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新法家研究
翟玉忠:内圣外王要在“息欲明制”——《傅子》读后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0-12-21

如果我们用尽量简练的语言解释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特点,那么最恰当的恐怕只有《傅子》“息欲明制”一语。因为“息欲”,节制私欲是内圣功夫的根本;“明制”,彰明法度是外王事功的根本。

 

内圣外王要在“息欲明制”。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傅子》一书的学术思想倾向。

 

《傅子》非儒家,非杂家,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  

 

《傅子》的作者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傅玄。傅玄,魏晋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精于政事,入晋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公元278年,卒于家中,谥号“刚”,追封“清泉侯”。据《晋书》本传载:“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然至两宋时,《傅子》一书已经散佚殆尽,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本子,为清代乾嘉后诸多学者所辑。

 

《傅子》一书,除了清四库馆臣将其列入儒家外,《隋书》以降史家一般认为属“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的杂家。

 

清代《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一直为学者所诘难,刘治立先生认为此举“有些粗率、武断,使人对《傅子》思想性质产生误解”。[1]《傅玄评传》的作者更是认为四库馆臣的观点不可凭信,作者写道:“对《傅子》的思想性质产生误解,而且影响很大的分类,是清代《四库全书》造成的。《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类著作,这完全不符合实际。它改变了《隋·志》以来的著录分类,而这跟它粗疏草率采辑很不完善的缺陷有关,也跟它审之不慎的弊端有关,因而是不可凭信的。”[2]

 

《隋书·经籍志三》“子部·杂家”有:“《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并称:“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那么《傅子》真是杂家吗?也不是,齐治立先生就指出:“平心而论,《四库全书》的作法固然以偏概全,而将《傅子》归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的杂家也似不妥。”[3]《傅子》不是杂家也可以从傅玄对桓谭《新论》的态度中看出来,他说:“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另外傅玄还说过:“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太平御览》卷四○三)如果傅玄本人反对杂家的学术风格,难以想象他的代表作《傅子》属杂家。

 

观今存《傅子》,傅玄思想远非杂乱无章,其出入儒道,兼重礼法,深得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精髓,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

 

傅玄出入儒道。《傅子》中《仁论》、《义信》、《礼乐》诸篇很容易看出其“厚重儒教”(时人王沈评《傅子》语)的特点,不过其好道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他曾说:“道教者昭昭然,犹日月丽天。”(《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对于汉以后儒道互相攻击的现象,傅玄认为那是以偏盖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意林》引《傅子》云:“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

 

傅玄兼重礼法。他不空谈“以德治国”,认为独任德惠的人治是危险的,他说:“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傅子·治体》)

 

傅玄礼法并重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傅子·法刑》篇中。他认为“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在礼法的关系上,他认为在和平昌盛之世,民心易向善,所以当先礼而后刑;在混乱不安的时代,民心易向恶,所以当先刑而后礼。他说:“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者。”(《傅子·法刑》)

 

事实上傅玄明确指出诸子百家同归于圣人大道,不出内圣外王之旨。《意林》引《傅子》云:“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傅玄评传》的作者从《傅子》引用前哲先贤言论、文本内容两个方面详细考辨,认为《傅子》“兼容各家之长”[4],而这正是黄老之学的基本特点。

 

《傅子》深得内圣外王的精髓:息欲明制

 

傅玄将内圣外王归结为“息欲明制”四字,这是其从政治经济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目的与黄老之学一样要达到无为而治。《太平御览》卷七七引《傅子》云:“舜治天下,垂拱无为者,以咎繇(即皋陶,舜时掌刑法——笔者注)既举,而不仁远也。”《长短经·大体》引《傅子》运送:“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傅玄对从汉末开始的社会大动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中华礼义文明有限物力与无限物欲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统治阶层纵情极欲,一味追求奢侈,不断剥削压榨百姓,是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傅玄提出了治身理国的基本原则,即息欲和明制,所谓息欲就是节制人类内在的无尽欲望,所谓明制,就是彰明法度,使用民力有常。

 

《傅子·校工》篇指出,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妇女装饰品之类的玩好更大的。统治阶层不节制自己感官上的欲望,竭尽民间的智巧及制作供自己享受。一个妇人的头饰价值超过一千两黄金,甚至妾和使女的衣服也装饰着天下的宝贝。纵情极欲的统治者欲望无穷,而生产者的生产力有限,以有限的生产力去满足无穷的欲望,这是汉灵帝所以失去民心的原因。傅玄写道:“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饣芳](同“饰”——笔者注)。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饣芳],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傅子》一书不厌其烦地多方论述息欲明制的道理,从清人的辑本中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傅子·曲制》的论证思路与《傅子·校工》篇相同,且更详尽,上面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群书治要》注:“‘周’疑‘同’”)叛。”

