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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路:王畿论三教 
作者:[孟晓路] 来源:[《儒家之密教》第八章] 2010-11-12

龙溪所着力弘扬者为儒学中之密教,此一教法于儒学中隐没不彰,于佛老中却系显学(佛主要指禅宗老主要指庄子)。故龙溪学术之归属即成为一多有争议之问题,龙溪学与儒释道三家之关系确系相当复杂也。龙溪对三教关系及自己学术与三家之关系皆有论断,通达公允,足堪依据。

8.1 三教同以虚寂为体

龙溪认为在形上道的层面上,儒释道三家是完全一致的,无所谓差别。三家皆以虚寂为体。关于此,龙溪云:

人心本来虚寂,原是入圣真路头。虚寂之旨,羲黄姬孔相传之学脉。儒得之以为儒,禅得之以为禅。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南游会纪》,全集卷七)

龙溪对于此点在卷四《东游会语》中做出了详尽的论述。

楚侗子问:老佛虚无之旨与吾儒之学同异何如?先生曰:先师有言:老氏说到虚,圣人岂能于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于无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同异,先须理会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厘始可得而辨耳。圣人微言见于大易,学者多从阴阳造化上抹过,未之深究。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便是吾儒说虚的精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说无的精髓。

自今言之。乾属心,坤属身,心是神,身是气。身心两事,即火即药。元神元气谓之药物,神气往来谓之火候。神专一则自能直遂,性宗也。气翕聚则自能发散,命宗也。真息者,动静之机,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药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驭气也;广生云者,气之摄神也。天地四时日月有所不能违焉。不求养生而所养自在其中,是之谓至德。尽万卷丹经,有能出此者乎?

无思无为,非是不思不为。念虑酬酢,变化云为,如鉴之照物,我无容心焉。是故终日思,而未尝有所思也;终日为,而未尝有所为也。无思无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无动无静,无前无后,而常自然。不求脱离,而自无生死可出,是之谓大易。尽三藏释典有能外此者乎?

先师提出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虚而实,至无而有。千圣至此,骋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弄不得一些伎俩。同此即是同德,异此即是异端。如开拳见掌,是一是二,晓然自无所遁也。不务究明本宗,而徒言诠意见之测,泥执名相,缠绕葛藤,只益纷纷射覆耳。

依龙溪之意,良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范围三教大总持”。良知本是即寂即感的,为何龙溪只强调虚寂是三教所同呢?则由于当时一般的见解认为,只有佛老才是讲虚寂的,儒家不讲虚寂,理学家谁一讲虚寂,就被指责为逃入佛老去。故龙溪认为此是“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甚可哀也。故强调虚寂乃吾儒本有。龙溪于卷一《三山丽泽录》中申此意甚详。

友人问:佛氏虽不免有偏,然论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伦,未免连形而下发挥。然心性之学沉埋既久,一时难为超脱;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学之助。

先生曰:此说似是而实非,本无上下两截之分。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此是千圣相传之密藏,从此悟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自圣学不明,后儒反将千圣精义让与佛氏,才涉空寂,便以为异学,不肯承当。不知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学,佛氏虽后世始入中国,唐虞之时,所谓巢许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时圣学明,巢许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尧舜一体中所养之物。盖世间自有一种清虚恬淡不耐事之人,虽尧舜亦不以相强。只因圣学不明,汉之儒者强说道理,泥于刑名格式,执为典要,失其变动周流之性体,反被二氏点检訾议,敢于主张做大。吾儒不悟本来自有家当,反甘心让之,尤可哀也已!先师尝有屋舍三间之喻。唐虞之时,此三间屋舍原是本有家当,巢许辈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后世,圣学做主不起。仅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后来,连其中一间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吾儒今日之事,何以异此?间有豪杰之士,不忍甘心于自失,欲行主张正学,以排二氏为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务于内修,徒欲号召名义,以气魄胜之,只足以增二氏检议耳。先师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识参乎其间,彼将帖然归化,所谓经正而邪慝自无,非可以口舌争也。

