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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古典学术的幽灵在学界徘徊(驳胡飞雪)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0-04-07

327,《上海证券报》(第七版)发表了胡飞雪的书评《管子强国富民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文中对笔者新近出版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出版)一书作了评论。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也有善意的批评。我想苦口之言比溢美之词更为重要,所以将其主要观点罗列出来,与胡先生探讨。

 

“好古薄洋”的背后

 

首先,先生认为拙著有好古薄今,好古薄洋的倾向,即“在本书作者看来,似乎《管子》中的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好的,不但绝对的好,即使与当今中外的经济思想相比,也是好得不得了”。

 

不错,笔者明确反对“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1]但没有“薄今”与“薄洋”的意思。由于今日之中国没有本土经济学,都是西方舶来品,所以也可以简单地说笔者没有鄙薄当代西方经济学之意。只是认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与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比较,不完全是落后的,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先进的,足以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相提并论”。

 

比如说吧,孙武的《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能不能“相提并论”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能够。我们不能因为《孙子兵法》作于春秋时代就说他落后,也不能因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于十九世纪就说它先进。世界上很多人推崇《孙子兵法》,甚至说它比《战争论》好,也不能说这些人好古薄今或好古薄洋——《孙子兵法》肯定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如果《孙子兵法》已经过时,为何二十世纪国内外那么多军事家都要悉心研读、奉为圭臬?!

 

为了说明《管子》轻重诸篇的经济思想也有不好的一面,胡飞雪先生指出《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他误写作《管子·奢靡》)提倡奢侈消费是“混账话”、“庸俗不堪”,这一举例显得太幼稚。因为该政策与“今天那种唯GDP数字是问而不顾民生改善的做派”正好相反,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改善民生。且书中笔者一再强调: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的作者提倡奢侈消费只是为了百姓均平,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不是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2]

 

“对于《侈靡第三十五》,过去许多学者受西方单向线性思维的影响,认为相对于传统节俭思想,本篇主张奢侈消费,纯属异类。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理解《侈靡第三十五》的主旨,如果我们通读全篇就会发现,作者提倡高消费是为了为贫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实现‘民相利’,所以作者言富侈处必言贫为。”[3]

 

那么胡飞雪先生为何硬要说笔者“好古薄洋”,他书评的最后一段才是真正的理由。这个荒唐的理由笔者已经听说过无数次,由于它是中国学术界最普遍的谎言之一,是中国学人文化自我贬黜的诡辩杰作,我们不防全文引述:

 

“整理国故、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但若对国故夸饰溢美过度拔高,有失妥当,崇古贬今甚至贬洋则更不可取。《管子》,充其量仅是一些经济观点和议论,与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西方经济学,哪里能相提并论呢?”[4]

 

说到底,中国只有与经济现象相关的观点和议论、哪有堪与当代西方经济学比肩的知识系统!

 

请注意,这也是所谓二十世纪“整理国故”的一般原则,谁违反了它,就是学术上的“政治不正确”。中国只有一些政治“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军事“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哲学“观点和议论”、中国只有一些科学“观点和议论”(中医似乎完全是非科学的)……

 

西方学术范式并不是惟一的

 

进而言之,中国古典学术根本就不是系统的学术,当代西方学术才是惟一的学术范式。所以,整理国故要像清末以来的中国学者所作的那样,以西方学术体系任意框定中国古典学术,直到将之变为以中国本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西学,并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子“国学”。至于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呢?由于被“整理”了,就一劳永逸地进入“国故”的大墓,永世不得翻身!谁要把这个幽灵从“国故”的坟墓中请出来,谁就是学术犯罪——先生所谓的“好古薄洋”还是客气地说法!

 

是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但这种欧几里得几何学奠定的学术范式最适合于简单系统,而且只是西方学术范式的标准;我们中国的学术范式是以《九章算术》为基础的,它以问题为中心,基本上由“问”、“答”、“术”三部分组成。

 

著名中国数学史家,英年早逝的李继闵教授(1938~1993年)这样写道:“西方的欧几里得体系着重抽象概念与逻辑思维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此相适应,《几何原本》有一个以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所构成的表达形式。而我国的传统数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从实际问题出发,经分析提高而提炼出一般原理、原则与方法以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体系。与这一独特的算法体系相适应,我们传统数学乃是由问、答、术、注、草等几个彼此相关联的项目构成其独特的表达形式。”[5]

 

一般来说,中国数学的经典著作都以问题集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别问题又分成若干个条目。首先是“问”,即提出有具体数值的问题。再次是“答”,就是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三是“术”,其是解答同种类型问题的普遍方法。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中国古典学术范式,我们将论述工程中体积计算的《九章算术·卷第五·商功》问题一列在这里:

 

“〔一〕今有穿地积一万尺。问为坚、壤各几何?

