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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激进者对中国历史的危害 
作者:[仲大军] 来源:[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网站2011年4月29日] 2011-05-15

    其实我很怀念22年前1989年的那个4月。那时的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多沙尘暴。清明时分是一年四季最好的时光,春和景明,万物更新,中国的思想界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进行思想大汇集。

    4月5日那天吃了午饭,阳光那么明媚,空气那么清新。我骑了个车子,从宣武门新华社处去丰台京丰宾馆,参加“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路上春风和煦,清风拂面,晃晃悠悠地一会儿就到了位于丰台路口处的京丰宾馆。当时的丰台很小,偏于北京西南一隅。京丰宾馆当时是丰台最好最大的宾馆。

    到会上时,会议已开过半天,几个会场同时进行。我就在各个会场穿插这旁听。从这一天开始,整整四天,400多全国各地来的理论精英汇聚一堂,那些热情的讨论和交流,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享受不到了。

    我之所以怀念这次理论研讨会,是因为像这样团结和谐的会议,从1989年后再也见不到了。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铁板一块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者从此后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

    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在这个时刻,重温过去的时光,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天下,可以知未来。

                              体制内精英大联欢

    我当时对各个分论坛都感兴趣,经济的去听,文化的去听,政治的也去听。记得当时政治会场的热门人物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热门人物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热门人物有黎鸣、包遵信等。黎鸣先生的嗓门特别大,别看个头小,但发起言来,声震会场,十分洪亮。

    相比较之下,那些当时不那么出风头的人物,现在都步入政坛高层了。譬如李克强、李源潮等。

    我现在还保留着人名录。现在看看22年前参会的这些中年精英,今天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进入政界高层的俊秀有: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时任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在会上没见到薄熙来和王沪宁。可能他们报了名,没有来,或者来扎一头就走了。

    我和当时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的司长宋廷明先生熟悉,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当时在会,但晚上就回家了,房间空着,我就住在他的房间,在会上一待就是四天。

    和他同屋的是高山,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人物。他住了一晚就回家了。高山的年龄比我还小一岁,当时是圈子里的红人,正是平步青云的时刻。不过会议之后不久,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像李克强,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是三十七八岁,最大的可能就是茅于轼了。他和我一样,是来听会的,不是交了论文的学者。

    当时在会上最耀眼的是周其仁和严家其,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圈子里的核心学者。记得会议结束时,几个组进行总结,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圈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现在回顾起来,从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是改革思路没有分歧的阶段。自这之后,发生了后来的动乱,中国体制内的精英开始分化,精英圈发生了分裂,改革总体推进和体制内精英大联欢的阶段告一段落。

    但是,我很怀念这个会议的氛围,这是一个大家还都能说上话的会议,是一个思想分歧还不大的会议。比起今天壁垒森严的中国思想界,那个时期的天空比今天明朗多了。

    到会议快要结束那天,中央领导前来看望大家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等同志来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4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胜利闭幕。一场空前的思想盛宴宣告结束,四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精英分享了这四天的精神大餐。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改革的推力不能超出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超过社会承受的激进改革者将被排除改革行列。

    看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

    苏-晓-康当时因写了电视片《河殇》,名声大噪,是人们注意的人物。89年之后,便跑到海外去了。

    下海系的人物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盛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钟朋荣,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新华通讯社主编,梁从诫,《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

    下海系的人物分两种,一种是经商,如冯仑,温元凯。冯仑最成功,现在成了中国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冯仑的内涵应当比当今中国房地产界任何一个大老板都丰富,是学者经商的典型人物。

    另一种人是办民间研究所,或搞社会咨询服务。曹思源是最早跳出体制的人物。他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司长级学者,但开此会时,他打着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钟朋荣当时还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个副研,但不久便被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看中,从下边直接选拔到中央,中南海里边。仅仅几年之后,1994年,他便下了海,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

    现在留在体制内的学者并成为重要人物的有: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

    体制系的官商人物有:郭树清,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而现在升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

     枪打出头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会,中午吃饭时遇到周其仁,和他谈起当年的经历。他唏嘘不已。此时,他已老成得多了。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中国不能激进。这些学者本来是可以坐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寻找出路的,不一定非要搞的势不两立,鱼死网破。这些学者的人性修养哪怕平和一点,折中一点,中庸一点,破裂和流血就可以避免。

                       激进者对中国历史的危害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教训现在看得已经很清楚了。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改革者硬要采取政变的方法,让老佛爷活不下去。结果自己却被杀了头,逃亡海外,好端端的变法只搞了一百天。

    第二次就是1989年,激进派又要以当年戊戌变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结果又造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倒退。从严家其在会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便看出了日后的苗头。

    回想一下,当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多好啊!四百多体制内精英济济一堂,畅谈国事,但接下来没两个月,大好局面就被一群想入非非的激进分子给破坏了。后来发生的学生闹事,激进学者们成了带头羊,就是这些人将历史引入了歧途。

    今天,中国各派的激进者仍然在蠢蠢欲动,这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派都将被列入历史罪人的行列。如果要政府反省,学者们首先要反省。因此,激进者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大家要警惕他们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

    放弃极左和极右,改造中国学者的基本人性,恢复中华文化中道中庸的优良传统,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民才能有幸过上好日子。

    总起来看,西方的思维方式难以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不是马列主义就是自由民主,两者水火不容。中国近代以来不幸落于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窠臼,难以自拔。这时该轮到东方的模式来解决问题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东方的儒道释充满了智慧。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味崇洋媚外,盲目贬低自己的文化,搬来搬去,又弄到分裂和内战的地步。

    人性坏了,国家的灾难。国家坏了,人民的灾难。一位网友说得好:“任何极端主张都可能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之地。” 今天我就以这篇短文告诫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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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06-08 16:22:21.0)
    “任何极端主张都可能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之地。”说得没错,只是有的人自己是极右却不自知,还把倒退当进步呢。
新法家网友(2011-05-17 20:38:33.0)
    说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根本就没有过真正的改革,其所有变数都只是围绕某些个人、某些团体,特别是高位的个人或团体利益在玩转,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莫大的灾难。真正的改革应该是个人或团体围着社会需求转,这也就是法家意识的产生基础。作者眼中的激进不过是体制内的极端而已,这些异端分子算不着激进者,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体制内的异端出现是体制缺陷反映,面对体制缺陷,力图维护原状或倒退者才是祸国殃民的极端派,他们都将会被列入历史罪人,历史车轮是必然要朝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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