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盟国的暴动，使雅典同盟四分五裂

　　雅典同盟形成于希波战争末期。公元前478年，雅典同爱琴海各岛及小亚希腊各城邦，为了对付波斯而结成同盟。同盟国自愿接受雅典的领导，使雅典在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都拥有许多特权。同盟国虽然各有一票表决权，但雅典有权对同盟会议的决议加以否决。这样，同盟会议原则上是雅典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雅典人。公元前454-453年，雅典人为安全起见，把同盟的金库由提洛岛移至雅典，同盟各国继续向金库捐款，盟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2](P319)后来， 为了筹备战争资金，雅典把盟国的贡金增加了近两倍。[1](P25)雅典的这项措施及其以前的特权都引起盟邦的不满，于是出现了盟邦暴动。伯里克利就曾亲自镇压了两次最大的盟邦暴动：公元前446年的优卑亚各邦暴动和公元前440年的萨摩斯暴动。[1](P78-79 )

　　修昔底德认为这些盟国暴动的原因是“没有交纳贡款或法定数量的船舰，有时完全拒绝交纳船舰”、雅典人对“同盟国进行严重的压榨，因此他们丧失了人心”、“他们的 兵役超过了他们应有的份额”，[1](P70)由此不难看出，雅典对同盟国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压榨迫使盟国纷纷起来暴动。为了迫使盟邦就范，雅典对叛离的盟国采取了高压政策 。结果，更多的盟邦起而暴动，迫使雅典两面作战，这大大削弱了雅典的力量。与雅典人不同，斯巴达没有要求他们的同盟国交纳贡款，只是蓄意让这些国家都由那些亲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来统治。这样，“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词，又用行动。”[1](P111)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的旗号，赢得了希腊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雅典在社会舆论中陷于孤立地位。

　　雅典因失道而寡助，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远征西西里失败后，整个希腊马上起来反抗雅典。首先是优卑亚人、列斯堡人，其次是以忠于雅典而著称的开俄斯人和厄立特里亚人。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就相当于切断了雅典的经济命脉。伯里克利就曾明确指出“对同盟者要紧紧地抓住，因为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战争的胜利完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1](P114)同盟国的暴动使雅典众叛亲离，雅典帝国的统治力量从内部削弱了。雅典同盟开始解体，再也无力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抗衡。 这是伯里克利在战前所没有估计到的。
 
　　有学者认为：雅典同盟是一个反波斯的军事同盟，当同盟关系出现裂缝变成敌对关系时，雅典同盟就不复存在了，而质变为雅典帝国(以金库地点的转移为标志)。[3](P103 -108)那么，此后再谈雅典同盟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呢?

　　笔者不以为然。雅典同盟建立伊始的确以打击波斯人为目标，但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同盟又因新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对付伯罗奔尼撒同盟。目标的转移并未改变雅典同盟的实质，它还是一个军事同盟。所以，不应将其狭义地定义为反波斯的军事同盟。雅典在雅典同盟建立之初就因其实力雄厚而拥有许多特权。为了向外扩张势力，雅典还对盟国进行剥削压榨，这必然引起盟国的反抗。雅典对盟国的残酷镇压使双方产生 了敌对关系，但这只是雅典同盟内部矛盾的体现。当共同利益遭到损害时，它们又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同盟仍有300多个盟邦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试想一下，古今中外，有哪个同盟是纯粹平等的友好同盟而无内部斗争呢? 更何况，雅典同盟是个极特殊的军事同盟，即同盟建立之初雅典就因拥有超过同盟最高权力机关——同盟会议的权力，而统治其盟邦。雅典与其盟邦间的敌对关系是雅典同盟内部矛盾，是次要方面。我们不能主次不分，否定其间联合的主流，进而得出雅典同盟不复存在的错误说法。近代古典史家一致认为，公元前454/3年金库由提洛岛移至雅典 ，是雅典同盟转变为雅典帝国的标志。其实，从国家的实质来说，雅典帝国就是雅典同盟。[4](P111)从同盟到帝国的演变过程无非就是雅典对其盟邦统治程度逐步加深的过 程。雅典同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军事同盟，并未发生质变。
 
