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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林:略论稷下人物宋銒 
作者:[王钧林] 来源:[《齐鲁学刊》1983年第2期] 2011-07-08

   宋鈃,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

    在《孟子》书中,宋鈃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宋鈃。宋鈃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开齐国到达邹国,然后到宋国,在石丘这个地方与宋鈃邂逅相遇。这时孟子已七十余岁,还尊称宋鈃为“先生”,自称“轲”,由此推断,宋鈃至少与孟子(约公元前385—304年)年近,很可能比孟子年长一些。

    宋鈃是稷下先生。《汉书·艺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在小说家,班固自注说“其言黄老意”。此外名家著录《尹文子》一篇。尹文是齐国人,和宋鈃关系很密切,颜师古引刘向说,尹文“与宋鈃俱游稷下。”洪迈《容斋续笔》引刘歆说:“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等同学……。”据此,宋、尹当属稷下黄老学派。宋鈃一生中有那些重要活功,后世很少传闻。从荀子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他“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荀子·正论篇》)可能宋鈃和孟子、田骈、邹衍等稷下先生一样,也曾招收生徒,传授学术,著书立说。司马迁说,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宋鈃之“干世主”,表现在他以“利”说秦楚罢兵的行为上。他为了实现其“禁攻寝兵”“天下安宁”的社会理想,“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庄子·天下篇》)在战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宋鈃的理想颇能反映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意愿,为什么又弄得“上下见厌”呢?大概是因为他“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荀子·正论篇》)言教如斯,身行亦然。他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庄子·天下篇》)可见宋鈃为推行自己的学说,上说下教,身体力行,“强聒而不舍”,“见厌而强见”,很有点顽强奋斗的精神。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园地,其中道家黄老学派最为活跃,宋鈃、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季真等黄老学者“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上下议论,著书立说,曾在长期内占主导地位。宋鈃善于博采各家之长,并加以认真地消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以“道”为主,兼收“名”、“墨”的思想体系。顺便提一下,刘节、郭沫若考定《管子》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鈃、尹文的遗著,笔者不敢苟同。但这四篇确属黄老学派的著作,因此,本文只是在把宋鈃的思想同他人作比较时,才涉及《管子》四篇的内容。

    宋鈃的哲学思想,在本体论方面当对“道”有所阐发,但我们未见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只是《庄子·天下篇》中提到:“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这里的“小大”是指“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天下篇》)“小大”是对“一”即“道”的形象描绘。“精粗”是道家一派的专用术语,如《庄子·天下篇》说关尹老聘“以木为精,以物为粗”;《老子》书说:“道之物,唯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精呵,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管子·内业篇》说:“凡物之精,化则为生。”“精存自生”等等。“精”是“无”,是“道”;“粗”是“有”,是“道”化生的万物。“小大精粗”四字反映了宋鈃的道家思想。

    宋鈃不仅在本体论方面继承了道家思想,而且在认识论方面发展了道家思想。《庄子·天下篇》说:宋鈃“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就是说,人要接触万物,认识其真相,必须去掉主观成见;去掉主观成见,才能容受各种事物,这就是心的认识活动。心能容受万物,就要以随和的态度与人相处,来和调海内,使得大家都能以心容万物的度量去主宰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心是认识的主体,物是认识的对象。宋鈃强调心“接万物”,表明他是十分注重感性经验的。我们知道老子认为认识事物是可以不接触事物的,只要掌握了事物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就可以推知事物。他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德经》)“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同上)这种推知的方法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忽视感性经验,很容易导向唯心主义。宋鈃既强调了认识始于没有成见地“接万物”,又肯定了心可以容受万物,即可以认识万物,并运用这种观点来说明处理社会矛盾的主张,说明他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

