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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商道要旨•导言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1-03-06

从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到殷人重贾,其祖王亥驾车经商的古老传说,中国商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商业事业繁荣、商人阶层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专业化经济区域的形成,它使远途贸易成为可能和必然。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境内已经形成几大经济区域,并有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先秦的经济区域时说:“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到秦汉,地区间的经济分工越来越细,《史记·货殖列传》写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的诸多经济区域。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语出《史记·货殖列传》)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丰富的商业实践活动成就了范蠡、白圭这样的大商人及其经商理念。二人成为后世商家公认的榜样,被尊为“商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即范蠡——笔者注)。”又云:“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汉书·货殖传》作:“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无书。

 

在范蠡及其师计然(名研,《吴越春秋》谓之“计倪”上海话中“研”可以读成“倪”,“倪”当为“研”的古音。)名下的古籍有:

 

《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已亡佚。此书列在兵家类,当与商业无关。

 

范蠡《养鱼经》一卷,《旧唐书·经藉志下》在农家类,存于《齐民要术·卷六》。该书主要是讲水畜(鱼池)致富之法。1965年,陕西汉中县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陂池模型,池底塑有六尾鲤鱼及其他水生生物,养鲤方法与《养鱼经》所载相一致,说明东汉时该书仍用于指导渔业生产。

 

《计然万物录》,撰人不详。清人茆泮林(?~1845年,江苏高邮人。)有辑本。该书“著五方所出”,有些条目除了列商品产地,还列何者为善,上、中、下三价各多少。当为古代经商者资料性质的参考书——《计然万物录》开创了后世经济地理类商书的先河。

 

《范子计然》十五卷,已佚。从后世诸辑本看,惟有此书可称中国商道之原典——中华商经!

 

五代后晋官修,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的《旧唐书·经藉志下》五行类有:“《范子问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艺文志三》农家类所录第一本书就是《范子计然》,亦注:“范蠡问,计然答。”故《范子问计然》与《范子计然》当为一书,且与农业生产、阴阳历数相关。宋高似孙(1158~1231)《子略》亦称:“此编卷十有二,往往极阴阳之变,穷历数之微。”

 

只可惜,该书到南宋洪迈(1123~1202年)著《容斋续笔》时已经失传,洪迈这样写道:“《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於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容斋续笔·卷十六·计然意林》)。

 

《范子计然》,清人严可均、马国翰,今人鲁迅先生,皆有辑本。鲁迅先生在《范子计然》辑本序中指出,该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卷三、卷四引有《范子计然》论“五谷”和介绍“蜀椒”的文字。)和唐代马总皆曾引述,所以当为秦汉时故书,他说:“《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列农家。马总《意林》:《范子》十二卷,注云:‘并是阴阳历数也。’《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在兵权家,非一书。《隋志》亦不载计然。然贾思勰《齐民要术》已引其说,则出于后魏以前,虽非蠡作,要为秦汉时故书,《隋志》盖偶失之。计然者,徐广《史记音义》云范蠡师也,名研。”(《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月,第329页。)

 

观《范子计然》诸辑本,皆采《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意林》等古籍辑录而成。不过足以使今人窥见中华商道的主体脉胳。我们再进一步提纲挈领,钩沉索隐为《商道要旨》,其中——

 

范蠡属道家,是道家思想传承和发展的关键人物。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黄帝四经》(亦有学者称《黄帝书》)出土后,学者们惊奇地发现,该书诸多文字与《国语·越语下》所录范蠡言语相同或相似。 王振川先生在其《老子与范蠡》一书中,曾将两本书详加比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王振川:《老子与范蠡》,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8月,第74~80页)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总结道:“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明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之学先河……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收入《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6月。)

 

这里的“功成身退”是指范蠡辅助勾践来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弃政经商一事。范蠡能功成而不居,深得老子道家哲学的精髓。他在隐退前给文种写信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秋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这完全是《老子·第二章》“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及《老子·第九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思想翻版。

 

另外,我们从古籍所录范蠡、计然放达的生活特点上,也能看出二人明显的道家风范。

 

