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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海涛: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作者:[贾海涛] 来源:[] 2010-03-02

   在北宋,“儒术”或“儒学”的受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或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在北宋应该是比任何朝代都更为明显,更为巨大。北宋政治可以称得上是“儒术治国”的典型或“典范”。不过,北宋政治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其中存在着先天的致命因素。“儒术”不但无助于消除或弥补这些缺陷,反而使问题更为严重。铁的事实使“儒术”及“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历史的尴尬。

      一 “文人主政”及“儒术治国”

    “文人主政”是北宋政治的特色,也是“儒术实践”或“儒术治国”的关键。正是北宋笃信“儒术”和“儒术治国”的整个官僚队伍才使得“儒学”或“儒术”大行其道。这就是笔者把北宋看作“儒术治国”的“典范”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主政”,无论历史长度和彻底性而言,达到宋代这一程度的可以说没有。而且“儒术”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的确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践。当然,这种“儒术治国”或“儒术实践”最后也只能归结为失败。而“文人主政”也是极度君主集权的副产品,根本不是政治理性和儒术理想指导的结果。
 
    “偃武修文”、“重文轻武”是北宋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是通过“释兵权”落实的,进而造成了“文人主政”的局面。“重文轻武”国策产生的原因和“文人主政”形成的过程无疑是理解北宋政治的关键,甚至也是理解北宋灭亡的关键。文官或文人在北宋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理解官方统治术与儒家理想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的一个典型,也是理解“儒术”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和理解“儒术”的实质精神的最好的教材。这种局面以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极度的君主集权。这一目的应该说达到了,并且很成功。因为北宋王朝极度集权专制所显示出的成功与“文人主政”和“儒学兴盛”的局面是密不可分的。而“文人主政”与“儒学”的兴盛似乎为“儒术治国”或儒家的政治理想的落实提供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机。

    在宋代,士族门阀制已消失,除了科举出身的儒者官僚队伍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政治力量,就连皇室宗亲和外戚也没有什么政治特权和政治影响。有人认为宋代属于“平民社会”,世袭贵族已不复存在,除了帝王之家外,大家都是平民,读书人,所谓的“士人”地位最高,为四民之首。〔1〕进身、参政、获取权力靠的就是读书, 就是科举成功。就连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皇帝本人,在信仰、心理上也与他们非常接近。在这一群体或官僚队伍里,“儒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连接他们的桥梁之一。我们可以把他们推行的政治称为“儒术治国”。

    应该说“儒术”甚至“儒者”在宋初也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和特别的优待。宋太祖在位时,科举取士的数目并不大。宋太宗时情况有了改变。他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数量,重用儒臣。洪迈曾经说过:“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2 〕到了真宗朝“武人”完全靠了边,“文人主政”的局面完全形成,“儒术”也被捧上了天。而在仁宗朝则达到了顶峰。仁宗时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3〕

    “文人主政”、“儒臣”受宠当然是由于“重文轻武”的用人政策造成的,而不能说是“文人”或“儒臣”就比“武臣”、将军更有治国才能或更适合管理国家。这是偏见造成了人才观的畸形。当时的观念仿佛就是:读书人学的就是“治国安邦”之道,因而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治国。那么“儒术”理所当然就是治国之术了。于是就有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4 〕可以说机会实际上主要提供给了读书人,进身的主要前提和办法就是读书而已。这样,读书人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因而滋生了一种“治国安邦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和狂妄自大心理。寇准在作枢密使时,看不起武将出身的枢密副使曹利。他公开表示对曹利的轻蔑:“君一武夫耳,岂能解国家大体耶?”〔5 〕可见当时的“文人”或“儒臣”在“武人”或“武臣”面前是何等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宋政治可以说完全是文官或者说是读书人的天下。诚如太宗所言,他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文人主政”或“儒臣当政”当然是在君主独裁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宋代的皇帝除了太祖赵匡胤外,对文人的认同及“儒化”程度都是相当高的。皇帝与整个官僚集团在认识上对“儒学”或“儒术”达成共识和一致认同之后,“儒学”就形成了真正的垄断。在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体系,“儒学”的精神和内容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儒学”和“尊孔读经”成为教育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以及主要方式。在当时,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尊孔读经”是实现自我价值或获取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儒学”已主宰了一切,“儒术”不仅仅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义语,而且作为政治理念和统治术,也在被“实践”着。

