本如果领有了南、北满洲,再加上黑龙江及沿海地区。“朝鲜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但这仅仅是最低目标,他还有更为宏远的蓝图,那就是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29[27]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包括所谓的“北露南濠”。即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和英国的澳大利亚。至于朝鲜,他认为过去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现在是一个十岁的少女。朝鲜无论作为老太婆还是作为少女,都没有自立的能力,应该投入日本的怀抱,成为类似日本北海道那样的“西海道”。 为了实现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他非常明确地宣称:“支那应该是日本的前卫”。在《改造法案》中规定了与国内经济三原则相对应的所谓对外的“三大国策”,即“援助印度独立,确保支那安全,取得南方领土。”30[28]问题已经非常明确,所谓保全中国实质上是独霸中国。

北一辉评论各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日本对付美、英、俄、德、法等国家的外交主张。他认为美国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没有和日本结盟是美国的损失,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和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假如日、美完全是提携,定能使疲弊的英、法、意等国家屈服”,那么美国就可以和日本一道瓜分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权益,从而获得更多的“海上自由”。但美国没有这样做,这就使美国成了和会的“第一个失败者”。31[29]至于美国同英国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关系,美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如何,则不予置评。 他特别重视日美关系,屡屡强调要实现“日美提契”。他预言凡尔赛和会上鉴订的条约将由于德、意的社会革命的兴起而成为“一片废纸”。世界会因此而产生新的动荡。故此,“日本朝野应如日俄战前准备日英同盟那样,应以分割英国为共同目的,由此而坚韧劝导美国进入正道,不能中途顿挫”,舍此之外,今日的小日本断不会变成名实相符的大日本。他又建议由“日美经济同盟的资财”来“积极地大大地开发”中国。32[30]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北一辉全球战略:以美中为盟友以日美提携为外交保证,以“保全”(独霸)下来的残缺的中国为前卫,以英国、俄国为主要对手夺其地盘和势力,由此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让大日本的黄色罗马帝国的日丸旗光照全球。

北一辉这一扩张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他早年的社会进化论。他说:“天行健。有些国家兴起,有些国家衰亡,”这是有如草木荣枯一样的社会法则。而“英国是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日本是国际间的“无产者”。33[31]所以,日本向这些国际上的富豪们竟争、索取乃是天公地道。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国家权力说。即“国家除了自己的防卫之外,为了其他的被不义的暴力所压迫的国家或民族,有开始战争的权利”,这话实际是指,日本可以借中国或印度的事情向其他国家开战。他又重复强调:“国家或国家自身发达的结果,对其他独占有不合法的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有开战的权利,”34[32]实际上,这种规定使日本可以随时向包括英、美在内的任何一个他所认为的对手宣战。

第三个理由是所谓民族的“化学结晶说”。北一辉不像德国法西斯那样鼓吹盎鲁撒克逊人种优越说。而是认为有史以来日本的文明输入都经由朝鲜,“在人类学上既使把日本民族看作是朝鲜、支那、南洋以及土著居民的化学结晶,这也是很明白的”。35[33]故此,北一辉认为,由这种“化学结晶”而产生的混血民族自然有权领有并继承其父体和母体方面的居住地盘,并和这些“亲戚们”一道生活居住下去。他说:“朝鲜遵照日韩合并的宗旨,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或一个行政区,根本大义是清楚的”。他允许二十年后朝鲜人可以得到和日本人相同参政权,并进而在朝鲜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政治措施。台湾、库页岛和“将来取得的新领土”也应如法炮制。此种混血人种与"民族协和"、同纳粹粹德国的种族优越、反犹主义等公开宣传比较,要伪善巧妙得多。

第四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后的“生存空间”问题。他在1919年说:“我日本在五十年间亦有二倍的人口增长率,不得已将寻求能够养育百年后至少也有二亿四、五千万人口的大领土”。日本自身领土只有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这是明显的矛盾。不在国间解决领土的重新分配,“数年后既使土地有多大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36[34]看来,夺取远东西伯利亚和澳洲,并向这些地方移民,实在是命定的最后一招。