　　二、党争削弱了雅典的国力

　　党争就是党派之争。古代希腊的党派是指围绕某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自然形成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5](P67-70)就雅典的党争而言，其党派的构成、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因时而异，但不管哪种形式，党争都是雅典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在雅典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曾发生一系列变革，如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泰米斯托克利改革、厄菲阿尔特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虽然改革是雅典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们同时亦毫不例外地属于党争的范畴(只要阅读每次改革的经济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党争最为激烈，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了10多年的斗争战胜了以西门为首的贵族党，使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巩固、发展。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由于民主党力量过于强大，贵族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党争处于低潮。伯里克利死后，他的民主党随即一分为二：民主党中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并组成主和派，亦称寡头党 ；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即所谓主战派或急进民主党。党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主要体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主和派取得暂时的优势，亚西比德的迅速崛起使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西西里远征的成行说明主战派在激烈的党争中再次获胜，而公元前411 年的寡头政变，则标志着寡头派又占了上风。

　　以伯里克利去世为界，我们可将雅典党争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党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雅典的影响也不相同。伯里克利逝世前，雅典党争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逐步确立并臻于完善，奴隶制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后一阶段的党争，使民主派与寡头派轮流执政，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制定长期可行的政策 。另外，党争还伴随着削弱雅典力量的流血事件。总之，后期的党争扮演着不断削弱和损害民主政治，使雅典国力越来越弱的角色。这一点，在远征西西里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验证。
 
　　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给雅典带来极大影响。“……他们的毁灭是整个的毁灭，海军 、陆军——一切都毁灭了——”，[1](P563)并且“使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心里深为忧虑…他们很少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希望了”。[1](P567)而从远征西西里这一计划的提出 、成行到惨败无不由于党争的影响。首先，雅典在未解除“近忧”斯巴达前劳师袭远， 这是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们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是每十天重订一次的。一旦斯巴达发现雅典军队分散了，他们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既进攻阿提卡又援助西西里。况且，一旦雅典并不了解西西里，只听信厄基斯泰人(西西里岛上一民族)的片面之词和他们自己调查团的伪报告，[1](P456-457)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时，也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 未听从尼西阿斯的良言相劝，反而在亚西比德的鼓动下，充满了远征的热情，迅速地组成远征军出发了。
 
　　其次，公民大会在党争的影响下任命将帅失当，即任命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为全权的将军。[1](P430)这种失当具体表现有三：其一，尼西阿斯属于主和派，他极力反对远征，选他为将军必然导致其在远征时和进攻叙拉古时均采取消极态度。尼西 阿斯率军初到叙拉古时，他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在卡塔那度冬。结果，吉利普斯偷偷地引进伯罗奔尼撒的军队首先向雅典人进攻。[1](P527)雅典人在厄庇波利溃败后，本应取消继续围攻叙拉古的计划，而进退维谷的尼西阿斯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也不愿被雅典人作出不公正的判决。[1](P532)所以，他没有采纳另一将军德谟斯提尼的建议，最终使雅典远征军陷入绝境。其二，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他积极主张远征，因为“他对于赛马的热忱和他的奢侈生活已经超过了他的财产所能供给的……”，而一旦远征成功“ 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1](P435)任命怀有如此野心的人为将军，无异于将雅典城邦引上毁灭之路。其三，任命尼西阿斯与其政敌亚西比德同为远征将军， 政见不一必然导致军事行动上的不一致。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的利吉姆后，才发觉受骗， 厄基斯泰人根本没有允诺的那些金钱。这时，尼西阿斯要把全军开往目的地栖来那斯， 而亚西比德却要去拉拢西塞尔人叛离叙拉古，后来另一将军拉马卡斯支持了亚西比德，亚西比德率领自己的船舰前往麦散那结盟，结果遭到麦散那拒绝，亚西比德只好无功而 返。[1](P458)

