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的理论核心，法国重农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将老子的“无为”译为自由放任。自由放任，又称自由放任主义或无干涉主义，源自法语的“laissez-faire”，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这一词首先在18世纪由重农主义在字典里使用，以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涉。laissez-faire一词先在法国宫庭、上流社会和欧洲流行一时，后直接被英语采纳，并日益呈现燎原之势。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laissez-faire这一词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因此，自由放任后来已成了西方自由经济的代名词了。

Laissez-faire本是法语，后来这句法文进了英语词汇，因为英文也很难道尽其中的神妙，法文的词汇Laissez-faire，如果译成英文，叫做Let go或Let pass，但英文的意思比较粗糙，明显不能表达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意思。于是英语只好直接借用法语外来词Laissez-faire。

大家公认的是，对西方社会产生划时代影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最早源自法国重家经济学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但由于魁奈没有明确说明该词的来源，以致后人分岐严重，有人认为是魁奈创造的，也有人认为源自中国道家。笔者在考察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认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源自中国道家。

1、重农经济学的中国渊源

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魁奈年轻时是“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尖衔，这些传教士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同为国王身边的人，关系密切，他可能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魁奈还是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特别是中国道家的自然法则思想。他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还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他“国王御医”身份，使其能从同为“御前数学士”传教士那收集大量中国资料，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魁奈后期作品还有《自然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天赋人权、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反对政府干涉控制。这其实就是道家自然法则的社会翻版。

魁奈60岁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凭着早期经历和知识积累，其创立的重农经济学很快走红，并最终名垂青史。首先，自然法则是重农经济学的首要特征。重农主义译自 Physiocracy 一词，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原意为自然的主宰，有服从自然法则以求最高福利的意思。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其次，自由放任是重农经济学另一重要特征。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因此说，“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从传教士那里最早溯源于中国老子的《道德经》，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并由魁奈第一个把 “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2、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先后红遍欧洲和北美

魁奈创立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魁奈及其重农经济学影响相当大，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等思想，也随重农经济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从宫庭到名贵的时髻用语。

人们常用“启蒙运动”和“理性年代”这两个词来形容18世纪欧洲的人文精神。而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伏尔泰等均是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同期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大师萨伊，也是自由放任政策的狂热追求者，他创立的萨伊法则（即自由市场法则）将西方自由经济推到了高潮，萨伊法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经典。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时候，路易十六请教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哲人回答曰：“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这句话就是老子无为的法译“自由放任”。

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这个词语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使用，是由富兰克林博士众所周知的段落带来的。直到边沁，自由放任主义原则才开始固定下来，例如，边沁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他写道：“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要求一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3、《不列颠百科全书》透露的信息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本源于中国，本身就是法国重农学派从中文的“无为”一词直译而来的。欧洲中心论者长期以来回避这个事实，但同时又拿不出该词出自欧洲本土文化的任何证据。以致今天，自由放任原则的来源仍然被视为不解之谜。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便这样定义laissez-faire：“主张政府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政策。此词的起源不明，在1756-1778年间盛行与法国。”我们能够理解，没有100%的把握，百科全书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但《不列颠百科全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法国的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流行过这个词。还有，《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否认后来英语世界流行的laissez-faire这个词是法语，但却不能回答它为何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盛行，它起源是什么。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自由放任原则”如果不是来自于欧洲本土文化，那就是来自当时欧洲中国热的道家。

其实17-18世纪时，中国的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了欧洲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家，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19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中心论占主导地位，今日的欧洲人已经全然忘却了魁奈在世的名声“欧洲的孔子”。正是中国的无为思想给予魁奈创立一门新学科的冲动，他的重农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把经济行为看成是一棵树，他称其为economie完全符合“无为”的放任自由的思路。他创造的“农业”（agri-clture）一词的本义就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概念。所以，一个有效政府的职责就是让这棵树的枝叶自然成长，但对影响其整体健康的部分加以适当修建，保证无为而治的治理环境。魁奈之后的启蒙学者们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这批学者包括蒙田、莱布尼茨、休谟、伏尔泰和亚当斯密等。

经济史家总是把斯密看做是现代自由经济第一人，殊不知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国。魁奈才是欧洲批评重商主义的第一人。他提出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的本义是“让自由主导”，这在当时是非激进的见解，所谓市场的“自然法则”乃是中国人长期实践的历史经验。

正如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所指出的：“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描述魁奈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时常常略去他对中国所负的债，而在当时，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4、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

英国当代汉学家、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J.J.Clarke）认为，法国重农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从十八世纪中叶耶苏传教士那里习得了道家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把无为译为自由放任，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而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是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教经》”。他说：“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的是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这种状态接近了老子的‘无为’的理论。按照这个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其自然，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去做。不要想着去干预。对正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痕迹的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经济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赖（人名）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历史学家推测，魁赖（人名）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前不久逝世的，若非如此，斯密会在书中题献词时“把它献给魁赖（人名）的”。这是英国哲学家仍然健在的克拉克写的文章。

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的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引经据典地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低流之水”。不仅如此，Young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Turgot)，在这一著名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Kao Lei-Szu)与杨德旺(Yang Te-Wang)，Young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富论》正是在此次访问后10年才出版的。

Young的论文在香港经济学界已引起轰动，但同时也存在争论。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的赵耀华博士，并不认同此观点，但他也指出，“如果说斯密与司马迁在不同时代都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也许巴黎之行使斯密了解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也有类似于他多年思想的想法，但这只是增强了斯密的信心或丰富了他的思路)，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期发表《意义重大的思想》一文，作者为该刊总编迈克尔，他在文中举引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分娩中的时候，摆脱了几个世纪中央集权官僚统治的中国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人理论的帮助下，由十八世纪中叶的耶苏传教士得出的”。

5、结论

总而言之，尽管我们没有翻译史上的确切证据，仍然可以断言，魁奈发明的“自由放任原则”是他研究中国道家“无为”思想的直接结果。当然,西方的自由经济的原理来源于道德经，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用去争论，起码人们可以想到，道家“无为”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是相通的，中国2500多年前的老子就阐述了自由经济思想，比欧洲整整早了2000多年。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而其另一巨著《道德情操论》，则试图阐明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 (有的叫做“斯密难题”、“斯密悖论”)。

老子的《道德经》原本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道经》，另一个是《德经》，老子的道经阐述了道法自然，无为自化的深刻道理，而德经则阐述了人类应具有上善若水，润物不争的道德情操。这与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用意如出一辙。斯密难题的答案正在《道德经》中，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啊！

而斯密的自利论与管仲的自利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

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行文至此，我只能深深叹息：道家，花开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