      二 关于北宋政治的得失

    北宋的“文人主政”和“儒术治国”究其本质不是反独裁专制的,而是独裁专制的体现和强有力的措施。说到底,北宋政治的实质是“专制主义治国”,“儒术治国”只是表象,而且这两者是一致的。“儒术”究其实质就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或“温和的”专制统治术;“儒术治国”就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治国。北宋政治大约属于中国专制政治中温和的典型了,这是与儒家政治理想最契合、最一致之处。对于北宋政治及“儒术”的作用我们从根本上不能有过高的或过于理想化的评价。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较之其他朝代的政治,宋代政治也是有一定成功之处的,“儒术”也不能说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宋代政治至少对内、对发展文化做得比几乎所有朝代都要成功。

    首先,北宋政治还算稳定,统治集团自身没有什么内乱,宫廷阴谋较少,君臣关系还算和谐;而且,君主在人格修养方面或在“仁”“德”方面还有值得肯定之处。在这一点上,北宋应该说比所有朝代都强。

    北宋诸帝与士大夫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历代少有的。这首先表现在君臣之间免除了暴力和血腥的威胁,其次体现在相对的“民主”上。据说宋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规定。〔6 〕宋代士大夫及后世文人对此也津津乐道。王夫之曾说过:“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7〕

    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也被传为美谈。“杯酒释兵权”固然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和政治的真正理性在里面,但是,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面终归还算有些人性的闪光。而且,北宋一朝,几乎没有杀戮过大臣,也没有出现过内乱和宫廷阴谋。这是别的朝代都没能做到的。因此,不论所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祖训是否是后人杜撰的,宋朝在这一点上的确做得不错。

    其次,北宋集权专制程度虽然很深,但在言论、思想方面却比较宽松、自由。学术空气的民主导致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就取得了文人或儒者的完全支持,并在感情上达到了对这一政权和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和忠诚。

    不过,我们不能为这些表象所迷惑,从而丧失了对这一政体专制实质的正确认识。当代有些学者就因此把北宋政治的开明程度抬得过高了。比如金铮先生认为,“只有宋代,群臣制约皇权是有制度化保证的”。他对宋太祖“不得杀大臣及上书人”的立誓极为重视,提出:“正是这点,确保了两宋没有出现一个暴君,确保了两宋文官政治的相对清明和人道性。北宋虽然建立了后期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体制,但这在宋代并不意味着君主独裁专制。宋代君权处于群臣‘集体领导’制约之下。”〔8〕

    中国古代传统政治都属于专制制度或独裁专制制度。即使是这种政治最开明、最温和、最理智的时期也没有超越这一范围,而在政体上更是如此。政体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决定了一切。这种政治和政治制度不要说与近现代的民主制度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就是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和古罗马共和制也有实质的不同。北宋政治尽管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比较开明、比较温和的时代,但是,它绝对没有走出专制主义,本身体现的只能是专制制度。既然如此,我们对北宋的政治绝对不能有过高的评价。要说这种政治有些理想的地方也只能体现在某些帝王的某些做法、某些措施上。实际上,北宋政治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而且是致命的。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能从这种政治或政治制度中发现什么“集体领导”或“群臣制约君主的制度化保障”?宋太祖那个查无实据的所谓口头誓约就算制度保证?比如,虽然北宋一朝都遵守了“不杀大臣及上书人”的传统,但为什么还有赵构一朝陈东、岳飞的冤死呢?君主的意志和好恶、个性和情绪的起伏就是法律,就是制度。这种随意性比某种所谓制度和传统更基本,更能代表皇权的奥秘。归根到底,宋高宗“人主之权,在乎独断”〔9 〕的说法体现了北宋皇权政治的要领和实质。我们不能把古代政治太理想化。关于古代政治的一些问题可能说不清楚,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的定义应该能说清楚吧。这是理解“专制”的基础,也是理解古代政治和专制主义的基础。如果肯定了北宋政治的君主专制性质,我们反倒更能心平气和地、理智地承认或肯定北宋政治的某些可贵、可取之处了。

    北宋的政治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王朝的败亡就证明了这一点。北宋的败亡并不能仅仅归罪于徽宗或徽宗政权。败亡是北宋政治自我引导的结果,致命的因素一直作为隐患存在着,并早暴露得相当充分。政治局面的极不理想是时人公认的,早在徽宗当政之前已成为共识。有的士大夫对时局的评论完全是悲观的全盘否定:“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10〕