第五个理由,实际上也是贯穿于上述各条理由中的“战争哲学”或“强力哲学”。他在这一条上是一贯不惑的。早年在鼓吹日俄战争时说过:“害怕万一战败而贪图苟安,苟安的和平会使日本在堕落中灭亡。必须要有战争,没有战争的话,这种堕落是不可挽回的”。37[35]他毕生崇拜强力的作用,“天地万有唯在于力,社会依据强力而动。胜者为官,败者为贼”。还说过:“天平随剑之重量而倾斜、正义的神依其倾斜作出判决”。他综合了一句“经典式”的名言:“没有战争的和平,决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38[36]

北一辉是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化过程中的先驱思想家。他为日本法西斯的形成,无论是对内的法西斯国家改造,还是对外的侵略扩张,提出了一整套既有方案设计又有哲理指导的理论体系。其中要注意的是,他的生存空间说、国家生存竟争说、强力哲学等的运用,比墨索尼、希特勒要早出好多年,他的“民族化学结晶说”,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与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说相互对称的理论,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典型的独创性的法西斯理论。故日本学者久野称北一辉为“土生土长”的思想家。

三、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的对外扩张理论

有论著认为,日本军队内的法西斯运动主要是受民间法西斯影响,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角是军部,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属于自家生产的很少,多数场合都是由外部供给的"。39[37]这一看法并不恰当。如前所述,一战后的新形势加剧了日本军人自明治时代以来的政治化倾向,而军人政治化的过激发展则酝酿着新的政治突变,刺激着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胃口。因此,与民间法西斯相比较,日本军部法西斯主义及其扩张理论都是自身"原发性"的,有着不同的基点、不同的思路。当然,这并不排斥双方的共同之处与相互联系,以西田税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军官和士宫学校学生都是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忠实信奉者。借发动对外战争实现其大陆侵略政策,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主要契合点。

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产生及其扩张理论的提出,都与民间法西斯大体同时。1919年夏天,陆军次官山梨半造发表连载文章《思想问题之是非》,宣称"过激派"(共产主义)、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与"军人精神"完全不相容。40[38]1921年10月永田铁山、小 敏四郎、冈村宁次等少壮派军官聚集订立的"巴登巴登密约"(或"三头密约")41[39],他们的主张主要有三点:

一是反对派阀人事。明治以来就有"长阀陆军,萨阀海军"之说。派阀人事造成了军内对立,破坏了军队的统一。反对派阀人事,这不仅出于少壮军人的自身利益,更是为重用以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少壮人才、以统一全军、达成最高的战争目标。

二是准备和确立总体战体制。永田铁山等人都毕业于陆军大学或士官学校,再出国研究、学习。他们观察到一战中战争情况的变化,成为总体战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1926年,永田任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的干事,不久又担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首任课长,推行"良民良兵"措施,在学校实行军训、设立青年训练所,竭力将整个社会纳入战争体制。

三是所谓“重点解决满洲问题”,以中国东北地区为首要侵略目标。此点由后来的二叶会、木曜会等法西斯团体继承,一夕会成立时被规定为务必实现的基本宗旨。铃木贞一后来谈了他们作出决定时的思路:“国策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决定如何改革军队;研究国策问题就要发展到满蒙问题”。42[40]

“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军队法西斯运动的重要起点,也是军部法西斯扩张理论较为完整的早期表述。军队法西斯势力逐渐扩大,形成为少壮军人的政治化核心集团。这一政治集团对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十分明确,正如三十年代一份法西斯刊物所宣传的那样,“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43[41]这个核心不但在行动上指挥一切.控制一切,还直接炮制出许多方案、宣传小册子等文件,在方针路线、思想理论特别在对外扩张理论方面为军方作详尽阐述。