　　还有，公民大会受党争的影响，对亚西比德涉嫌渎神罪处理也不当。远征军出发前， 雅典城内赫尔墨斯石像的面貌被毁。这一事件受到国家的重视，因为这不仅被认为是远征的不祥之兆，而且被认为怀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亚西比德被控告参与此事。亚西比德当场否认对他提出的控告，请求在他远征前对他进行审判，以便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的敌人恐怕马上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得到军队的好感；同时，因为他获得亚哥斯人和一些门丁尼亚人参加远征而甚得民心，他们恐怕人民对他宽恕，所以，他 们尽力把案件推迟，阻止马上审判。同时他们还使一些人起来发言，说亚西比德应当马 上出发，不应该阻止军队的启程……他们的计划是想对他提出一些更为严重的控告，到那时候再派人去，把他召回来受审。”[1](P444)果然，远征军到达卡塔那不久，雅典即派人召回亚西比德答辩国家对他提出的控告。实际上，亚西比德不可能参与毁坏赫尔墨斯石像，因为他决不希望在他远征前出现任何不祥的征兆。而在党争的作用下，公民大会做出了以上不公正的处理——召回远征途中的亚西比德受审。修昔底德认为，如果亚西比德不被召回的话，雅典远征西西里可能不会失败。[6](P440)这种不当处理使亚 比德中途叛变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泄露了雅典的军事机密。斯巴达按照熟知雅典内情的亚西比德的谋划，一面派兵驰援西西里，一面出兵长期占领雅典近郊的狄西里亚，给雅典以致命打击。

　　党争还败坏了雅典的社会风气，使诡辩之风盛行，导致了雅典的政局不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巴达。在所有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国家或城邦中，斯巴达是少数未卷入激烈党争的国家之一。不仅倾向斯巴达政体的寡头们对她的稳定羡慕不已，就连反对这种政体的人们对此也是十分妒忌。[7](P440)修昔底德对党争给雅典带来的危害痛心疾首：“他们(指雅典人)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1](P151)正是党争引起了雅典政局混乱，为斯巴达 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民主政体的弊端是导致雅典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雅典民主政治经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得到确立并发展，伯里克利改革使其达到极盛。它真正实现了公民内部政治权利的平等、参政机会的均等，使全体公民最大限度地和尽可能直接地参与国家管理，行使主人权利；使公职人员受到严格民主监督。在希腊人的思想里中，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抽签和轮流执政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8 ](P60-66)然而，雅典民主政治也有着极大的缺陷，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暴露无余。

　　首先，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民主。它的庞大的公职津贴开支不仅依靠对国内奴隶、外邦人的剥削，而且依赖各同盟国家的贡款。为了强迫各盟邦缴纳贡款，雅典与许多盟邦关系紧张，在战争中经常有盟邦因此背叛它而投靠斯巴达；其次 ，公民直接广泛参与政治做过了头，强调民主而忽视了集中，这样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对平民治国能力的盲目崇拜以及平民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制衡机制。由于公民大会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的影响的 ”，[1](P17)因此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便利用群众情绪操纵公民大会通过错误决议。例如，远征西西里这一错误决策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作出的。波里比阿因此把雅典比喻成没有舵手的航船。在这艘航船上，由于对巨浪或暴风雨的恐惧使水手们明智地服从船长的命令，按部就班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但当他们变得过分自信时，他们就开始试图表现自己的优秀才干，并互相争吵。由于他们不再从同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一些人决定继续航行，另一些人却对船长施加压力，迫使其抛锚，结果，尽管他们逃过了汪洋中暴风雨的灾难，在他们靠岸时，船却在港口毁坏了。[9](P369)波里比阿认为雅典的这种政体是导致其城邦最后陷落的原因。最后，政治生活中的抽签和轮流执政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雅典，除十将军外，所有公职人员都在经过资格审查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的原则还实行轮流执政。这便忽略了选举公职人员时需要考察个人能力的问题，很难将最杰出的人物推向领导岗位，结果便难以制定出最好的政策。

