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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从读书人到知识人 
作者:[左玉河] 来源:[] 2010-03-20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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