新兴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最为关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处境的恶化。对外扩张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军部的地位和利益。在大战烽火尚未熄灭的时候,军部就在考虑如何准备下一次战争。1923年第二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把美国作为头号假想敌国,认为日美之战"势在必至",同时决定要对苏联、中国"经常保持威压的实力"。44[42]

1928年,军队的法西斯组织"木曜会"聚会,东条英机在会上作报告,强调日本应该为了民族的"生存"需要,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口问题而"确保满蒙"。1929年,军队中最太的法西斯组织"一夕会"建成,中其三条政纲之一就是要"将满蒙问题作为重点"。45[43]目标也是以扩张手段解决日本的人口增殖与生存空间问题。三十年代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成功,军方炮制更为详尽的《皇国国策基本要纲》(1933年10月)、《处理非常政治事迹纲要》(1934年1月)等重要的对内对外纲要。尤以1934年10月以陆军省新闻班的名义公开出版《国防的本义及其提倡》,通称《陆军小册子》。它起到了统一法西斯"革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作用。"陆军小册子给当时的国民舆论带来重大转机,这就是从个人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46[44]小册子出版的当月就发行二次,共21万册;次年2月又第三次发行,数量更多;各报大加转载、报导,等于发行了1千万册以上47[45]。其散布之广,影响之大,为日本国内所罕见。

陆军小册子的发表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转轨的完成,更是军部法西斯扩张理论的系统表述。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接着又有阐释:“战争是一种刺激,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是各个生命的生存发展、创造文化的动机。”陆军小册子的基本内容有:一是实行“积极军备,”建立“足以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二是消除自由竟争,建立统制经济;三是安定后方,尤其要救济农村,“使士兵无后顾之忧”;四是实行精神统制,“对于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彻底发扬尽忠报国精神”,“培养舍己献身的崇高牺牲精神”,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五是“创建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促进各项国策的实施。

陆军小册子内容最简要的表述是:“对国家全部活力实行综合统制”。48[46]按照这种“一元化综合统制”建立起来的体制,当年称之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它实质上是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而建立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由于军人的职业关系,日本军队法西斯扩张理论多以聚会讲话、策案纲要、以及文章著作等手法表述,内容较为纷繁复杂,相关人物甚多。这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及其扩张理论的基本特征。其中需要作特别介绍的人物是石原莞尔及其扩张理论。

石原1889年出生于山形县,13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其后上完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踏完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部阶梯,以优异成绩在陆大毕业后担任本校兵学教官,1928年出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还是军中活跃的活动家,是木曜会、二叶会、一夕会等法西斯团体的重要成员。在上述活动中除了炮制各种工作文件还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成为法西斯少壮军人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

石原莞尔扩张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关于战争观,鼓吹“战争万能论”。“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4月,为即将发动的侵略行动作准备,石原炮制了《日本国防的现在与将来》,强调 "战争破坏文朋,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49[47]鼓吹:日本应该"尽我们全部所有,无论思想、金钱和武力等,要倾注全部精力进行战争"。石原莞尔始终强调:"在历史已经表明的过去的事实中,战争实际上是世界进化的动力或根基。"50[48]

第二,关于对外扩张的战略方案和“以战养战”战略。石原芜尔无论是炮制各种方案、纲领,还是在陆军大学的讲义,都毫不含糊地鼓吹掠夺中国的东北、华北等领土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领土扩张,“为了人口问题的解决,据此要求取得南洋特别是澳洲”51[49]。他在1929年赴关东军任作战参谋之前就曾立誓要在任期内解决满蒙问题,其后后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得手,被称为“满州国之父”。在攻占东北之后的1932年,他炮制《经略满蒙之我见》,提出:从“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都应由日本加以控制为战争而用。52[50]石原莞尔还鼓吹在中国大陆进行掠夺性的“以战养战”,以支撑包括陆、海两域的整个对外战争,“以战养战的根本着眼点,要而言之海军所需要的战费的一部或大部都应由大陆负担。”53[51]
第三,关于“民族协和”与殖民秩序。石原宣称:“但今天的满洲状况,已经绝对是民族协和,是民族协和这一点已经没有人反对了”。40年代初又筹建东亚联盟的组织。石原芜尔设计的满洲国"民族协和",其社会分工却是:"日本人掌握军事和大企业,支那(中国)人分管商业和农业劳动,朝鲜人种水田、蒙古 人搞畜牧",他把这种由日本人掌握经济命脉与刀把子的殖民分工称为"真正的共存共荣"。54[52]

