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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历史上中国就是货币战争最大受害者 
作者:[韩毓海] 来源:[北京晨报2010年3月12日] 2010-03-14

谁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翻开史书,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最排外”的康乾时期,在清廷任官的西方传教士就达400多人;就在马戛尔尼被拒的同时,来自俄国的商团却取得了成功,康熙还特别恩赐他们不行跪拜礼。至于制度安排,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曾对中国的明代制度大加称赞,认为虚君体制最具科学性。

  历史总是由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堆积而成,遗憾的是,太多的人喜欢抓住其中只言片语,进行简单化解读。但可怕的是,当这种思维范式与情绪化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就只能在抱怨与仇恨中走进循环。

  任何历史事件,都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韩毓海看到了其中的货币因素:美洲发现后,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的规模曾如此巨大,但遗憾的是,中国未能形成自己的主权货币,而是完全依赖白银。没有主权货币,则经济命脉完全被掌控在他人之手,当中国白银价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倍时,我们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很难逃脱被掠夺的命运。这其实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硝烟未散

  是货币战争打倒了明朝,也是货币战争促成了清朝的解体,同样是货币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中,中国由强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境地,然而面对经济崩溃,士大夫阶层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事、体制等,在无休止的盲目中,他们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竟能卖得如此之好,以致韩毓海出差回来后发现,他自己也找不到首版书了。“为什么历史题材这么受欢迎?”韩毓海略加思索便得出了他的答案:因为历史充满着延续性。货币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但愿作为曾在货币战争中付出最大代价的国家,我们能以史为鉴,永不再卷入危局。

  “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闭关锁国”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您不同意这种观点?

  韩毓海: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那么为何此说影响力如此之大?

  韩毓海:“闭关锁国说”有两个源头,一是起于南洋,一是起于日本。在南洋,不少华人从事海盗营生,在清末,华人海盗的规模非常惊人,曾达10万人之巨,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与内陆之间联系,这确实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人所共知的是,辛亥革命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闭关锁国说被广泛接受,其实,那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策,却被当成了国策。至于日本,随着它在近代崛起,开始探讨所谓历史必然性,日本学者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了国门,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举措,所以,他们也认同闭关锁国说,这一说法被鲁迅、陈独秀等留日学生所接受,在他们的推动下,闭关锁国说渐渐成了标准答案

  12亿两白银曾经流入中国

  晨报: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韩毓海:从今天的史料看,“闭关锁国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明清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惊人,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通过全球贸易,流入白银共达12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500万元,这说明,明清时中国外向型经济,已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据统计,当年殖民者从美洲开采出的白银,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等10大商帮,都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中国商品远涉欧洲,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当时只有中国产茶,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支持,这一习俗从何而来?事实是,中国明清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边患令国家注意力转向内陆

  晨报:有如此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中国一直是个内陆型国家,而非海洋型国家?

  韩毓海: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存有边患,为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的主要注意力都投向了北方,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当时山西、华北、西北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边防,政府投入多。此外,鼓励边贸,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最终明、清两代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在传统的政治版图中,由于有边患压力,中国只能更重视南北平衡,这使我们成了一个内陆型国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明清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今天,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多是沿海地区,这是近代沿海开放形成的,而西北等地的经济反而落后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地理从横向,变成了纵向,从追求南北均衡,转变成追求东西均衡。

  环境危机终结“郑和下西洋”

  晨报:中国明代是不是更重视海洋战略,比如郑和曾“七下西洋”?

  韩毓海:“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但它之所以终止,并不完全因为政策转向,而是环境危机。造船需要使用非常多的木材,还要运到造船厂加工,这只能通过水运,随着远洋次数的增加,沿河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光了,而远离河岸去砍伐,运输成本又太高,郑和航海事业后世未能继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晨报:西方大航海为何没遇到环境危机呢?

