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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国富策》序: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 
作者:[仲大军] 来源:[] 2010-03-05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需要各国大争环境下的经济学。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系统而且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并在列国大争的环境下进行了相应实践。但随着秦汉的统一,一个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列国经济学渐渐式微。《管子》中系统完整的经典经济思想被束之高阁,数千年来鲜为人所知晓。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一个鲜有竞争对手的东方大国面貌而存在。因物产丰富、地域广袤,经济自成一体,国际往来不多,外部贸易对本国经济对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管子》的经济智慧和理论。甚至到了清代,皇帝居然傲慢地认为天朝帝国物阜民丰,对外部贸易不屑一顾。

 

清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考虑到外部世界寻求财富,这和贫穷的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五百多年以前,欧洲人考虑的是如何到外国寻求财富,如何赚取他国的财富,所以有哥伦布和麦哲伦飘洋过海,四处探险的壮举。当时的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在内部发掘财富。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东西方在近五百年间实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呢?这还要从地理禀赋、国家形态去找原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欧洲小国林立,而中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大国。多个小国的经济交流,使用的是列国经济学;一个大国自成一体,奉行的是独立的帝国经济学。

 

帝国经济学和列国经济学便是中国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分野!

 

等到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门,被动地参加国际贸易时,一切都落后和被动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像一头大象,开门闭门,闭上门感到不行又打开大门。最近这次打开大门后,中国又有失去自我而盲从之虞。

 

譬如,这三十年间,中国拼命赚外汇,赚到后来,突然发现拿到手中的一堆美元成了具有极大贬值风险的废纸。十多年来,中国拼命追求出口,拼命追求外向经济,拼命奉行高储蓄的重商主义,但等到外汇储备多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西方精心设计好了的财富陷阱。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到这种境地呢? 归根结底是中国丢掉了老祖宗早就擅长的列国经济学。

 

所幸,在经济思想领域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下中国,居然还有几个不盲目跟风、潜心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学者,翟玉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学者和当今那些崇圣的后儒们还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闭门只研究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同时研究着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站在世界的角度,以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对东西方不同经济体系的特点进行了对比。他们融会东西,出入古今,而非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自吹自擂,这是他们与一批新儒家学者很大的不同特点。

 

与时下风头甚炽的国学派和国故派不同的是,翟玉忠先生这样一批人,研究的是经济智慧,不故弄玄虚,不吓唬人,而是实实在在地搞东西方比较,发扬各家之长,摒弃各家之短。这或许就是经济研究工作者与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同。因此,在当前国内一片国学热的时候,我比较欣赏翟玉忠先生这些人的学风。我们必须恢复文化和心理上的自信,全力保护我国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然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一直以来被肢解,被矮化,甚至被某些学者目为小农经济时期的经济学。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看待:方法随着时代变迁是会过时的,但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太阳早晨升起晚上落下,周而复始一样,困扰人类的一些古老问题并没有变化,比如齐桓公问管子的那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在《管子·地数》一章里,桓公问管子: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桓公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子回答: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这一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既利用外力,又保住本国财富不外流,那就要制定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法令。

 

这就是列国经济学的主旨思想,即在竞争发展中,既要利用外国资源,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又要保住本国资源和财富,不要轻易流失到外国。

 

我们目前在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其实就是缺少齐桓公这一思想和管子的对策!

 

总的来说,我们今天从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寻找的智慧主要有三点。一是竞争之道,即列国经济学。尽量地利用他国,而不是让他国利用。二是平衡之道,即货币与实物的平衡。不爆发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不让外国货币狙击本国货币。第三是减少发展的不均衡,避免贫富差别,即管子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明白了这三点,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便有了主心骨,中国便有可能打赢今后的国际经济战争。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最应搞明白的是列国经济学与帝国经济学的差异,二者的内涵和操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帝国经济学是一个局部总量平衡的经济学,易于调控,而列国经济学是没有宏观总量平衡的经济学,其操作手法与帝国经济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像当今的世界,货币的总量完全没法控制,各国都在打货币战。这个时代中国人如果还按贵金属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行事,必然吃亏。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的这本书出晚了,但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再来发掘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为时未晚,并且中国的觉醒还远远不够,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重要课题成果,本书将对广大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学者产生更多的启示。

 

这是我的祝愿,也是国民的殷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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