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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作者:[章立凡] 来源:[] 2010-10-10

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有价证券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党政文件除外),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一  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 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二  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五章 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五章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三  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彀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彀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五章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章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四  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鼎革之际,钱穆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3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注:本文是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的再版代序。(吕思勉:《中国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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