第四,关于世界文明的“黄人代表论”。石原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火炬正由日本擎着,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认为,日本和美国将代表各自的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55[53]

第五 ,关于“最终战争思想”与日本的责任论。石原莞尔在20年代系统提出"最终战争思想"。他主张进行一场"前所未有过的让世人震惊的大战争,由此而求得人类文明的最后统一,开始迈出人类共同的理想的黄金世界建设的第一步。"56[54]1942年,石原在军部内部的权力角逐中已经失势,战争已经显露出对日本不利的态势,石原本人也发现日本的对华战争有"若干误算"。但他仍然为其策划九-八侵华罪行辩护,他说:"汉民族没有自卫的政治能力,故日本领有满蒙,不仅是日本生存所必要,亦是中国人自身的幸福。"57[55]

第六,关于战争工业与武力扩张关系。日本法西斯军人在讨论总体战的问题时,有人提出未来战争将以工业为根本。石原芜尔回答说:“(日本)工业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同欧美竞争。只有尽力在满蒙建设工业。”58[56]也就是说,为了推进上述国策,必须首先占领“满蒙”,以此作为建立日本自足自给经济,增强国力,准备总体战的第一步。然后,进一步占领全中国。石原说:“如以全中国作为根据地,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就能持续进行二十年、三十年战争”。59[57]这是其"以战养战"战略的又一种表述。

四 日本两战间对外扩张理论的特点及其实施

如果宏观地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首先可以发现,为论证对外战争的必要性,为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战争,这些理论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花样繁多、内容庞杂。既有对于传统的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更主要是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的指导思想,表述形式五花八门,呈献出大杂烩的模样。尤值得注意者在于,其实际表现的“丰富性”,与通常的评价大有出入。
人们对于日本的思想文化的理性特征通常评价较低。如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1847一1901)说过,"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60[58]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文化是"无言的文化"。61[5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赖肖尔通过驻日本的长期考察和研究,也指出日本人"更多依靠直觉甚于依靠理性;更多的依靠实用丰义甚于依靠理论;更多依靠组织能力甚于依靠伟大的思想概念"。62[60]

如果对照上述丰富庞大、无所不及的法西斯扩张理论,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被公认为比较拙于理性的这个民族,会在这一特殊时代、这一特定的理论范围内煞费苦心、“成就”斐然呢?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些什麽问题呢?

日本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对外侵略战争史。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几乎每过5一10年就要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在每-场战争中都提出了新的口号和理论。显然,长期的多方位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断呼唤新的扩张思想与战争理论出笼;同时,这些战争的实践及其思想积累,同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武士道尚武精神一样,不断而极大地补充、丰富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从而使日本在该时期的、有关对外战争的思想著述成长为怪胎,过分膨胀并远远超过其他精神领域的著述。

