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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内圣外王要在“息欲明制”——《傅子》读后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0-12-21

如果我们用尽量简练的语言解释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特点,那么最恰当的恐怕只有《傅子》“息欲明制”一语。因为“息欲”,节制私欲是内圣功夫的根本;“明制”,彰明法度是外王事功的根本。

 

内圣外王要在“息欲明制”。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傅子》一书的学术思想倾向。

 

《傅子》非儒家,非杂家,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  

 

《傅子》的作者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傅玄。傅玄,魏晋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精于政事,入晋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公元278年,卒于家中,谥号“刚”,追封“清泉侯”。据《晋书》本传载:“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然至两宋时,《傅子》一书已经散佚殆尽,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本子,为清代乾嘉后诸多学者所辑。

 

《傅子》一书,除了清四库馆臣将其列入儒家外,《隋书》以降史家一般认为属“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的杂家。

 

清代《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一直为学者所诘难,刘治立先生认为此举“有些粗率、武断,使人对《傅子》思想性质产生误解”。[1]《傅玄评传》的作者更是认为四库馆臣的观点不可凭信,作者写道:“对《傅子》的思想性质产生误解,而且影响很大的分类,是清代《四库全书》造成的。《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类著作,这完全不符合实际。它改变了《隋·志》以来的著录分类,而这跟它粗疏草率采辑很不完善的缺陷有关,也跟它审之不慎的弊端有关,因而是不可凭信的。”[2]

 

《隋书·经籍志三》“子部·杂家”有:“《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并称:“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那么《傅子》真是杂家吗?也不是,齐治立先生就指出:“平心而论,《四库全书》的作法固然以偏概全,而将《傅子》归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的杂家也似不妥。”[3]《傅子》不是杂家也可以从傅玄对桓谭《新论》的态度中看出来,他说:“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另外傅玄还说过:“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太平御览》卷四○三)如果傅玄本人反对杂家的学术风格,难以想象他的代表作《傅子》属杂家。

 

观今存《傅子》,傅玄思想远非杂乱无章,其出入儒道,兼重礼法,深得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精髓,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

 

傅玄出入儒道。《傅子》中《仁论》、《义信》、《礼乐》诸篇很容易看出其“厚重儒教”(时人王沈评《傅子》语)的特点,不过其好道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他曾说:“道教者昭昭然,犹日月丽天。”(《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对于汉以后儒道互相攻击的现象,傅玄认为那是以偏盖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意林》引《傅子》云:“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

 

傅玄兼重礼法。他不空谈“以德治国”,认为独任德惠的人治是危险的,他说:“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傅子·治体》)

 

傅玄礼法并重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傅子·法刑》篇中。他认为“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在礼法的关系上,他认为在和平昌盛之世,民心易向善,所以当先礼而后刑;在混乱不安的时代,民心易向恶,所以当先刑而后礼。他说:“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者。”(《傅子·法刑》)

 

事实上傅玄明确指出诸子百家同归于圣人大道,不出内圣外王之旨。《意林》引《傅子》云:“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傅玄评传》的作者从《傅子》引用前哲先贤言论、文本内容两个方面详细考辨,认为《傅子》“兼容各家之长”[4],而这正是黄老之学的基本特点。

 

《傅子》深得内圣外王的精髓:息欲明制

 

傅玄将内圣外王归结为“息欲明制”四字,这是其从政治经济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目的与黄老之学一样要达到无为而治。《太平御览》卷七七引《傅子》云:“舜治天下,垂拱无为者,以咎繇(即皋陶,舜时掌刑法——笔者注)既举,而不仁远也。”《长短经·大体》引《傅子》运送:“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傅玄对从汉末开始的社会大动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中华礼义文明有限物力与无限物欲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统治阶层纵情极欲,一味追求奢侈,不断剥削压榨百姓,是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傅玄提出了治身理国的基本原则,即息欲和明制,所谓息欲就是节制人类内在的无尽欲望,所谓明制,就是彰明法度,使用民力有常。

 

《傅子·校工》篇指出,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妇女装饰品之类的玩好更大的。统治阶层不节制自己感官上的欲望,竭尽民间的智巧及制作供自己享受。一个妇人的头饰价值超过一千两黄金,甚至妾和使女的衣服也装饰着天下的宝贝。纵情极欲的统治者欲望无穷,而生产者的生产力有限,以有限的生产力去满足无穷的欲望,这是汉灵帝所以失去民心的原因。傅玄写道:“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饣芳](同“饰”——笔者注)。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饣芳],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傅子》一书不厌其烦地多方论述息欲明制的道理,从清人的辑本中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傅子·曲制》的论证思路与《傅子·校工》篇相同,且更详尽,上面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群书治要》注:“‘周’疑‘同’”)叛。”

 

《傅子·检商贾》则指出,统治者无穷的欲望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失衡。因为统治者不断追求奇珍异巧,会增大商人投击的空间,导致商人阶层独大,所以他主张“明制”,即“国有定制,下供常事”。上面说:“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瘁,难矣。故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

 

傅玄强调“明制”对于国家的财政制度十分重要。《傅子·平赋役》篇提出了在世界经济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至平”、“积俭”、“有常”赋役三原则。“至平”即公平税负,均等牺牲;“积俭”即赋役征课须从节俭的角度考虑;“有常”即赋役的征课须有规定的制度。他指出:“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质文,重质朴与重文饰——笔者注),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甸都”,都城的内外——笔者注)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