 

“答曰:为坚七千五百尺。 为壤一万二千五百尺。

 

“术曰: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为墟四。以穿地求壤,五之;求坚,三之,皆四而一。以壤求穿,四之;求坚,三之,皆五而一。以坚求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一。

 

“城、垣、堤、沟、堑、渠,皆同术。

 

“术曰:并上下广而半之,以高若深乘之,又以袤乘之,即积尺。”

 

东西方文明中,数学似乎最能体现一个文明的思维形态和学术特点。《九章算术》的学术范式反映到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先秦诸子没有一家在概念公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知识体系,他们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解决方法术之后,再多方说明之。晋张华《博物志·卷六·文籍考》云:“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这里,传是对经的说明,广义上的传还包括章句、论、解、说等等。

 

《韩非子·储说》诸篇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古典学术的一般特点。其各篇都是先扼要地提出论点,这叫做“经”,然后广泛征引历史、传说故事详加阐述,这叫“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中国学人不能再迷信西方学术

 

中国学术范式是不是落后呢?不能与西方学术范式“相提并论”呢?不是的,它有自己的优点。

 

其一,中国学术范式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西方学术范式从概念公理出发。这使中国学术能更好地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如医学(中医)、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黄老之学等等)领域,中国学术不仅不是落后的或传统的,整体上是十分先进的。当然,今天还有太多学者将中医视为伪科学,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粗暴地视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其二,中国学术范式重名实,西方学术范式重逻辑。由于西方学术从概念公理出发,而概念和公理是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经过逻辑推理,常常离现实越来越远,最终导致名与实的严重不符。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经院哲学和今天过度数理化的经济学在西方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是今天西方社会名实混乱的根本原因——西方人讲爱国主义,可中国从讲爱国主义,就是贬祢的民族主义;西方人讲自由民主,但一出国界,这种自由民主就演化为服务于霸权政治的掠夺工具。

 

其三,中国学术整体上呈统一性,西方学术整体上呈碎片化。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科学与人文亦是统一的。西方学术不是这样,各学科间概念、公理体系基本上是独立的,再经过逻辑推理,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如果不采用工业上劳动分工的学科分工方式,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支离破碎情况将难以维系。前不久,一位人文领域的大学老师曾“骄傲”地对笔者说:“我的专业书只印十几本就够了,业内专家认可了就是权威专著,其他我不管;我承认我的学术概念全部是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中国现实根本无关,但我照样在中国大学教书,拿中国的研究经费。我无需考虑其他,也不会有人提出质疑……”

 

再次强调,笔者指出中国学术范式的优点,不是说西方学术范式没有优点,人类社会的许多伟大成就都是不同文明成果互相融汇吸收的结果。事实上现代西方科学革命是在融合了东方(包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重视实践的传统后实现的,法国历史学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写道:

 

“关于谁是实验方法发明者的讨论……乃是欧洲中心论对于欧洲文明起源诸多误解的一部分,在(罗杰)培根时代,阿拉伯人的实验方法在整个欧洲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6]

 

正是由于引入了东方的实验方法,加上西方原有的、胡飞雪先生提到的“原理”、“假设”、“概念”和“数学化论证推理”,西方科学革命才取得了成功。科学方法体现了西方学术的根本优点,这是值得我们不断汲取的东西。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迷信西方。科学知识值得我们学习,但人文领域面对的是复杂社会系统,欧几里得几何学范式和实验方法应用到这些领域,很难说是十分成功的!

 

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学人没有来得及从文明体系内部找出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关键是中国学术的全面儒化),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在海外留学生的带动下近乎盲目地引入西学。这正好迎合了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在精神上征服国人的长期战略目标。内外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使文化贬黜和全盘西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不可搞抗拒的潮流,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什么时候中国古典学术才能与西方学术“相提并论”呢?我想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学术范式在中国本土取得合法地位,要中国学人理解中国古典学术也是学术,二者只是学术范式不同,各有短长。

 

或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大学仍只接受以中国本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西学,但中国古典学术的古老幽灵已经在学界徘徊——且这次没有人能够再次将之送入“国故”的古墓!