“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形浩浩,其志泛泛,不能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意林·卷一》,这段话大意是说:计然,春秋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流亡的贵族。他为人有心计且不形于色,长相似乎不及常人。他从小就聪明,学习阴阳历数,能见微而知著。他胸怀坦荡,志向远大,但不肯主动游说,自荐于诸候,诸侯暗中用他的学说的有七个国家,却不为天下人知,所以称做计然。因为他经常遨游山海湖泽,因此又号称渔父。)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越绝书·卷六·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 这段话大意是说:范蠡开始的时候居住在楚国,生于一个叫宛橐的地方。他童年时一会儿癫狂,一会儿清醒,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虽然范蠡独有圣贤的聪明,但是周围没有人可以跟他交谈,因此,他内自省察就好像盲人一样看不见,反听别人的意见如同聋子一样听不到,他的聪明才智表现不出来。大夫文种来到范蠡所居住的地方,只知道这里有一位贤人,却不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文种先在城里寻找,但没有找到。于是,他感到狂放之士中间多圣人,贱民百姓之中有君子,就更为广泛地去寻找,终于找到了范蠡。文种非常高兴,就聘请范蠡为自己的僚属官吏,向他询问治国之术。范蠡修饰整理一下服饰后,不久就出来与文种相见,这时的范蠡进退有节,揖让有礼,一副彬彬君子的仪容。)

 

后世,人们甚至将范蠡归入道家神仙之列,刘向《列仙传》中就有范蠡一条。明刻本赞词曰:“龙见越乡,功遂身返。屣脱千金,与道舒卷。”就是说范蠡如龙一样出现在古越地,大功告成便隐居了起来。抛弃千金如脱履,还身入道自舒卷。

 

《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淮南子·齐俗训》指出:神明清虚,得大智慧乃一切事功的基础,上面说:“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建立的以培养政界、经济界精英为目标的松下政经塾中,学员亦要静坐修行。

 

修道进德是所有工商事业的基础——故辑《商道要旨·大道第一》。

 

中国商道直接源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所谓“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现得极其清楚。

 

开篇,司马迁就论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求富心理。他指出,老子讲的上古“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神农时代以来,人们就有了强烈的求富、患贫心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就要教育、管理,最不好的情况是与民争利。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指牛羊猪狗等牲畜,泛指肉类食品——笔者注)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户说:挨家挨户地劝说;眇论:微妙的理论——笔者注),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西方经济学进入后,中国学者胡乱找与西方自由市场概念相似的,于是就找到了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事实上它只是讲如何利用世人求富患贫的心理,而不是讲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事实上,中国轻重之术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

 

紧接着,司马迁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他将之与齐国联系了起来,这是正确,因为今天的轻重之术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在齐地法家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他说,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由于当地多盐碱地,不适宜种植庄稼,所以太公鼓励国民发展手工业,搞长途贸易,结果齐地迅速繁荣了起来。后来齐国中衰,有丰富市场经验的管子用轻重术管理经济,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富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宣王的时代。上面说:“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潟卤:不适宜耕种的盐碱地——笔者注),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中国古典轻重术包括自然、均平、储备三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经济原则(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1月),越王勾践败于吴后用计然之策,十年富国,其核心显然也是轻重术,《史记·货殖列传》载其策,分述如下。

 

首先计然谈到了掌握自然规律,把握市场行情的重要性,即自然原则,时用知物。他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大意: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求,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其次,计然论述了保护社会各阶层利益,平抑物价的重要性,即均平原则,治国之道。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大意: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最后,计然阐述了储备的基本原则,积著之理。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储备是为了调节市场,不是为了储备而储备。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大意: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不停滞。)

 

司马迁记述说,上述轻重术“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报,报复,报仇——笔者注)强吴。”

 

在打败吴国后,范蠡不禁慨叹:“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结果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闻名天下的巨富“陶朱公”。上面说:“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因此,后人也将经商之道以“管刘术”代称,这里的“管刘”指实践轻重术的大政治家管仲和唐代的刘晏。(如史载清代徽商章策:“精管刘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转引自《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月,第10页。 )。”

 

轻重术的基本原则“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故辑《商道要旨·要旨第二》。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先秦主要大商人皆位列卿相,真可谓范蠡所说的“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商人,辅佐越国勾践。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

 

子贡,孔子弟子,巨商,司马迁说他在孔子那里学习后就到了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他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上面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还认为,孔子的成名与子贡在经济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白圭,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魏惠王时为相,后因看到魏国政治腐败,弃政从商。

 

三人中,只有白圭讲了自己工商业管理的具体经验。他明确指出,工商管理当用治国之政法家和兵家。他说,我经营商业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还是不会教给他的。上面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中国古典政治以道家为内术,法家为外术。自道家以至名家,自名家以至法家。《尹文子·大道下》云:“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

 

治理国家与工商管理殊途同归——故辑《商道要旨·名法第三》。

       又,古籍中载范蠡故事,多可观者。

       这些故事不言商道亦不离商道——故辑《商道要旨•故事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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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2-02-16 14:24:43.0)
    计然谈的是气候经济学. 易经是天文与人事里的一致性而总结出来的.
新法家网友(2011-03-25 16:37:50.0)
    好文!
新法家网友(2011-03-08 16:51:05.0)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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