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的消息，自2009年秋天以来，中国西南逾1600万人缺乏充足的饮用水供应。由于干旱，到2010年5月，云南省的粮食收成锐减50%，贵州、四川、广西和重庆市的收成均出现了缺口。该地区可能将面临粮食短缺。严重的干旱影响到这一地区重要的农产品的价格，如粮食、水果、茶叶，甚至花卉。1.2
由于沙漠化、滥伐森林、城市无序扩张和过度放牧，近年来沙尘暴和干旱在中国已日益频繁。显而易见，中国农民已丧失了集体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用一位村长的话来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灌溉用水主要来源于雨水；降雨少就极大地影响到农作物种植”。2
这个真相令人震惊，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农业政策一直是自力更生，农民集体参与到大量的灌溉工程。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作物产量，使其不受到天气条件影响。随着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的发展，水利工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正因如此，在中国开始改革之前，中国的农民除了种植庄稼这种农活外，还得从事农恳、防洪和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等工作。八万座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南省北部林县的红旗渠及其1500公里长的分流网络。由此，中国农民的生计,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脆弱地受制于天气状况和自然灾害。由于认识到他们将从自身劳动成果中受益，中国农民以极大的热忱欢迎农田基本建设，并一年到头投入到这种工作。因此，总的灌溉耕地由1952年的18%略强上升至1979年（改革的前一年）的超过45%。中国在历经数十载密集的农村基本建设后，终于实现了粮食自足。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改革前没有失去任何耕地，因为国家对农业不懈的支持和保护农田面积一直是优先考虑。3
不幸的是，自改革以来，由于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政策，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已因工业和商业用途,而持续性地每年丧失数以万计公顷的农田。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抬头和公社的解体，农业用地被分割成小的地块，使得农业机械化无法实现。自中国改革和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以来，灌溉地不断减少；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水利建设都停顿了，而现有的水坝和排水系统又没有得到持续的维护。很不幸，中国农业又重新回到了旧中国靠天吃饭、收成无法预测的那些年月。3
不仅如此，公社的解体也使农村大部分人失去了医疗和教育机会。许多农民因不得不依靠一小块土地谋生而陷入经济困境，尤其当农业投入不断增加而农产品的价格在下降之时。他们别无选择，惟有抛弃土地，迁移到沿海城市。
与此同时，由于照搬了西方工业化耕作的道路，化肥在中国的使用已越来越多，导致了环境恶化、土地退化和中国消费者的健康危害。同样，中国的城市由于沿用了美国式的城市发展道路，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因空气和水污染、为农业提供纯净水源等环境问题，中国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将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卫生问题和粮食供应不足。
事实上，自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已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因中国照搬美国“蔓延式发展、私人小汽车和高能耗做法”的模式，而越发严重。4这种发展模式将中国变为一个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国家，其臭氧污染可能将使农业产值减少10%或者更多。据估计，“由于气候变化，到2050年，中国的农业收成将下降14-23%。”5
由于快速的都市化，连同对城市中心区的过度投资，以及对农村农业发展的忽视，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粮食入超国。城市人口的增长会给水资源、粮食和污染控制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都市化导致进一步的土地征用和农业水资源的短缺，从而造成中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恶化。
放眼中国未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景象，它与四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的提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中国提出“城市农村化（甚至也许有一天，城市不复存在）……”的说法。6人民公社的发展设望了农村的都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人民公社将取代所有的地方政府组织……每个人民公社将成为一个农工复合体，管理自身的事务，成为一个小政府，但通过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的纽带，与所有其它人民公社相联系。”7
因此，在这种权力下放的过程中，城市和人民公社的角色将换位。城市将不再扮演一种“文化中心、科学与艺术宝库、机构据点和政治中心”的角色。6另一方面，“由于既拥有自身的文化、通讯、防务、教育，又具有属于自己的工厂、粮食生产和外汇市场，人民公社成为一个单元，一个完整国家的灵活的微型复制品。”8
人民公社涵盖了“城市和乡村、集贸市场和生产中心，不区别农民、工人、军人和白领阶层，也不划分工业、农业和智力劳动。”8因此，中国决定不再兴建都市，并力求避免许多西方城市中心区的最终命运——城市蔓延式的发展造成了交通阻塞、污染、贫民区，贫困和人口拥挤无处不在。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园林”，中国的公社将拥有停车场、娱乐设施、医院、学校和超市。8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计划在所有公社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到2001年，这些公社将成为“这个国家坚强、稳定的粮食和工业单元”。9
2001年也适时地成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年，周恩来总理1975年宣布了这一目标。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总理强调，自力更生是推动中国在新千年伊始迈向经济强国前列的一种手段。遗憾的是，由于放弃了自力更生，采纳了门户开放政策，以贸易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离目标越来越远。