龙溪此处仍强调虚寂乃“吾儒”本有,所谓“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是也。至于龙溪说“佛氏所说,本吾儒大路”,龙溪心目中的佛氏实即禅宗也。据此可知,龙溪不仅承认禅宗所说“虚寂”是对的,他实际上认为禅宗所讲全部的形上学以及工夫论皆是正确的。他对佛氏之不满,只在于其离世独修而已,故以巢许辈当之,且说巢许在三代时原是守舍之人。龙溪以禅宗之学皆是吾儒所本有,此论甚是。然在先儒那里此一教法乃以密教之形式而存在,一直若隐若现,若存若亡。故为后世普通显教学者摈于儒学之外,亦事出有因也。龙溪有感于此,起而显说之,则不得已之苦心也。后世学者皆以龙溪之学有似于禅,乃援佛入儒之结果,甚至以为非儒学已流入禅去,真乃浅识陋见也。

故龙溪之论三教关系,多强调其同之一面。恒言“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先须理会自宗明白”,“不务究明本宗,而徒言诠意见之测,泥执名相,缠绕葛藤,只益纷纷射覆耳”,意谓学者应真修实证,应理会其所同的真精神,“至彻悟时自当明了”。如只是从言词名相上辨别同异,是于己于人皆无益的,且要被二氏所讥笑。故龙溪反对那种不能探本入微务于内修,徒欲号召名义,以气魄胜之的排佛老。认为这样“只增二氏检议耳”,是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的。

8.2 三教之异

儒家与释道之差异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认识。

1、三教所取之工夫不同。关于此,龙溪在全集卷七《南游会纪》中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五台陆子问二氏之学。先生曰:二氏之学与吾儒异,然与吾儒并传而不废,盖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从父母交媾时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丝不挂”,而其事曰“明心见性”。道家从出胎时提出,故曰“夯地一声,泰山失足,一灵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炼性”。吾儒却从孩提时提出,故曰“孩提知爱知敬,不学不虑”,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养性”。夫以未生时看心,是佛氏顿超还虚之学,以出胎时看心,是道家炼精气神,以求还虚之学。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为精,流行为气,妙用为神,无三可住,良知即虚,无一可还,此所以为圣人之学。若以未生时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时兼不得孩提,孩提举其全,天地万物经纶参赞,举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尝不兼焉,皆未免于臆说,或强合而同,或排斥而异,皆非论于三教也。

本节龙溪所论之儒学皆其显教也。据事实而论,儒释道三种教法所倡之最高境界并不相同。此处龙溪云佛氏从未生时看心,道家从出胎时看心,儒家孩提时看心,这实在是表明,在所倡最高境界上,佛家最高,道家次之,儒家显教更次之。因为儒释道工夫根本取向皆是复性,皆是向后返的,由后天返先天的,故各家所看的心,即是其要返至的终点。既然佛家的着眼点最深,道家次之,儒家最浅;故在修为所至的最高境界上,则必然应是佛家最高,道家第二,儒家最低。事实上,佛家要成佛就必须断俱生我法二执,道家要成仙,则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俱生我执有所转化才可,儒家显教则只要求断得意识中之分别二执就可以起而应世了。当然这是从立教上说的,至于具体到个人则并不一定受此限制,因为人的根基不一样,利根人学儒,所至的境界也并非就一定比佛家中人低。龙溪等人皆其例也。但他们已不属于儒家显教教法之范围,已属其密教范围矣。

由于三教立教所欲达到的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其所采用的工夫不同。为成其高深之内证,释道皆以修定为其正行,此即上文所谓明心则性与修心炼性之学也。儒家显教则以日常生活中的诚意慎独工夫为其正行,此上文所谓“存心养性”之学也。虽曰修定不限于静坐,然毕竟以静坐最易成就,最为殊胜,故释道之工夫注重从静的一面入手,儒学则直接从动中入手,而内修本身之规律就决定了,从静入上进则易,从动入上进则极难,这样就决定了佛老在内修方面所至的境界远远比儒家为高,此点于第六章第二节的二三小节已备述。