    北宋政治机构的迭床架屋及管理混乱一直很严重。官僚机构冗肿、士大夫的素质不高实际上是北宋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仁宗朝有人说过:“何为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11〕庞大的官僚队伍“贪冒不职,十人而九”〔12〕,政坛风气和社会风气极其恶劣。而恶劣的原因就是“士大夫无耻”。正如王安石所言:“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士大夫沉没于利欲。”〔13〕

    不过,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国家和军队强大不强大他们不太在乎。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政权不垮台,统治能维持就行。所以,政权和军队本身主要是对内的。他们害怕的是自己人。宋太宗说过:“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14〕所以北宋开国之初就在军事上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朝廷的任务不是富国强兵;对外统治者想的只是防御。如若打不过就求饶议和,大不了赔些银帛,只要不灭亡就行,屈辱倒无所谓。抱着这种苟且心理,觉得银帛足以换来太平。开始时还有防御能力,最后连这点防御能力也丧失了,也不要了,投降成了北宋对外的唯一绝招。对内极度专制、防范与对外屈膝投降是北宋政权和政治的致命点。正是北宋的对内与对外反差极大的国策导致了自身的灭亡。朱熹说过:“本朝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15〕政治的目的首先应该是富国强兵,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繁荣昌盛。对外投降的政权及其政治是应该被唾弃的,哪里有什么可取之处。

    北宋“文人主政”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宽容、温和并没有削弱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反而使之更得到加强和巩固。那么,对于“儒术”所起的真正作用和“儒术治国”的实质我们就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儒术”只能、只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也只允许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专制统治和“儒者”的局限,也可以说是“儒学”和“儒术治国”的局限。

    太祖太宗两兄弟推行“重文轻武”等政策就是为了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绝对独裁及地位不受动摇,而不是为了让他们的继承者们淹没在“儒臣”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可怜的应声虫或任人摆布的傀儡。事实上,他们的权威及他们的继承者的权威和地位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宽容而受到动摇,而是相反。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宽容才为他们和赵氏王朝赢得了士大夫死心塌地的拥护。而正是士大夫对赵氏的忠心保障了靖康之难后赵构的复国。否则就凭赵构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就凭他的能力和胆识能坐稳江山?这就是他们的聪明之处。这只能说是帝王统治术或权术的胜利。能说是“儒术”的胜利吗?如果这样说也行,这就等于承认一种事实:“儒术”就是帝王统治术,其本质浸透了权诈。

    两宋没出暴君,但并不代表政治是理性的。因为国家的力量、民族的意志不能集中,整个历史发展缺乏理性机制和理性制约。北宋政治的危机和文化的悲剧因素是先天的。如果说“儒术”的作用有积极的方面,那么,北宋的亡国以及因亡国带来的文化浩劫也把它的“功绩”给否定了。

      三 政治的失败与“儒术”历史作用的疑问

    宋朝作为留给中国历史太多遗憾和遗恨的朝代,似乎不足以让后人感到自豪和尊重。宋政权对外的怯懦投降以及亡国的狼狈是后人看不起这段历史的关键。宋的政治应该说是失败的,“积贫积弱”似乎已是定论。顾炎武曾经说过:“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16〕

    不过,人们对宋的评价又是矛盾的。它毕竟有过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文化成就。陈寅恪对宋的评价就很高。他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17〕这种评价应该说很有见地。不过这一评价主要立足于学术、思想、教育的角度,即从所谓“文教”方面来衡量宋文化的。目前许多学者无视陈寅恪所说的“文化”的含义,把这种“文化”当作宋文化的全部,对宋代历史、文化做出过高的评价。比如杨明照先生的观点:“唐代文化有如壮年,丰满有力,宋代文化似已进入‘知命’之年,思想深邃,外貌清癯,更加成熟了。”〔18〕如果仅仅从文学、哲学或纯学术、教育的角度评价宋文化,或只是从精神创造方面,甚至仅仅局限在典籍的范围之内谈宋文化,宋的确堪称成果辉煌。要是仅仅这样进行历史批判、文化评价的话,宋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一阶段的成就的确可以称得上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不过,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并不那么狭窄。由于篇幅的关系,关于“文化”的内涵及文化评价的标准问题这里就不再讨论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谈论、评价北宋的历史和文化时,我们要着眼于它的国势、国运,还要涉及王安石的改革、澶渊之盟和“岁币”,更不能忘掉“靖康之变”。政治的失败及王朝败亡带来的民族灾难和文化浩劫是不能被忽视的。

