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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守义 董春蕾: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转型 
作者:[董守义 董春蕾] 来源:[] 2010-01-25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急剧的转型与发展中,这个转型是由封建的中古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递嬗与发展突出表现在社会从神圣走向世俗、由身份制度走向契约制度、从区社走向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全新学科门类的创新以及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等方面。留学生群体因其处于中外交流的前沿及其知识结构的先进性,成为这种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一、从神圣走向世俗

    所谓神圣化,是神化,贵族化,人民没有自主的权力;世俗化的实质是人化,大众化,人们开始拥有自主权力。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行为被圣人思想所控制,行动有许多禁忌,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制度被君主专制所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风俗。传统风俗中笼罩着神圣的阴影。比如人们的发式、服饰、婚姻,乃至起居行止。古人云: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明代以前的人们都留全发,清兵入关后强迫所有汉人必须如满族人那样剃掉头发的前三分之一,然后编成长辫垂在脑后。其实这是很不方便也不卫生的。留日学生把这嘲笑为“豚尾”。他们纷纷剪掉发辫。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人终于在辛亥革命后以短发和分头作为通行的发型。

    清代的通用服饰是长袍马褂。这也是在高压政治下制度化的东西。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一些西方人,他们的服装并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相反,他们为了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便,常常穿起中国的长袍马褂。留学生则不同,他们到了国外,很喜欢外国的学生服。在日本,许多学校都规定统一校服,因此,“他们(留学生)一齐动手穿着新制的洋服,卷起辫发,戴上帽子,穿上皮鞋,判若两人,喜不自禁,在镜前照来照去,好像女孩子穿上最漂亮的衣裳一样,乐不可支。”[2](P177)辛亥革命时在各省从事新建设的留学生都穿着立领金扣的服装,那就是日本的学生服。相传由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中山装也主要是根据日本的学生服进行改良的。欧美留学盛行时,人们崇尚西式洋装。大批中国学生留苏时,中国社会又流行苏联式前进帽和布拉积。新时期里,随着全方位留学的展开,青年服饰更走向多样化与世俗化。

    古代青年的婚姻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自己主宰命运。留学生到了国外,学习了国外青年的自由婚姻观,逐步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起居行止往往接受神祗的控制,行动之前,要预卜吉凶,或者翻看皇历,再定进止。此俗起于商殷,终于近代,贵族尤甚,平民从之。经过以留学生为重要载体的中外文化交流后,东方多神论及迷信思想受到有力冲击,人们的行动基本由自己控制,受神祗左右的状况大为改观。

    二是文化。古代的文化是贵族文化,著书作文用文言文,书面语与口语相脱节,不是大众的文化。留学生致力于向群众推广文化,十分重视文化的通俗化和大众化。1901年,《无锡白话报》出版,1904年,在日本留学的秋瑾于东京创办了《白话报》[3](P310)。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写《猛回头》、《警世钟》,邹容写《革命军》等小册子也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鼓词形式,让贩夫走卒都能明晓革命大义。

    受白话文潮流的影响,有些老翻译家也开始用白话文翻译作品,比如伍光建本来习惯于用古简的文字译介外国书,后来却用白话文译介了许多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他翻译的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4](P2),生动传神,深受读者喜欢。

    许多留学生都致力于舆论宣传。留学生学习国外的报刊杂志的形式,纷纷办起刊物。据统计,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刊物有60余种[3](P303-308)。留法学生创办了《赤光》等刊物。他们把这些刊物发往国内,不仅宣传了进步思想、科学和文化,而且大大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新传媒方式的改革。

    三是观念。差不多每次大规模的留学运动都与一种观念的转化相伴。不难发现,清末大规模留学运动中,传统的“怀旧尊古”被“弃旧图新”所取代;在庚款留学及后来的欧美留学中,传统的“迷信思想”被“科学”与“民主”所取代;在留法勤工俭学及后来的留苏运动中,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转变为“劳工神圣”。这些都是思想观念从神圣走向世俗的重要转型。
      

二、从身份社会趋向契约社会

    从身份制度到契约制度,其实质是从等级社会转向平等社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身份社会。满族统治者与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不平等,满人内部也不平等,有贵族与包衣、主子与奴才之分;汉人内部也有主仆之别。留学生到了国外,深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影响,纷纷追求平等和自由,反对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1902年2月10日,东京留学界利用欢度中国传统新年的团拜举行了留学界大集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留学生代表吴禄贞致辞说,会馆的成立无异于美国的独立厅,在随后成立的会馆里,所设干部只有总长、副长、总干事长、干事,取消严格等级,追求平等精神[3](P230)。人们之间的关系由身份制趋向契约制。

    从1900-1911年的10年间,留学界的运动和斗争此起彼伏,归根究底是反对身份社会。清政府对贵胄留学生曾有准带仆人数人的规定[5],以表明他们的身份高贵。但这些人在留学生中很孤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明确取消等级之分,不许再称老爷、大人,男的一律称先生,女的一律称女士或小姐,在党内则一律称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同志”从党内称呼迅速演变为全社会的普遍称呼。
      

