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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庆立: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者:[田庆立] 来源:[《内蒙古农大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2010-01-28

    摘要:日本新国家主义由一种政治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主导国家战略走向的政策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新国家主义既与以往的自民党“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又有其显著特征,集中地表现为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实现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目标。

    日本新国家主义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型于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时期,兴盛于冷战后的90年代。日本新国家主义源于战前的极端国家主义,即极力强调国家权力,推崇与天皇相关联的政治图腾,但在战后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不得不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蛰伏”下来,至7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出现,逐步发展至今,成为主导日本国家战略的政治理念。日本新国家主义既与以往的自民党“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又有其显著特征,集中地表现为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实现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目标。研究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外交走向。

一、日本新国家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日趋稳固,日本赶超欧美列强的目标基本达到,中曾根指出,“应该说从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年里,日本人一直是盯着'坡上的一片云',即以欧美先进国为目标,聚神竭力地向前追赶过来了。但是,在日本已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当作目标的'一朵云'也己消散了”。[1]日本战后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中未能充分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和影响,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对这种状况深感不满,迫切要求消除“战败国后遗症”,重振日本国威,力争改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这种背景下,日本迫切需要重新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方向迈进。经济方面的雄厚实力为日本实现这种国家战略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中曾根为首的新国家主义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终结之后,日本国民意识发生显著变化。其一,生活保守主义成为支配日本社会的思想,其价值取向是追求个人生活的富有和安定,满足现实的生活状态,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称作“中流意识”。“中流意识”不仅是对现实生活基本满意的表现,也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国民从生活保守主义开始趋向以“求稳怕乱”心态为心理基础的政治保守主义。他们对保守政党及其政权的支持率逐步回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重整军备也逐渐为日本国民所认可和接受,这种“中流意识”成为新国家主义兴起的群众基础。其二,中曾根认为:“战后,日本人非常物欲,失去了日本文化和日本的主体性,对国家的感情也消失了。其结果,人们表现出极端的利己和无责任倾向。日本人在排斥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国家的概念。”日本这个国家成了“空壳子”。为此,他大声疾呼:“要提倡建立个人权利必须同国家价值和需要共存的新的价值体系———即本质上的新国家主义”。尤其是日本人被欧美人称为“经济动物”,极大地刺伤了日本民族的自尊心,此时亟需以新的国家意识来增强自信心,从而平衡日本人由于经济
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不平衡心态。其三,上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陷入严重困境,经济长期低迷,政局动荡,犯罪增加,教育状况恶化。一系列危机导致日本国民自信心下降,使得国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方向转变,民众对强势政权、鹰派政治家抱有很强的期待。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促使国内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社会上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右翼势力市场扩大。日本国民心态的这种巨大转变,为90年代新国家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便于政府制定和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

二、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

    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恢复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方式,利用天皇的传统精神权威,整合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之名,行“通向政治、军事大国之路”之实,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
    日本新国家主义建立在日本“民族优越论”的思想基础之上。战后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的经济腾飞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极大程度地滋长了日本民众的民族优越意识。依据舆论调查,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2]日本《商业世界》杂志曾公开发表文章称,“日本人最好的特征是,他们是一个优越的种族。”这种民族优越意识是建立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基础之上的,赶超欧美国家的目标实现后,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体反映到治国理念上,就是竭力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争做政治、军事大国。中曾根为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在京都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以梅原猛为首的“新京都学派”参与了此项工作,主要代表人物有上山春平、梅棹忠夫等。梅棹忠夫宣称,“在世界诸文明当中日本文明是最具独创性的一个,只是日本没有向外积极地进行宣传和介绍罢了。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待……日本有理由拒绝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3]“新京都学派”倡导的“日本文化论”从旁协助了中曾根首相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新京都学派’的主张无一例外是强调日本文化的同一性、独特性与优越性。而日本文化的这些特性又都与日本的天皇意识、与日本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因而他们也就从文化的角度支持了日本的天皇意识形态,美化了日本的侵略历史。他们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文化国家主义’的主张,从而支持了中曾根的新国家主义政治理论。”[4]
    中曾根指出:“面向21世纪,日本依靠什么对世界做贡献,军事力量是不可能的,政治力量在现阶段也不大现实,经济力量,在这个各国都大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将来成为什么样还未可定论,因此,必须让世界认识日本的特殊的传统价值,然后凭这种特殊的价值推进政治的发展”。[5]新国家主义者十分强调传统文化价值的重建,并力图以此作为推行政治大国化的依托和凭借。