2、佛老与儒家之第二个差别则是,一主出世,一主经世。关于此点,龙溪云:

先师提出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总持,吾儒所谓良知,即佛所谓觉,老所谓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经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尝以两字判之。惟其主于经世,虽退藏宥密皆经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虽至普度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顺逆公私,具法眼者当有以判之矣。(《与李中溪》,全集卷十)。

龙溪此处所云儒家亦指其显教也。儒家不离人群,从伦理入手,以日常生活中诚意慎独为基本工夫而成其学,故于形迹上必主于经世。道家着眼于养生,佛家着眼于彻证实相,两宗皆从禅定入手,故必于形迹上主于出世。所谓形迹上的出世,即是离俗隐修也。这是修禅定的必然要求,此点于第六章第二节的第三小节亦已论及,大抵是说,修习禅定,必须远离人寰,屏绝杂务,专一静修,断除诸欲,才得成就。这样佛老便不得不弃绝世俗,出家修行,不可能经世了,这当然是从形迹上说出世与经世。

至于在价值观与实证境界上,儒与佛老也的确有主于经世与主于出世之差别。在价值观上,儒家显教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说话,根本不抱脱离人的现有状态的愿望,不关注死后的问题,更不用说死后往生天堂与净土了,其所关注的全在于现世的一生,至于有无来生,则其所不论也。相反,佛老都站在远远高于人的立场说话,佛家期于成佛,要脱离轮回,往生净土;道家期于成仙,要长生,肉身飞升天堂。故儒家常批评佛老是自私,象山更有著名的义利公私之判,这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佛家的大乘菩萨是要普度众生的,甚至是己身未度先度他人,这还能说是自私吗?所以,以义利公私来判儒释好象不那么有道理了,但是象山之经世与出世之判的确是不可易的,其曰:“儒主于经世,二氏主于出世。惟其主于经世,虽退藏宥密皆经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虽至普度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此诚然矣!佛儒对于世间(现象界)之看法的确处于不同的两极,从根本上说,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虚幻,无甚价值。儒家则认为人生是乐,世间是实,有莫大之价值。此从《心经》与《论语》之对比可以看出。《心经》为大乘般若部的核心经典,此经非小乘,且般若部乃是佛教义理之顶峰,故可代表佛家的究竟看法。《论语》则是孔子所述,亦可代表儒家的究竟看法。《论语》劈首即拈出“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而终篇亦不见一“苦”字。相反,《心经》总共二百数十字之文,而“苦”之一字凡三见,却绝不见一乐字。此一比较对照值得省思,未可以认为文字形迹之末,或事出偶然。对世间人生之看法既如此不同矣,而儒释两家皆是大公的,儒家出于其恕道,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心,必欲大家同享受此人生,同乐此世间,故汲汲于现世人生之改良,所谓淑世主义也。佛家大乘菩萨出于其大慈大悲,见世间是如此苦不堪言,自己与众生皆是如此的苦难,故必欲大家一同脱离此苦海的轮回,一同出于此世间,所谓出世主义也。故象山云“虽至普渡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意谓佛家大乘菩萨虽出于公义之心,然其所谓度生,非“吾儒”之淑世,乃是令其与自己一同出世灭度。在对世间报有美好看法的儒家显教学者看来,在象山看来,这实在是荒唐,放着美好的日子不过,却要灭绝人生,不仅自己灭度了,而且要灭绝一切的生命,这万难理解了,故要辟佛老!儒佛于价值观上入世出世之异大致如上。