    北宋也有创造的辉煌和文化的光彩。这是我们应该承认并肯定的。这应该成为我们评价北宋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不过,这绝不能成为基本出发点或唯一出发点。我们不能仅仅盯住这些创造和辉煌而把北宋文化或北宋历史捧上天。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我们在把北宋的辉煌和创造清点、估算之后,还应该回到它的败亡上面来——回到它辉煌创造的废墟上来,回到它耻辱的结局上来。这样才能就它的文化和历史得出更为全面、客观,同时也更深刻的评价。这样才能把文化悲剧和历史遗憾的真正意义挖掘出来。实际上北宋的历史意义全部浓缩在这一败亡里面,撇开败亡谈文化和历史的价值、意义是缺乏分量的。当然,无视其曾有的辉煌和创造谈其败亡和败亡的悲剧意义也会因缺乏深层挖掘而失之简单。败亡的原因应该是北宋文化研究的重点。

    其实,北宋的文化成就越高,越显得它的败亡不正常。这一不正常就是整个北宋文化的不正常。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文明,科技、教育领先世界,人口有二千万户〔19〕,按说应该国力强大。然而它竟一直对外示弱,奉行可耻的投降政策,最后可悲地败亡了。这种政策和状况可以说是最能说明这一时代、这一文化的精神的了。为什么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文明、军队人数和财力堪称世界第一的政权和国家是那么的软弱和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么多的优势和力量聚集不起来或无法体现,甚至不愿聚集而是要自己瓦解消散?北宋的败亡并不是什么文化之谜。症结就在政治上。
 
    北宋国势虚弱,国力有限,并不是它的文化不发达、物资匮乏或民力、兵源有限,而是它的对内高度集权、对外投降的政策造成的。北宋军事的失败是政治失败的最具体地表现,而且也是北宋文化积弊的大暴露。国力国势的反差太大证明文化、政治的严重畸形。北宋文化和政治中存在的致命问题可以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的致命问题。

    “儒学”或“儒术”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北宋之后的中国文化。因而北宋文化的败亡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衰落都可从“儒术”或“儒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查找原因。如果“儒学”在北宋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儒学”的兴盛对北宋的教育、人才培养及政治思想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如果“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了北宋政治的操作和政策制定,那么,北宋的败亡也一定跟它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仅仅把所谓“好的”作用归功于它,而把社会中的弊端、文化中的缺陷和政治的失败看成完全与它无关。首先,北宋一系列基本国策的制定和加强离不了它的功劳,操作政治、主宰社会的人都是它所造就的。政策水平的高低和人的素质的好坏都体现了“儒术”的具体社会功能和整体的历史作用。北宋的政治腐败和对外投降政策,以及冗官冗吏的懦弱无能使得“儒学”或“儒术”的整体历史作用显得十分可疑。如果这一说法不能成立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将是一句空话。

    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儒术”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对内统治的成功只对统治者有意义和价值。专制政权的政治目的、政治理念和文明的进步并不一致,而是对抗的。所以“儒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对历史的正面作用应该是极其有限的。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没能走出因循、停滞和专制统治的价值根源或观念的根源。而且,它没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真正的理性机制,没能提供一种活力以保护这种文化和种族不被征服。事实上,正是“儒术”越来越受重视,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中华文明所显示出的力量反而小了,不光丧失了开拓的力量,反而丧失了自卫、自保的能力。自宋以降,中原文明似乎随时都面临着被征服、蹂躏的危险,而外族入主中原也成了平常之事。北宋的政治及其败亡似乎令“儒术治国”的说法颇有几分尴尬。
    北宋科举取士,文人被看作最理想的政治人才或国家的管理者,似乎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但这些“精英”的才能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儒术”,就是关于“儒学”典籍的掌握。“儒术”不但被看作他们能力的保证,同时也被看作他们品德的保证。所谓“德政”及儒家的政治理想要靠他们来实现、来保障。而在现实社会中,这支队伍的才能和品德却十分可疑。鲁迅说过:“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20〕可以说,鲁迅的话道出了北宋文人整体素质的状况和他们观念、见识的落后。

