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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战胜:“调结构”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 
作者:[卫战胜] 来源:[《文汇报》2010年01月14日] 2010-02-03

   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经济“调整”,最早是在1979年,当时叫“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8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在较长时期里,我们讲的“调结构”,是指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业能级、降低产业能耗,包括发展高新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压缩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21世纪,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以及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成为热议话题。

  近30年来不同阶段、不同内容和不同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成绩是显著的,集中表现为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中国的GDP还排在巴西、墨西哥后面,列世界第11位;到2007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列世界第3位。如果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恐怕世人也不会惊诧。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断要求不断搞,任务也越来越艰巨。我们曾经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而着急,今天则是一面为十分快速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一面为日益积累的结构矛盾感到担忧。要使新一轮的“调结构”调出新水平,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形成新的对策思路。这里,重要的是把握“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

  “调结构”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过度焦虑

  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讲的一段话,今天我们要深长思之:“中国考虑发展问题要从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实际出发,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制定政策。”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讲:“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这段话主要是讲给国际社会听的,却也值得国人思考。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我们的发展阶段,“调结构”当然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坦然承认自己在经济结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有改进的决心和行动,但过度焦虑是不可取的,因为过度焦虑可能会让我们情绪化地迷失:国情,始终是一个国家选择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前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简单采用“全新的先进手段”,实现所谓“跨越”。比如,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一味追求“高新技术”,还得认真考虑和重视研发、应用“适用技术”。又比如,目前不少地方热心于太阳能发电,而这需要冷静地全面衡量:太阳能发电能够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排,但是太阳能材料的生产,是否高能耗和高污染?中国当然要在碳减排等方面为自己也为人类作贡献,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结构问题,反映了历史阶段性特征,还将在较长一个时期伴随我们,并会在发展中出现新的结构问题,因此“调结构”不应是一个“搞运动”式的过程。

  既要看结构问题的经济表现,又要看它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我们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性。如果今天仍然把“调结构”简单理解为调整产业结构,狭隘了;就事论事地把“调结构”看成单纯经济领域的事,同样狭隘。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更严重的失衡。比如,鼓励有条件的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客观上可能导致产业调整中大量中小企业被淘汰,由此弱化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并有可能在客观上强化一些大企业的垄断地位,由此降低有关产业的创新活力。“调结构”之所以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中充满了经济利益的博弈。我们必须建立“大结构”的分析框架——既要看产业结构,又要看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等;既要看结构问题的经济表现,又要看它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决定了我们要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容忍”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目前,很多地方竞相将汽车、电子等规划为“支柱产业”,局部、表面看似“产业升级”了,实质有可能造成整体的“结构非优化”。应当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产业结构中担当重要角色,即使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也需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经济意义上看,企业是发展的“引擎”,而从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看,企业则是“稳定器”——就业是民生之本。1990年代我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广大劳动者是承担了巨大成本的;10多年过去,我们在认识和操作新一轮结构调整时,理应比那时更加全面和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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