  韩毓海:西方大航海时代也遇到了环境危机,一度也几乎中断了所有远航计划。但中国大航海时代开始得早,所以受资源制约的情况出现得也比较早。另外,美洲的发现也使西方的资源得到了补充。通过大航海,明代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宾等为中转站,硫磺、白银、马匹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品也走向西方,这种贸易秩序的建立,曾是后来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明清两代就成为“世界工厂”

  晨报:既然明清拥有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又错过了后来的机遇?

  韩毓海:关键问题在于货币,国际贸易规模大就需要有强大的主权货币,这就要靠国家信用来保证,可按当时的管理能力,很难维持主权货币的运转。更重要的是,当时政府不愿“体制干预过多”,在货币问题上放任自流,结果错失了历史机遇。

  晨报:当时以白银为货币不是很有效吗?

  韩毓海:问题是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产量极少,而富户又有地下藏银的习惯,导致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少,造成市场波动,为解决这个问题,明清只能大量从海外吸纳白银,来补充本地货币的不足。而要获得白银,就要通过大规模国际贸易来换取,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就渐渐成了“世界工厂”,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却只是为了换取流通用的货币。而在美洲,随着大型银矿的发现,白银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这些白银被中国高价买入,白银就像抽水机一样,带走了我们的财富。更可怕的是,由于过渡依赖白银,使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被控制在他人之手,特别是1830年至1850年,随着世界金融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度,国际市场银价一落千丈,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严重扰乱了中国经济秩序,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走向了衰落。

  晨报:货币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为保证货币供应,我们不得不加大生产规模,这必然带来资源紧张的问题,为尽可能节约资源,我们只好走上了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西方虽然也遇到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美洲的发现缓解了这一压力,此外西方用大量白银换取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转嫁了资源压力,最终西方走上了人力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人力节约就要引入科学技术,事实证明,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社会发展,而是社会发展推动了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

  很多士大夫以谈经济为耻

  晨报: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清醒的士大夫,为什么他们未能使中国避免危局呢?

  韩毓海:因为国家整体行政能力不够,有些政策即使国家想推动,也很难实现。这与传统的体制有关,自隋唐开始,中国采取了科举任官制度,很多士大夫是靠背“科条”背出来的,他们不懂经济,甚至以谈经济为耻,这导致他们在“货币战争”面前茫然无知。相反,倡导面向海洋的,却是以郑和为代表的太监集团,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特别是,当后来太监集团希望重启郑和的大航海计划时,却找不到郑和带回的图纸、资料等,原来它们已被儒生刘大夏付之一炬。刘大夏认为自己是在恢复儒家道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所毁掉的,绝非几张图纸,而是中国后来五百年的国运。另外,古代国家管理形式相对简单,基层事务多为百姓自行管理,大家轮流负责,这就是所谓“虚吏”制度,但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虚吏”已经不可能实行,但国有选官之制却无选吏之制,于是吏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通过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其中一些是不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的,在具体事务上只好依靠“吏”,这就造成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局面,官员是不断在换的,可吏总是那些人,甚至是世袭的,甚至官也要依靠他们,离开吏就办不了事。明清两代,地方豪强势力过大,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晨报: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具体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具体危害就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明清很多封疆大吏根本不到任,天天在京城混官场,找新的升迁机会,把地方行政完全交给吏和豪族去管。历史上,唐玄宗想把女儿嫁给贵族崔氏,崔氏居然不同意,拒绝了这门婚事。官治不了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无法实现有效控制,最终只有坐视历史机遇的流失。

  历史不能简单解读

  晨报:《五百年来谁著史》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您是如何发现“货币战争”这个问题的呢?

  韩毓海:其实我讲的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时,先生就是这样讲给我们的,普通读者过去对此接触少一点,可能会觉得很新颖。

  晨报:您的许多观点带有颠覆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中国那段五百年的历史的解读存在错误?

  韩毓海:也不能说那些是错误的,这些解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不能简单解读,它包含着多方面因素,问题是很多人只了解了其中一点,就立刻得出结论,这就是不恰当的,往往将假问题当成真问题。总之,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就成了空洞的教条,与历史和现实实践相距比较远,这是一种浅陋、机械的解读。

  晨报:那么您认为的真问题是什么?

    韩毓海:五百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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