    宋鈃认识论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别宥”说。“宥”通囿,是局限、蒙蔽的意思。《尸子·广泽篇》说:“料子贵别囿”,料子可能是宋鈃之误(据郭沫若考)。《吕氏春秋》有《去宥篇》和《去尤篇》,据说就是对宋鈃“别宥”的解说和发挥。根据宋鈃本人的一些言论和《去宥》等篇的材料来看,“别宥”之“宥”)一是指主观偏见,如亡鈇者疑其邻之子,恶者之父视其丑子为美(《吕氏春秋·去尤篇》),都是由偏见所致。所以宋鈃认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庄子·天下篇》),即不受世俗偏见的影响,不受杂乱物象的遮蔽,才能止确认识事物;二是私欲杂念,《吕氏春秋,去宥篇》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明私欲是妨碍人们的认识的,说:“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博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这个欲得金者之所以干出这种只见金、不见人的蠢事来,就是由于他心中充满金钱欲的缘故。因而,宋鈃十分强调“情欲寡浅”对于认识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既不欲“利”,也不欲“名”,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庄子·逍遥游》),即是说,不劝不沮,内心平静,无荣无辱,嗜欲不行,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由此可见,所谓“别宥”就是摒除主观好恶,去掉私欲杂念,也就是“白心”,即净化精神,以便容受万物,获得正确的认识。“别宥”说的实际意义只有在和《老子》与《管子》四篇的比较中才能看得出来。老子把心比作“玄鉴”,认为“涤除玄鉴”就是要“绝圣弃知”、“少私寡欲”,以至于达列“无知无欲”(《老子·道经》)。只有这样,“玄鉴”才能准确而又清晰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管子》四篇也说,内心“扫除不絜,神不留处”(《心术上》)。“去智与故”,达于“虚素”,才会“照知万物”(《内业》),即所谓“镜大清者,视乎大明” (《心术下》)。宋鈃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区分了认识活动中有用和无用、积极和消极的东西,没有把学、知、智列入“宥”的范围之内,认为应该抛弃的只是私、欲、故。在这里,再次可以看到宋鈃对道家认识论的发展。

    关于宋鈃的社会政洽思想,荀子认为是倾向于墨家的。他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这里,宋鈃与墨翟并你,二人的共通之处是“上功用”、“大俭约”和“慢差等”。“上功用”就是崇尚功利,这在宋鈃的行动中确有所表现。“大俭约”是注重节俭。为了俭约、节用,就要“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篇》)“弟子虽饥”,“五升之饭足矣”。至于“慢差等”,《庄子·天下篇》说,宋鈃“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郭象注说:“华山上下均平”,刘昼说:“作华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刘子·九流篇》)

    墨子提倡非攻,宋鈃也主张“禁攻寝兵”。不过,他的“禁攻寝兵”,一是和“见侮不辱”相联系着的。《韩非子·显学篇》说:“宋荣子之议,设不争斗,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荀子·正论篇》也说:“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焉。”《庄子·天下篇》概括说:“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几篇典籍的说法大体一致。为了非攻,墨子曾步行十天十夜到楚国郢都,劝楚王息兵,不要攻打宋国(见《墨子·公输》);宋鈃也曾不顾古稀的高龄,将到楚国以“不利”说楚秦弹兵。墨子以守御说非攻,宋鈃以“不利”说寝兵,似乎还能在行动上坚持墨家的功利哲学。二是以“情欲寡浅”为根据的。人的情欲一旦充溢、横流,小者会使人与人之间争名夺利,大者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攻战征伐。而只有情欲寡浅,对名利财货不抱奢望,才能铲除“民之斗”、“世之战”的根源。所以要“以情欲寡浅为内,以禁攻寝兵为外。”(《庄子·天下篇》)内是道家思想,外是墨家主张。这内外之分,说明了宋鈃内“道”外“墨”的思想特点。宋鈃的“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篇》),细细体味一下,也和墨子的“尚同”、“兼爱”思想大致相合。

    除此之外,宋鈃的思想似乎还受到名家的影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宋即指宋鈃,“言有纤察”说明是有名家倾向的。刘昼则把宋鈃直接划入名家,说:“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孙捷之类也。”(《文子·九流篇》)这未免太武断。不过在当时的稷下学宫中,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能言善辩的,是有名的雄辩家,如田骈被称为“天口骈”,邹衍被称为“谈天衍”,淳于髡被称为“炙毂齐髡”等等。这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经常聚人谈说,论辩是非,形成一种“辩说”风气。大概宋鈃在游稷下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也有自己的一套“谈说之术”,如荀子就说他“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严然而好说”等。因此,说宋鈃有名家倾向,是指他擅长“名辩之术”而言的。

    综合上述,宋鈃是稷下学宫的早期学者,是黄老学派的前辈。他的思想体现了稷下学宫中各家学说融合发展的趋势,对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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