　　波里比阿认为：“一切事务成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度的形式。国家制度是所有设想和行动计划的源泉，也是其得以实现的保证。”[1](P271)波里比阿是在比较罗马、 斯巴达和雅典政体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虽然他有些夸大了国家政体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一种政体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具有重大作用。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导致了雅典的惨败。哈蒙德在他的《希腊史》中指出“远征西西里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雅典民主政治的许多缺点”，这包括公民大会盲目决定远征，为谋求不同政见者的妥协而派尼西阿斯与亚西比德同为将军，对亚西比德的不公正的审判等。他概括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投机、无耻和不稳定。[7](P390)

　　为什么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代倍受称颂，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却因其弊端百出而遭到谴责呢?笔者赞同郝际陶教授的观点，这是伯里克利“巧用民主，适势独裁”[ 10](P144)的结果，而在他以后的任何一位领袖都做不到这一点。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军队攻入阿提卡，伯里克利采取“固守城垣”的策略。不久，雅典人就指责他身为将军却不率领他们出战。在这种情况下，伯里克利既不召开公民例会，也不召开紧急会议。 [1](P122)不研究新情况，遵循旧章，听命于伯里克利一人之见。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再次攻入阿提卡，此次伯里克利召集了紧急会议。[1](P144)他在会上申明其政策的原委，引导民众、鼓舞士气。由此可见，伯里克利召不召开公民大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这要看对他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利。伯里克利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民主制的规则，但他恰恰用这种独裁方式左右着国家的大事。正是伯里克利使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缺点。而在伯里克利以后的领袖，为了争夺权力与财富，为了个人 利益与野心，他们不惜放弃原则，放弃领导，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以哗众取宠， 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难以控制国家大局。不但使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明显，而且制定出错误政策，最终导致雅典民主政体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除上述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的内因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奴隶逃亡对战争的影响。常年的战争致使各国兵源匮乏，公民兵已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征收奴隶入伍或雇佣外国士兵成为当时的趋向。这样，战争的灾难又转嫁到奴隶的头上，这引 起了奴隶们猛烈的反抗。他们利用战争的机会大批逃亡，这严重削弱了雅典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远征西西里期间，雅典船舰上的奴隶大批逃亡，[1](P554)是造成雅典军队覆 灭的因素之一；斯巴达在狄西里亚设防，雅典两万奴隶逃亡，[1](P516)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

　　导致雅典失败的还有一些外部因素，例如波斯的干涉。远征西西里失败后，雅典海军的损失非常惨重，雅典同盟也开始瓦解。但斯巴达认为要想最后摧毁雅典，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斯巴达求助于波斯。波斯人为了实行重新控制小亚的希腊城邦，进而染指希腊本土的目标，也乐于向斯巴达慷慨解囊。公元前412年夏到公元前411年冬，双方接连签了3个条约。根据条约，波斯获得了对小亚希腊人的统治权，但条约中关于波斯提供给斯巴达海军军费的规定却迟迟不能兑现。斯巴达对此非常不满，要求修改条约，这便激怒了波斯。波斯转而支持雅典。然而，公元前411-410 年，雅典海军在亚西比德的指挥下又大败斯巴达海军，波斯畏惧雅典的胜利，于是又转而支持斯巴达。这样，斯巴达就利用出卖小亚希腊城邦的独立而从波斯手中换来强大的舰队，从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的失败是由于雅典人犯的错误和同盟选错领袖造成的，而这些错误又根源于人们的自私和宗派主义。雅典人富有力量、勇气和创造力，但他们缺乏能导向成功的团结、无私和纪律。而斯巴达人的胜利不只是因为雅典人犯了错误，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小盟邦都能忍受困境，不屈不挠，甘愿为赢得自由而牺牲生命。他们有种被爱国主义所激起的热情……”。[1](P418)修昔底德道出了雅典失败的主客观原因， 但仍带有片面性。实际上，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内 外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原因是主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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