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前几年东欧国家纷纷发生“民主化”变革之时，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人民”的字样却悄悄从它们原来的国名中消失了。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民主化”以后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人人都说“民主”是“由人民当政”，人人都不怀疑“民主”是“人民”概念的空前高扬。何以“民主化”了，却连“人民”的称号也不能见容了呢?

两百多年前，也就是说，仅仅在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一个名叫卢梭的欧洲人，在瑞士比耶纳湖畔做了许多“孤独的散步者之梦”。他在惯常的孤独、冥想、忏悔和玄思之中，梦见了一个叫“民主”的美妙法宝。凭此法宝，人类便可以达于公正、美好、理想的社会。本来，梦想归梦想，不必当真。不料，这梦想却使多少后人为之神魂颠倒、顶礼膜拜，为之流血牺牲，并让多少民族经受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今天，据说“民主”又形成了“世界大潮”。

而中国的“为民”政治学说，曾有过两千多年行之有效的历史实践验证，却在“封建专制”的封条下，无声无息，被人遗忘。

一些推崇政治“多元化”的欧美政客和国人“精英”，实际上是要让全世界统归于“民主”一元化。他们相信，世界各民族，无论其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有多大，都要采用同一的政治制度。然而当今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参见拙作《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拙作把“现代性”作为西方文化的历史产物，概括为五个特征：人类中心主义、进步论、个人中心主义、新之崇拜(破旧立新)、主题的消失(现代艺术)。“后现代”则是对这五个特征的质疑和物极必反。，显示的却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进步论”的破产，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日益受关注。

都说“民主”是“由人民自己做主”。但纵观天下，号称“民主”的国家却没有一个真是“人民”自己做“主”的，都是国家管理体制在做主，或更往上说，是议会在做主，是总统(总统制)、总理(内阁制)这些“无冕之王”在做主。说是要让人民参政，但“民主”学说的老祖宗之一孟德斯鸠却有言在先：“人民完全不适合讨论(国家)事务”。听将过去是一片卢梭式“全民自决”的民主口号，但眼见到的却是孟德斯鸠式“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挂的是卢氏的空牌，卖的是孟氏的实货。乍一看，宛然“三权分立”，而细一看，立法权与执法权经常是合二为一。本来，“平等”是民主的根本要义，但形式上和名义上的平等(民事平等、政治平等)被独尊为“民主”，而动真格地要去实现真正的平等(社会平等)，却被斥为“不民主”。法国大革命本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本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了路，却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辟了道。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西方“民主”的传人。但重“自由”而不那么“平等”、实际上远离民主本义的资本主义政制，后来专有了“民主”之名；而重真正的平等、直接源自“正宗”民主理论(卢梭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制，却在西方等同于“专制”。“人民最高主权”，至神至圣矣，“极权”、“法西斯”，至邪至恶矣，但历史却无情地显示，“人民最高主权”学说在理论逻辑上可以直接导向“极权”，甚至“法西斯”。君不闻，英国哲人罗素有言：“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

（河清先生《民主的乌托邦》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但只印了9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