    北宋的士大夫大都只是一群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不知变通,不重时务,只知引经据典,只会填词作赋,而治理国家,他们不是内行。即便有人空有高尚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往往不得要领或力不能胜,力不从心。范仲淹被推为北宋第一治才和良臣,在当时条件下所起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他领导的庆历新政也无法改变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和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除他和王安石之外,仁宗朝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政治家,人才严重缺乏。而即便是被时人及后人誉为“大才”、官至宰执、被尊为臧否他人、提拔人才的权威或伯乐的人又怎样呢?其实,他们的才能往往也是有限的,贡献往往也是可疑的。像司马光、苏轼、苏辙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作用就极其有限。司马光甚至可以说没有起到进步作用。正如朱熹所说:“司马公多年居洛,只成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21〕他对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谓“名儒”、“贤臣”很不以为然:“元佑诸贤,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需用练,弊需用革,事需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22〕对这些保守派,其才能、见识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朱熹曾挖苦他们说,“元佑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23〕。而这些人还是北宋的名臣,普通士大夫就更等而下之了。只会空谈,只懂照搬前人而缺乏实际能力是士大夫的通病;对现实社会缺乏认识、观念陈腐落后使他们显得无知、无识。后世有人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24〕或许有些士大夫的道德、人品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北宋士大夫的综合治世才能的确让人不能恭维。

    北宋的对外投降政策并不全是某派的责任,投降派与主战派只是在外敌兵临城下之后才阵营分明的。而北宋几乎一贯到底的投降政策是整个文人官僚队伍集体的责任,不能仅仅归罪于投降派或某些庸碌、无耻之辈。“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政策的制定应该说是皇帝与儒臣一手策划制定的,并一直得到坚决的贯彻和拥护。这是投降政策的第一步。应该说北宋文人和士大夫在观念上就与富国强兵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考虑的首先就是帝王的专制统治和政权的稳固。这可以说也是“儒术”的局限。比如田赐端曾向太宗献计:“欲理外,先例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5〕可以说是完全站在最高统治者个人利益的角度看问题的。欧阳修应该说是个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北宋文化和政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他曾说过:“武臣掌国家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26〕如此,北宋军力不振的局面怎能得到改观。而且他们在纯粹的政治理想方面仍是局限在儒家德政的圈子之内,根本不知富国强兵的意义。当神宗向富弼请教强兵之道时,他的回答是:“愿二十年口不言兵。”〔27〕富国强兵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而当时的士大夫根本不关心富国强兵和军事建设。可以说,这种观念是北宋投降主义和苟且偷安政策的基础。

    总之,北宋政治不力、政治混乱、军事失败、国力不振与北宋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士大夫的素质和观念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观念体现的是因循守旧、不重实用和反对变革。整个官僚机构的效力和士大夫的能力是很差的。因此北宋葬送在这种官僚集团手中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局面又使我们不得不把北宋败亡的历史结局与“儒术”联系起来。无论如何,北宋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士大夫的观念与“儒术”是一体的,士大夫的素质也是“儒术”培养、教育的结果。“儒术”对北宋的败亡必然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注释:
 
    〔1〕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绪论》第一节,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3《科举恩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蔡襄:《蔡中惠公集》卷18。
    〔4〕《宋史》卷256,《赵普传》。
    〔5〕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3,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戍“寇准罢枢密使”条。
    〔6〕陆游:《避暑漫钞》。
    〔7〕王夫之:《宋论》卷1。
    〔8〕金铮:《文官政治与宋代文化高峰》, 收录于《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乙卯。
    〔10〕《宋史》卷438,《黄震传》。
    〔11〕《宋史》卷284,《宋祈传》。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佑三年二月乙巳条。
    〔13〕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22,中华书局1954年版。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淳化二年记事。
    〔15〕朱熹:《朱子语类》卷128,《法制》。
    〔16〕顾炎武:《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
    〔1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8〕杨明照:《关于宋代文化的评价的几个问题》,见《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19〕漆侠:《关于宋代人口的几个问题》,《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1〕〔22〕〔23〕朱熹《朱子语类》卷130, 《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24〕谢照淛:《五杂俎》卷13,《事部一》。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2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0,《论水灾疏》。
    〔27〕《宋史》卷313,《富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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