 

《傅子·检商贾》则指出,统治者无穷的欲望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失衡。因为统治者不断追求奇珍异巧,会增大商人投击的空间,导致商人阶层独大,所以他主张“明制”,即“国有定制,下供常事”。上面说:“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瘁,难矣。故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

 

傅玄强调“明制”对于国家的财政制度十分重要。《傅子·平赋役》篇提出了在世界经济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至平”、“积俭”、“有常”赋役三原则。“至平”即公平税负,均等牺牲;“积俭”即赋役征课须从节俭的角度考虑;“有常”即赋役的征课须有规定的制度。他指出:“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质文,重质朴与重文饰——笔者注),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甸都”,都城的内外——笔者注)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

 

息欲明制不仅对于治国是重要的,对于修身同样重要。傅玄指出,君子当内扫除其妄念,以清虚的心待人接物。行为亦当有章法,坚持恒久不变的正道,这是以正示人的大道。《长短经·知人》引《傅子》云:“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外设法度,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

 

在傅玄那里,息欲关键在洗心、正心,使之恢复其本来的清静面目。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谈到人性的根本特点,傅玄将之比喻成水,随教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且静则清,动则浊。《意林》引《傅子》云:“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氵亭](“[氵亭]”意为水积聚不流动——笔者注)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先王知中流(“中流”指才智及人品中等的人——笔者注)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谓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关于修心的意义,《傅子·正心》篇论述最详,其核心思想与《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相同,傅玄开篇写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而所济弥远。”正心的目的是“保其性”,《傅子·正心》云:“古之达治(“达治”,通晓治道——笔者注)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履正”,实行正道——笔者注),而咸保其性也。”

 

心性具体如何修持,傅玄谈得很少。只是在《傅子·仁论》中,傅玄指出一个人德行上要与高标准看齐,欲望上要与低标准看齐。认为德行上与高标准看齐,就会产生羞愧之心,欲望上与低标准看齐,就会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知道自己与圣贤有差距而感到羞愧,就会使自己接近圣贤。懂得知足常乐,就会使自己安贫乐道。一个人努力达到接近圣贤的境界,哪里还会做邪恶的事呢?一个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哪里还会奢侈呢?这就叫节制。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是最好的,其次是获得清平之心。如果不能得清静心,就一步步平心直行,不出什么差错就可以了。所以君子要学会自省其身,不为喜怒所动。发怒时不违背道德,高兴时不背离道义。上面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则圣贤其可几;知足而已,则固陋其可安也。圣贤斯几,况其为慝乎?固陋斯安,况其为侈乎?是谓有检。纯乎纯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渐其概,茍无邪,斯可矣。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

 

傅玄不断强调为政去除私欲的重要性。在回答时人刘邵(刘邵,字孔才,河北邯郸人。曹魏时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赐爵关内侯。)有关为政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指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后可正天下。”(《傅子·问政》)《傅子·通志》篇指出,上下之志通达(即“通志“)的基础是至公之心和无忌心,只有至公才能使近者安,远者来。只有无忌心才能使进取者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退隐者不怀疑。上面说:“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

 

然而,傅玄深知“德难为而言易饰”(《傅子·戒言》)的道理,以及去私欲就公道之难。在《傅子·戒言》篇中,他将花言巧语与修道进德作为对立的两上方面进行论证,明确反对巧虚华不实,巧言饰辩的的社会风气,这对我们的时代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上面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鲜矣。何者?德难为而言易饰也。”

 

他还指出,奸佞之人之所以能够危害社会,主要是这些人能够不断激起和满足人类的私欲,他说:“佞人,善养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悦之。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傅子·矫违》)

 

面对人皆趋于放纵这一人性的根本弱点,傅玄感叹道:“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意林》引《傅子》)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信息化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注释:

 

[1]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月,“《傅子》评析”第10页。

[2]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月,第263页。

[3]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月,“《傅子》评析”第10页。

[4]参阅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月,第255~261页。


相关文章:
·翟玉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译序
·翟玉忠:读余云辉博士《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
·翟玉忠:不能脱离中华文化背景理解《大学》三纲及“定静”
·翟玉忠:为中华续慧命——六经书院2023-2024年度工作报告
·翟玉忠:礼——二十一世纪人类精神革命
大六经工程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