至于实证境界上亦有入世出世之异,自不待言了。儒家显教既无出世之愿望,当然不能证得出世之果位,故不能脱离轮回,他们甚至不关心这一问题,或干脆认为轮回是神道设教。佛家与道家则各依其愿望之高低,通过各自的工夫而达成了其不同层次之出世,道家要求不高,只要到天堂就可以了,故其亦成就了升天的出世,在佛家看来尚未脱离轮回,未真正出得世间。佛家则欲彻底出世,故亦成就了其彻底出世之实证。佛教认为,阿罗汉已能超出三界,了肉身的分段生死,禅宗密宗等更能即身等佛或即身成佛,能了细身之变易生死。

3、儒与佛老的第三点区别是,儒家不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佛老皆采取了宗教的形式。

此点龙溪未有述及,故作者加以补充说明。

儒家不采取宗教的形式,它没有有形的教团,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成为它的信仰者,但是也可以同时崇奉其它的教义,两不妨害,在中国人中间多有一家诸人分别信奉不同的教义而相安,更有一人同时亦儒亦佛亦道的,这在他方是不可有之事。儒家也没有戒律的形式,在儒家从根本上似乎是不相信有什么不变的外在准则可遵循,他们叫人相信自己的理性,叫人一切行为皆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虽然也以往圣先贤的告诫及礼乐制度作为助力,但那从来都是第二位的,是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孟子才要不遗余力地争辨义在内不在外,要由仁义行而不应行仁义。儒家作为一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影响深远的教化,而不采取宗教的形式,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世界上其它大的教化形式皆采取了宗教的进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极具的特色。要了解中国文化,从此入手则易抓到根本。

佛教是一复杂的集合体,论其义理,论修行之最究竟处,它不是宗教,而是最开明的理性,但是它中间又包含一系列高下不等的宗教在其中,正是由于它的真精神是最开明的理性,所以才能把这诸多的宗教形式兼收并蓄于其中,又不妨害其为一,不妨其根本精神。这根本精神就是随众生的各种根器应机而说法,普导众生使同入于明智与善良,开启其理性的觉悟,如是如是。

佛老在社会生活上取宗教的形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有有形的教团作为外在形式,都有戒律的轨范。佛老之所以取宗教进路,一方面是受外部影响。佛教产生的本土印度是一个世界上宗教最发达的地方,一切教化都采取宗教的形式,佛教为了因应人情,顺从风俗,故取宗教之进路;道家后来受了佛教的影响与刺激也采取了设立宗教的办法,从而演为道教。另一方面也是与佛老所用的工夫分不开的。修习禅定,必然屏绝杂务,远离人群,专一静修,不近异性,故必须弃绝世俗,出家修行,这显然也促使了佛老走上宗教的道路。

儒与佛老的这些异同各有其利弊。

先说工夫方面,佛老取禅定为工夫,其利在于见效快且究竟,易达于高深之证悟。不利的一面则是,其一,禅定方法复杂,难于掌握,需要有师承,有专人指导,才可修习,否则易滋迷误;其二,修习禅定,需屏除诸事,供养丰足,一力专修,才可成就,条件要求这样高,今天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条件。儒家以日常生活中诚意慎独为工夫,其利在于简易平妥,人人可学,不滋迷误,其弊在于见效慢,常有无从下手、不得入处之感。阳明门下高弟钱绪山、罗念庵皆自叙如此,此等高明之贤者尚且难以下手,就更不必说一般普通根机的学人了,做这种工夫所达到的境界也就很有限了。

再说出世与入世。佛老的出世修行,当然成就了其高深的内修,然而毕竟在修行的时期,无法主持世教。儒家的工夫在日常生活中修,则于经世有莫大之助益,此种工夫在各种事务与生产中皆可进行,非但不与世间相悖,反大有助于世俗之维系、人伦之淳笃,儒家在这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佛家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则在此方面与儒家有类似之处,亦应提倡。

至于说到走宗教的路与否的问题,则亦是与有利有弊。儒家走道德的路,利在于开启人的理性,弊在于易流入狂荡、无所忌惮。佛老走宗教之路,其弊在于易流于偏执,其利则在于神道设教,使人有所畏惧,不致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儒与佛老既各有其利弊,欲扬其利而塞其弊,则在智者善学善用之。


       (《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一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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