    2.天皇主义为核心内容
    新国家主义者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而国家是强大政治权威的基础,也是传统和历史的捍卫者。基于这种认识,新国家主义者通过不同形式和措施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观念。在日本,天皇主义历来即是国家主义的共生物,天皇是国家的天皇,国家是天皇的国家,这在战前的天皇法西斯统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日本尽管进行了民主改革,但并未彻底清算造成国家灾难的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天皇由战前掌握真正权力的实体变为整个日本国的象征。中央教育审议会在1965年发表的“培养理想的日本人形象”的报告中写道:“作为象征的天皇,其实体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总和……所以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敬爱天皇与敬爱日本国是同一含义。”[6]新国家主义崇尚的核心所在即是天皇主义,并将其与国家主义糅合在一起,它与“五五年体制”以来的保守主义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共同特点是维护战后天皇制,强调传统的国家主义。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国民的国家观念淡薄,价值观迷失。中曾根指出,“古今东西,恐怕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当今的日本是国家观念最为衰退的时代。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如果极而言之,国家观念己经淡薄到等于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了。”[7]因此,新国家主义者痛感需要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整合国民意识,中曾根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不注意到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体制一直绵延不断发展下来的现象……记纪、万叶时代已经有了倾心于天皇家的聚合力,从那以后,国民对天皇家的确信从来没有动摇过。”、“天皇不是掌握政治实权的当权者,而是所谓应当被供奉的存在,是天下统一的大义名分所在”“我支持那种超越一切,一无所有,但却闪闪发光,复原到古代的天皇。”[8]由此可见,中曾根所倡导的天皇主义谋求从历史和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扩大、颂扬天皇和天皇制,力图通过天皇的存在充分发挥统一国家和民族的作用,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整合涣散的国民意识,视天皇主义为国家存在之本源,强化国民对天皇权威的认同,以确立其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维持社会秩序,保持政权稳固。
    天皇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国家主义的内核,就在于天皇主义的权威主义和集权特质,能整合日本全体国民意识和保证集团性社会秩序的延续,从而为他们实现大国化的目标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为其推行国家主义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

    3.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与策略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外交理念,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20世纪初期的英日同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提供了保证;30、40年代与欧洲大陆的德、意法西斯势力结盟,几乎将国家拖进毁灭的深渊;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下,又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结盟,且一直延续至今。日本外交长期以来缺乏鲜明的政治理念,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更是采取低姿态,但这种“攀附强援”的性格明显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9]日本新国家主义者在制定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实用主义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
    中曾根的外交、防务政策集中体现了他的“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但他又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理念有所不同,即并非是盲目的“排外的国家主义”,而是“自觉的国家主义”。所谓“自觉的国家主义”,就是“为了在先进国家内部实现国际化,而强调本国固有文化和国家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一方面表现出与自由主义之间更多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更强调国家主义的传统。[10]在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征途中,日本新国家主义者认为只有在日美同盟体制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判断依据是,美国将在很长时期内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紧密追随美国符合日本的利益,处理好日美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将迎刃而解。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句名言是———“日美同盟越加强,越有利于日本开展对其他国家的外交”。
    正是基于此,日本才将军舰派到印度洋,出兵伊拉克,并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挑战,公然宣称台海地区是日本关注的战略目标之一。日本新国家主义者推行的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尽管具有目标明确、积极进取、灵活机动、务求实效的优点,但由于过于灵活和追求当下的利害得失,因此缺乏一以贯之的长期战略,非理性因素和摇摆性浓厚,在应对多极化时代的国际事务时往往顾此失彼,当前日本亚洲外交四面楚歌、处境孤立即为明证。
    综上所述,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兴起与泛滥是日本执政者在面对急剧变化的内外形势下,迫切需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国民意识,实现大国化的目标,为此竭力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资源,强调日本民族的单一性、日本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增强民族优越意识,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美化侵略历史,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复古”,这也正是其“国家主义”特质之所在。天皇主义体现在对外政策中则变成国家主义的排他路线和争取国际领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适时把握国际形势的变迁,秉承实用主义外交理念,强化日美同盟,对亚洲邻国推行强硬外交,达到“内聚民心、外拓国益”的战略目的。其实质无非是力图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谋求与美欧等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建立立足于军事上能够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国际冲突的“国际国家”。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核心目标并非是政治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而是政治大国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军事大国化”。正如原新加坡驻日大使李炯才所言,“在从一个经济强国到一个政治强国的转换舞台上,重要的是看确立哪种国家准则,如果部族的、自满的和新民族主义的势力占上风,日本可能的确面临一个潜在的难以预料的局面。”[18]日本新国家主义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大国化动向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觉和关注。

参考文献:

[1] [7] [8] [日]中曾根康弘.金苏城,张和平译.新的保守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2] [日]日本NHK舆论调查所编.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M].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5.
[3] [日]梅棹忠夫.杨芳玲译.何谓日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4]孙 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 [日]中曾根康弘,梅原猛.政治与哲学[M].东京:日本·PHP研究所,2000.
[6]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张伊丽.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J].日本问题研究,2003(3).
[10] [日]大嶽秀夫.自由主义改革的时代———80年代前期的日本政治[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4.
[11] [新加坡]李炯才.日本:神化与现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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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02-08 17:56:36.0)
    中国的国家强大不能以国民为手段,国家为目地---------这样的强大不能持久,沙皇俄罗斯、纳粹德国、专制的前苏联短命而死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法家网友(2011-02-08 17:52:46.0)
    法治不以民主结合,就会成为专制和恶政!如果法治做不到民为贵、国家次之、官为轻,那么这样的国家主义就没有意义!
新法家网友(2010-01-29 10:38:43.0)
    客观的来看待,中国如今要想强大,也不用一定要走日本的路! “民族优越感”的诞生就会有“民族歧视感”,这并不值得宣扬! 我们应该有的是“民族自豪感”,首先对自己民族有着充分的自信的同时,也要认可其他民族的可取之处! 我是法家理念者,但是我不赞成“忠君”! 虽然这个“君”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民的导向,但是我认为没必要。 如今的法家应该提倡的是忠“民”,一切国家活动,都必须围绕着利于“国民”而展开! 日本的思想,也造就了他们的尊卑意识比较强烈。在如今这个时代,应该宣扬的是人格自由平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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