 

息欲明制不仅对于治国是重要的,对于修身同样重要。傅玄指出,君子当内扫除其妄念,以清虚的心待人接物。行为亦当有章法,坚持恒久不变的正道,这是以正示人的大道。《长短经·知人》引《傅子》云:“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外设法度,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

 

在傅玄那里,息欲关键在洗心、正心,使之恢复其本来的清静面目。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谈到人性的根本特点,傅玄将之比喻成水,随教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且静则清,动则浊。《意林》引《傅子》云:“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氵亭](“[氵亭]”意为水积聚不流动——笔者注)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先王知中流(“中流”指才智及人品中等的人——笔者注)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谓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关于修心的意义,《傅子·正心》篇论述最详,其核心思想与《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相同,傅玄开篇写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而所济弥远。”正心的目的是“保其性”,《傅子·正心》云:“古之达治(“达治”,通晓治道——笔者注)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履正”,实行正道——笔者注),而咸保其性也。”

 

心性具体如何修持,傅玄谈得很少。只是在《傅子·仁论》中,傅玄指出一个人德行上要与高标准看齐,欲望上要与低标准看齐。认为德行上与高标准看齐,就会产生羞愧之心,欲望上与低标准看齐,就会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知道自己与圣贤有差距而感到羞愧,就会使自己接近圣贤。懂得知足常乐,就会使自己安贫乐道。一个人努力达到接近圣贤的境界,哪里还会做邪恶的事呢?一个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哪里还会奢侈呢?这就叫节制。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是最好的,其次是获得清平之心。如果不能得清静心,就一步步平心直行,不出什么差错就可以了。所以君子要学会自省其身,不为喜怒所动。发怒时不违背道德,高兴时不背离道义。上面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则圣贤其可几;知足而已,则固陋其可安也。圣贤斯几,况其为慝乎?固陋斯安,况其为侈乎?是谓有检。纯乎纯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渐其概,茍无邪,斯可矣。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

 

傅玄不断强调为政去除私欲的重要性。在回答时人刘邵(刘邵,字孔才,河北邯郸人。曹魏时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赐爵关内侯。)有关为政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指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后可正天下。”(《傅子·问政》)《傅子·通志》篇指出,上下之志通达(即“通志“)的基础是至公之心和无忌心,只有至公才能使近者安,远者来。只有无忌心才能使进取者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退隐者不怀疑。上面说:“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

 

然而,傅玄深知“德难为而言易饰”(《傅子·戒言》)的道理,以及去私欲就公道之难。在《傅子·戒言》篇中,他将花言巧语与修道进德作为对立的两上方面进行论证,明确反对巧虚华不实,巧言饰辩的的社会风气,这对我们的时代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上面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鲜矣。何者?德难为而言易饰也。”

 

他还指出,奸佞之人之所以能够危害社会,主要是这些人能够不断激起和满足人类的私欲,他说:“佞人,善养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悦之。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傅子·矫违》)

 

面对人皆趋于放纵这一人性的根本弱点,傅玄感叹道:“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意林》引《傅子》)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信息化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注释:

 

[1]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月,“《傅子》评析”第10页。

[2]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月,第263页。

[3]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月,“《傅子》评析”第10页。

[4]参阅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月,第255~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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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09-04 06:11:02.0)
    赞一个 找书看看去
新法家网友(2010-12-24 16:20:44.0)
    从北京的交通拥堵谈经济和法制 道路的畅通就跟经济的平稳发展一样,道路的拥堵就像经济危机或严重点说就是政治危机 谁都不想被堵在路上,但是问题就是事实发生了,西方的道路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没有去过不做论述。中国人法制观念是非常淡漠的,无论从最低的贫民还是到上层官僚,反正是怎么好走就怎么走看见前面的车比较多或是有一点点慢了就喜欢随意抄进道抄小道甚至是划分出来的所谓公交车道,俗不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了,最后结果是大家都玩完。更不要命的是一些特权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让红绿灯为他们服务本来应该是红灯的结果仍然开绿灯,老百姓看见了心理想这法律制度管我什么事大人物都不遵守,这叫上行下效。我们的计划经济同样如此,现在很多情况都不是在“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我姑且叫为“法制市场经济”。涨价行动各种人为的因素就如同我们开车上路一样反正是对这部分人而言怎么好走就怎么走,反正走了再说。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跟我们的道路拥堵一样的,最后是大家都没得玩,情况轻一点就是经济危机如果重一点的话就是政治危机。我个人的一种愚蠢想法,不知道各位对当前经济形势如何看?
新法家网友(2010-12-22 13:01:45.0)
    “息欲明制”真是了不起啊!这样的好书却埋没在泥沙下,中华哪能崛起? 后来的儒释道三教都只讲息欲而不讲明制,是中华衰落之症结!佛陀真言自是奥妙,佛法自是高深,但修身有术治国无方,我们民族不可能人人都成就中有,所以才需要彰明法治经纬天下的圣贤来管理,如商君,如管仲,随着佛学修身的思想(息欲)的深化,却对治国安天下(明治)的做为放弃了,成就也只是成就了自己,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圣者,岂能比商君与管仲?
新法家网友(2010-12-21 09:10:23.0)
    我也去找傅子来学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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