 

因为包括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在内的中国古典学术是我们的灵魂,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灵魂的!中国古典学术必将大行于天下,造福全人类!这也是笔者以中国学术范式作《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的目的所在。

 

注释:

 

[1] 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47~49页。

 

[2] 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138页。

 

[3] 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第156~157页。

 

[4] 胡飞雪:《管子强国富民思想在今天的意义》,载2010327《上海证券报》,第七版。

 

[5] 李继闵:《〈九章算术〉导读与译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9月,第20~21页。

 

[6]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1月,第162页。

 

附录:管子强国富民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文/胡飞雪)

 

如果说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集大成和开创者,那么管仲便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和开创者。中国也有极其丰富、极有价值的原创经济思想,而且这些经济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有用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翟玉忠先生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为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下了一番功夫,很有意义。

 

细读这本《国富策》,笔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庞杂,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奇谈怪论,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庸俗甚至反动的内容。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汉武大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一元化的主旋律,曾经大放异彩的“管商”学术,几乎成为贬义词,有时也被抹黑妖魔化,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包括儒官儒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夸大义和利的矛盾,制造义和利的对立。事实上,在义利之辩的泡沫表象之下,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讲求的是“以义制利”,即以义来制约私利的无限膨胀。如本书“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和义并重: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行之以仁义。就是说社会资产财富是周而复始地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收放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取予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使用它。在古人心目中,虽然这个义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但大体框架还是有的,无外乎抽象的天理、世俗的伦理、政府法律三个层面。比如孔子也同意杀生吃鱼,但他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他倡导钓鱼,而反对网捕,他倡导用弓箭射猎空中飞鸟,而反对偷猎巢中睡鸟。这无非是在承认人们谋生取利的同时,提倡以仁义节制欲望的无限膨胀,以达成人与自然和和谐以及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言利时,心中总有个义字。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既讲遵循世界客观规律和人情伦理,也讲“关键的少数”的有为进取主观能动性,即要使民众“自循”、“自试(使)”、“自至(治)”,统治阶层应该遵循无为的自然大道。如果他们要建功立业大有为,便意味着官府权力膨胀,国强难免异化为御民——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颇相合。本书“管子·经言·形势解策六十四”引道:“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至。”经济史,就是人们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人们只能努力生产,别无其他选择,是自然之理。所以民众无须号召、无须动员、无须组织、无须命令、无须劝诱、无须强迫,只要尊重民众求生存谋发展的人性,就行了。民众知道何种情况下互助合作,何种情况下自主单干。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的上述“三自”,属于普世真理,不妙的是,芸芸众生总是碰上很多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当然,普罗大众中的大多数也总是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们需要被代表被领导,所以普世真理总是要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左右、支配、控制、影响和塑造,在这种具体情境中,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强国富民之策,往往沦为君主帝王们的强官御民术。

 

 不足为训的是,本书在拔高推崇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同时,有好古薄今、好古薄洋的倾向。在本书作者看来,似乎《管子》中的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好的,不但绝对的好,即使与当今中外的经济思想相比,也是好得不得了。这是笔者不能赞同的。当今有些经济学家确实发表了一些混账话,西方经济学也确实有其庸俗不堪的一面,难道《管子》中就没有同类的内容?有,而且不少。比如西方有经济学家曾建言政府先雇佣一批人挖坑,然后再雇佣另一伙人把坑填平,以此扩大就业。《管子·奢靡》中就有同样的“政策建议”:“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说,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鸡蛋雕画了然后煮熟吃掉,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烧火。这似乎很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但究其实,不过是枉费劳力、浪费时间,是无助于扩大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增进个人效用的。从这种只管形式上的就业,不求实质上做大财富蛋糕的做法上,不是很可以照见今天那种唯GDP数字是问而不顾民生改善的做派的影子么?

 

 整理国故、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但若对国故夸饰溢美过度拔高,有失妥当,崇古贬今甚至贬洋则更不可取。《管子》,充其量仅是一些经济观点和议论,与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西方经济学,哪里能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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