日本法西斯的庞杂的扩张理论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制约,并通过军政当局制定的政策发挥作用。日本法西斯主义以军部为核心力量,借助天皇权威,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完成军部的政治化与法西斯化,进而控制国家政权,确立国家法西斯体制。其扩张理论的提出与实施不能不制约于几个政治社会因素:首先是由天皇制所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日本掌握实权的政治领袖,从法西斯主义产生和确立,一直到1945年的战败投降,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样的首魁。这期间也有近卫文 、东条英机那样的门第显赫、权倾一时者,但都不能长期地绝对地控制国家大权。东条英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台,曾先后身兼首相、陆相、外相等七个内阁大臣职及参谋总长职,几乎独揽了国家政府及军部所有大权,但在台上亦不到三年时间。在日本法西斯崩溃前的1944年7月被替换下台。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日本从未出现过一个独裁的领导者"。63[61]所以,如果对照德国那种人手一册《我的奋斗》,连结婚也送希特勒的书的情况,可知日本不是依靠大人物的演讲或其他宣传以鼓动浩大的群众运动,而是以全面的多方位的社会运动以推行其扩张思想与战争理论。64[62]

日本虽然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宪政体制,实行内阁制,但同时又制定了统帅权独立原则和军部大臣现役制,因此内阁没有兵权,日本军部不但拥有军事上的内阁政府所无法约束的权力,还能利用其优越地位干预政府职能,并在三十年代逐步取得对国家政治的支配权力。在实行对外扩张战争方面,日本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官僚和政客控制局面,而由军部直接出场包揽一切。因此,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核心在于军部的权力控制。

日本的军政、军令大权被一小群军官轮流把持。他们就像一群小鱼,虽有时会被一块石头打乱阵势,但很快又可以恢复平静,结队朝着新的方向游去。这一特点,使日本法西斯的扩张理论不会像德国那样为个别领袖人物所决定。要而言之,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理论,是由军、民两个领域的多个法西斯思想家、理论家或各种权力机关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在实际运用中综合形成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鼻祖、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法西斯思想家、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侵华战犯之—的石原芜尔等人。此外,还有军部决策机关所制定的一些文件,既供其宣传之用,也是其方针路线的理论指导。

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集团是其理论的主要炮制者,也是其直接的实行者。正如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刊物所宣传的那样,日本的“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65[63]这个核心不但在行动上指挥一切.控制一切,还直接炮制出许多方案、宣传小册子等文件,在方针路线、思想理论方面向社会民众作宣传动员,并直接加以贯彻实施。矢次一夫回顾了军部的“国策”作用,他写道:“国家革新的主张可以说在各界澎湃高涨,但所谓革新究竟意味什么,似乎明白,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66[64]日本法西期扩张理论在军部发动的对外行动中完全实施,表现在重大历史关头。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军部扩张理论重要代言人石原莞尔伙同"一夕会"板垣征四郎等人直接发动。石原莞尔由此被称为"(伪)满洲国之父"。

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都是日本法西斯对外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东条英机在当政之后所实行的侵略路线,乃是“踏袭石原所制定购对中国的进攻路线”,67[65]可见法西斯少壮军人在对外扩张理论的制定与贯彻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十年代曾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甚多,尤以基于“民本主义”、“协调外交”、“小日本主义”等影响甚大。但最终都被法西斯专制主义所压倒,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界主流,更成了军政当局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柱。

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法西斯军部完全控制了国家政府,制定出《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68[66]。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最后终于通过发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1941年"珍珠港事件",将整个东半球推入火海。还先后将其要侵占和控制的地域命名为"华北经济圈","日满华经济圈","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系侵略战争行动都是在其"生存空间"、 "战争万能论"、 "民族协和"、 "化学结晶说"与"殖民解放说"等形形色色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扩张理论指导之下发动的。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断听到这一些历史的回声在翻新或重放。

注释:

