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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军:离西方学术愈近,离中国现实愈远 
作者:[华军] 来源:[] 2010-06-15

    这是一个思想创造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霸权横行的时代。

    最近,上海著名学术书店季风书园创办的《季风书讯》(NO.189)推荐了新法家的第三部核心著作《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没想到这个书名令见多识广的《季风书讯》编者都“惊诧”了,他们说这是一个“骇人的名字”。我想,如果书名变成《自由民主拯救世界》或《资本拯救世界》之类,这些人就不会“惊诧”了!

    最荒唐的是,《季风书讯》的编者将翟玉忠先生前两本著作的写序者都点名批评,并给这些先生加了“国家主义兼新左”的大帽子。为正视听,我们将原文引述如下:“《道法中国》是由潘维做的序,《国富策》则是高粱、仲大军联合作序,看来这套说法还是很受国家主义兼新左们的欢迎的。 ”

    潘维、高粱、仲大军这些先生们的共同点可能只有关注国家利益这一条,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鼓吹国家主义。《季风书讯》的编者怎么如四人帮一样乱戴帽子,如此下去,恐怕要成“四季帮”了!世界史表明:左派专制可怕,右派专制更可怕!因为左派专制是公开的,右派专制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大旗。

    另外,新法家自己也没多大的力量创造出一个什么“主义”来,更没有必要跟西方意识形态的风为自己找个什么“主义”的位置。这些西洋话语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特别容易误导人。新法家着眼的是天下,但放眼天下并不是不要先强国富民。

    关于《中国拯救世界》一书中对“礼”的论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礼”不但从时间上源远流长,而且也影响着东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关于对资源、资本的合理利用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阐述出来的。玉忠先生回归本土经典,返本开新,某些人没必要如临大敌一般的关注。一个成功的学者、思想家,必是以真凭实据来树立起不朽的思想之碑——荒谬的象牙塔理论或不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泊来思想早晚会失败。

    我们不是要贬低西方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同样不能迷信西方文明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理。比如关于“法治”“自治”“共治”的政治学问题,在中国古代典籍它们具有复杂的政治学内涵,至今仍有着跨时代的意义。《商君书》中就讲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今天哪个国家没有法律,为何有那么多人犯罪?我们天天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感叹,这不就是因为“无使法必行之法”吗?我不明白,国人有什么理由睁着眼睛对先贤深邃的思想不屑一顾?还在那儿空谈大谈西方法治——都清谈一百多年了!

   再说民主,不谈西方各界持续至今的论争。在中国本土的政治话语中,“民主”和“共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民主也不是许多人脑子里的“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河清教授在《民主的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一书中作了很好的论述——只可惜这本书印得太少。中国的自由民主派最喜欢作海洋文明的白日梦,不愿坐下来看这样一本研究民主的书,所以影响也不大。

    至于“皇帝”(这里应当用‘最高领袖’这个词更为中性)如何产生的问题?首先要清楚君主不等于专制。比如英国、日本等国都有君主,但他们目前都不是专制国家;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总统,英国的首相不是独裁者,那么也不能武断地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就是独裁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赞同帝制,特别是世袭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玉忠先生曾说过:“我个人主张也按功勋制的原则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袖。”

   最后,转述玉忠先生最近给大家讲的一则趣事:

   在《中国拯救世界》样书出来后,玉忠先生十岁的儿子看到书名后问道:“爸爸,中国怎能拯救世界?”要知道孩子才上四年级,这个问题令玉忠先生大惑不解,于是反问:“为何中国不能拯救世界?”孩子答:“因为地球仪上中国那么小,世界那么大!”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今天细想起来,《季风书讯》的编者诸君远不如一个十岁大的孩子理性。他们大体只是用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提取的学术语言,译成中文后,乱在中国大地上扣帽子,还恬不知耻,以为本来就该如此——或许这是因为孩子们尚未涉及过多西学的原因吧……

    玉忠先生曾经说过:“离西方学术愈近,离中国现实愈远。”诚哉斯言!

附件:《季风书讯》NO.189 编后小记

本期的推荐书目中,有一本翟玉忠的《中国拯救世界》。需要说明一下,推荐并不意味着赞同或赞赏,它仅仅表示此书“值得注意”,就像我们书店的栏目“值得注意”一样。当然,“值得注意”的书也可能是我们所赞赏的,这在我们为书写的介绍中能看出来。而翟玉忠这本书,我们则郑重地告诉大家,此书值得注意,它很可能代表了某种思想甚至某种力量,但却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

翟玉忠,男,1973年生人,出身乡野,本世纪起飘泊京师,撰文为生,其学问多得自自学。办有一份电子刊物“新法家传真”,自任中英文总编辑,笔者亦偶尔能收到这份电子刊物(不知谁发来的)。回过头来说这本书,这本书有个骇人的名字:“中国拯救世界”。按说,尊重传统甚至沉醉于传统,以及文化自信等等,这些态度本身并不一定错,但自信如斯,以救世自居,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则不仅荒谬而且危险了。那么如何“拯救世界”呢?翟先生以中国典籍中的一些片段来对照当今世界的问题,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是早有定论也早说了该如何办的。比如中国的“礼”,若按照“礼”来安排社会秩序,那么在该秩序中的人的欲望将被该秩序所约束,资源不足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又比如,在“外王篇”中,翟先生宣称,法治是中国早已有之的东西,而且还更进一步,不仅有“rule of Law”,还有(rule with all)共治和(rule by self)自治。那么民主呢?翟先生觉得今天的中国已经被赶到了“民主的悬崖”上,这是一个危险的境地,然而,为什么不能“在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功勋制呢?——那将是一个法治的、中性的、因尚功精神而充满活力的超党派政治体制”。然而皇帝呢?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最重要的皇帝,该如何产生?

这位翟先生已经出过几本书了,《道法中国》、《国富策》和这本《中国拯救世界》。《道法中国》是由潘维做的序,《国富策》则是高粱、仲大军联合作序,看来这套说法还是很受国家主义兼新左们的欢迎的。

最近几年许多迹象,在在说明有些变化将要发生,其中之一便是思想的泥沙俱下。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201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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