更令人震惊的是，自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部门遭受了水资源的短缺，因为水资源已经被引入高速增长的出口部门。水资源的短缺将严重影响农作物生产，并降低农民的收入。
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基础建设资金和新型设备的购买大大减少，因为地方企业被抛售和私有化，它们不再能够制造任何盈余。没有资金盈余，使农业现代化面临困境。这与改革前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前，多年来地方工业的税收和农业设备稳定的降价，加速了农村的农业现代化。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现代化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工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水泥、化肥、钢铁、机械和发电站等所有与农业相关的小型工业都取得了发展。这些农村工业锻炼了本地工人，利用本地原材料，从而节约了运费。当本地技术人力得到培训和资源得到利用时，基础工业也逐步扩展至食品加工业和其它轻工业。这种农村工业化显得极具活力，在全球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使中国农村地区的技术知识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降低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两极分化和都市化的需求。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经历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同样实现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充分就业。这说明了繁荣的国内经济的重要性，与出口相比，国内需求对本土工业来说显然更加重要。3
这与改革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后的中国见证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失业人口均达数以千万计的情形。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村工业的私有化，如前所述，来自农村地区的数亿中国农民不得不迁往沿海城市。他们在“血汗工厂”里劳作，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大城市，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庭受到不公平的歧视。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失去了基础教育的机会，农民工不得不在最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劳作，他们没有医疗保障和基本保险，而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10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将带来社会紧张和不稳定。这是中国都市化和改革的丑陋一面，而这竟然发生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非同寻常的两位数增长时。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15年至20年，虽然中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的增长,但中国在城市地区过度投资，而完全忽视了农业部门。对城市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高层建筑、购物中心等的过度投资，不仅导致利用不足，而且将最终引发金融泡沫。这种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生产性的，然而，与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它会有效保护中国粮食安全。从而，由于改革政策，“中国农业将继续恶化，因为它极度需要更多的投资。”3
中国农业部门的衰落再次引发了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被强加的条件，这一状况更为恶化。在中国入世协议的作用下，得到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农民遭受激烈的竞争，失去了市场占有率和收益。中国农民丧失了耕作动机，这将给中国粮食供应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自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失去了超过32%的收益。3中国农业部门的环境如此脆弱，资源如此有限，毫不奇怪，中国农民已经丧失应对2010年西南各省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而易见，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而想要完成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只有将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作，就如同改革之前一样。
注释:
1. Chen, Jia and al: “Drought causing food prices to increase”, China Daily, March 23, 2010.
2. Peng, Yining: “No crops, no money, no food as Yunnan waits for rainfall”, China Daily, April 8, 2010.
3. Ching, Pao-yu: “How Sustainable is China’s Agriculture?” www.foodsov.org.
4. Leslie Jacques: “China’s pollution nightmare is now everyone’s pollution nightma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9, 2008.
5. Lin Shujuan: “China’s water deficit will create food shortage”,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ebruary 23, 2009.
6. Han Suyin: China in the year 2001, Penguin Books, 1967, P. 51.
7. Ibid: P.50.
8. Ibid: P. 52.
9. Ibid: P. 53.
10. The Economist: “Invisible and heavy shackles”, The Economist, May 8-14, 2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