1 本文原载(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2 (日)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昭和46年。
3[1] 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4[2] (日)安部博纯: 《日本ファシズム研究序说》, 东京:未来社1995年新装版,第151页。
5[3] (日)户部良一:《逆说の军队》,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第177-178页。
6[4] (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东京)有斐阁,昭和31年,第15页。
7[5] 关于军部与军阀概念的出现时间及其运用,请参见(日)井上清:《大正期の政治と军部》,见《大正期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另见拙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
8[6] (日)户部良一:《逆说の军队》,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第236页。 9[7] 吉野作造: 《双重政府与帷幄上奏》,转自三宅正树: 《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75页。
10[8] (日)《现代史资料5》第24页.据说犹存社的纲领有两种,参见(日)田中惣五郎: 《日本法西斯主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0年,第35页。
11[9] (日)内务省警保局编: 《社会运动(昭和8年)》,三一书房,1972年重印本,第698页。
12[10](日)北岗伸一《日本陆军と大陆政策》,﹙日本)东大出版会,1978年,第2页。
13[11] (日)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第54页。
14[12](日)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第71-72页。
15[13] (日)秦郁彦: 《军ファシズム运动史》第95页。
16[14]参见拙文《论日本的军部政治化与法西斯主义的确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7[15] (日) 《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水蔫书房1964年版,第692页。
18[16] (日)野岛嘉饷: 《大川周明》,新人物往来社,昭和47年版,第178页。
19[17] (日)左山贞雄:《大川周明博士その思想》,大同书院,,昭和19年,第149--150页。
20[18] . (日)野岛嘉饷: 《大川周明》,新人物往来社,昭和47年,第156页。
21[19] (日)左山贞雄:《大川周明博士その思想》,大同书院,,昭和19年,第143页。
22[20] (日)左山贞雄:《大川周明博士その思想》,大同书院,,昭和19年,第156页。。
23[21] (日)宫本盛太郎:《研究》附录,有斐阁,昭和50年。
24[22]《<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第三次出版告读者》, 《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水蔫书房1964年版,第4-5页。
25[23] (日)《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19页。
26[24]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113页。
27[25]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01页。
28[26]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184页。
29[27]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185页。 30[28]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7页。
31[29]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08页。
32[30] 《北一辉著作集》第三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422页。
33[31]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73页。
34[32]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72页。
35[33]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60页。
36[34]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73页。
37[35] 《北一辉著作集》第一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405页。
38[36] 《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281页。
39[37] “外部”是指民间;见(日)秦郁彦:《军ファシズム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3年,第9页。
40[38] (日)絞.缬厚: 《总体战体制研究》,三一书房,1981年版,第129页。
41[39] (日)高桥正卫: 《昭和の军阀》、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第54页。
42[40] (日)《铃木贞一氏谈话速记记录》(上)(1971年),转引自近代日本研究会编: 《昭和期的军部》,山川出版社1979年第41页。
43[41](日)永井三郎: 《军部论》,先忧社,1934年版,第76页。
44[42](日)三宅正树编集: 《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65、131页。
45[43] (日)高桥近卫: 《昭和の军阀》,第68页。
46[44] 同生田惇: 《陆军小册子问题》,(日)《军事史学》第14卷第4号。
47[45] (日)生田惇: 《陆军小册子问题》,(日)《军事史学》第14卷第4号。
48[46] 小册子全文见《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水蔫书房1964年版;部分译文见复旦大学《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9页。
49[47](日)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版,第58页。
50[48]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原书房,昭和59年,第3页。
51[49] (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版,第113页。
52[50] (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版,第107页。
53[51](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第41页。
54[52]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集·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版,第71页。
55[53] (日)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经济往来社,第35、127页。
56[54]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第58、59页。
57[55]见伊文成等:《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631页。
58[56] (日)筒井清忠:《昭和时期日本的构造》,第147-149页。
59[57](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昭和46年,第59页。
60[58]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1979年商务馆中译本,第15页。
61[59] (日)早稻田大学编: 《日本のファシズム》第一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版,第39页。
62[60] (美)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63[61] (美)赖有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64[62] 关于日德法西斯的扩张理论的比较,请参见拙文《日德法西斯的扩张理论》,《三十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与军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5[63] 参见拙文《论日本的军部政治化与法西斯主义的确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189页。
66[64] 矢次一夫:《昭和动乱秘史》(上)第93页。
67[65] (日)上法快男:《东京裁判と东条英机》,芙蓉书房,昭和58年版,第238页。
68[66]复旦大学《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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