三、从区社走向社会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活动半径小,是区社内活动。普通百姓多是活动于本地区,甚至是家族内。那些进京赶考的士子们也基本活动于本乡本籍的士人之间,因此,从京师到各省的城市都有地区性的“会馆”。留学生刚到国外时也是以同乡关系寻求凝聚的。最初他们成立了许多小的团体,也是有地域性的。据统计,在各省同乡会以外成立的小团体,辛亥前十年达30多个[6](P185)。例如,广东独立协会、浙学会及各省同乡会,还有两湖铁路会都是一望可知的;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联系范围就扩大了,例如,孙中山先生原在香港成立的兴中会就在日本吸收了不少广东籍的留学生,江浙留学生成立了光复会,两湖地区留学生成立了华兴会。到了1905年,他们就普遍感到有进一步扩大联系范围的必要。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正是利用了这种形势的要求。可以说,同盟会成立后,区社性首先在留学生中得到克服,辛亥革命使志士仁人以更广阔的社会为舞台,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
      

四、从专制走向民主

    在清末大规模留学运动中,留学生中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其实,两派都是反对专制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皇权专制,要求国家定宪法,行民权。只是方法不同,宪政派主张以日本为模式,在保持皇帝的前提下,制定宪法,成立内阁,并由民选议会决定国家大事;而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彻底刷新政治,建立完全民国。这两派在促进社会体制转型和发展中,应该说是既斗争又联合的。可以说,民国的建立就是这两派联合斗争的结果。

    当时在各省推动立宪和地方自治的多数是留日学生或者曾到日本考察的官绅。

    孙中山也是看到留日学生中反对专制的情绪日益高涨,改变了革命策略,决定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势力。他在欧洲对留学生们说,现在搞革命要靠留日学生,将来搞建设要靠欧美留学生。

    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受到各省学生代表100多人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第一批加盟者400多人中,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同盟会总部成员和各省的主盟人也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从1905-1906年同盟会共吸收963人入盟,单是在东京的就达863人[7](P50)。

    同盟会中另一个领袖人物黄兴,很注意发展革命的军事干部。他从留日的第四、五、六期共330多名士官生中发展100多人加入同盟会,占总数近1/3。在这些会员中又进一步挑选坚强可靠的人组成更秘密的“丈夫团”。这个丈夫团里有阎锡山、李烈钧、李书城、张凤huì@①等。这些人奉命回国后,到各省运动新军,革命时突然起兵响应。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日本求学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革命,各省闻风响应的也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在革命后宣布独立的22个省中,至少有17个省的都督和革命军总司令等主要领导是留学生。他们促成了中国社会抛弃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性选择。

    辛亥革命后所选出的首届政府成员,共定为九个部,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在部长中有1人为留日学生,2人留英,1人留德,另有2人先留日后留美,未留学者只3人;在次长中有7人留日,2人留法,皆为留学生[3](P302)。

    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政坛、军界和文坛,留学生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在决策层中留学生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五、全新学科门类的创新

    20世纪之初,是中国学术界告别旧学、迎接新学的时期。许多新学科的建立都与留学生有关,其中留日学生尤为努力于新学科的奠基工作。

    其方法主要是译书。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第一个译书团体《译书汇编》杂志社,所译介的都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例如: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后来,许多报刊上都刊载留日学生的译作。有人评论20世纪初的中国出版界是“翻译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904年中国最大的杂志《东方杂志》广告栏上所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05种书籍中,可以看到翻译书为67种,占60%,这67种中直接译自日文的为40种,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著作为11种,直接译自西方文字的只有3种[3](P309)。可见这个翻译时代主要是留日学生的时代。

    留日学生为近代学科的基本门类,如历史、政法、教育学、外交学、军事学、农学、矿务、工艺、商学、船政、理化、数学、地理学、博物学、卫生学、美术、哲学、宗教学、编辑学等所作的奠基工作占全体留学生同类工作的60%。

    在军事学方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蔡锷、蒋方震、张孝准有“士官三杰”之称。蒋方震尤其深究军事理论,有许多独到的建树。

    在绘画方面,天津人李叔同留学日本,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专攻西洋绘画,曾拜日本著名西洋派油画家黑田青辉为师,创造性地运用西洋绘画方法画出油画《裸女》和《朝》。李叔同回国后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画刊,另一个留日学生陈抱一回国后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校长,致力于新美术教育[9](P288)。

    体育学科的奠基也与留日学生有密切关系。徐一冰(又名益彬、逸宾)1905年到日本,进入大森体育学校,立志要用体育改善中国人民的文弱之躯。他全面学习体育理论和技巧。他听说日本人举行体育运动会不准中国人入内观看,就备了铅笔和小本子,爬墙头偷艺,把运动场地的情形和比赛方法一一记录下来。1907年他回国以后就与同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体育学校,名“中国体操学校”,后来又办了《体育杂志》[10]。

    在化学方面,范旭东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而后到欧洲考察。成为出色的化学工业专家和企业家,他创办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生产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我国化学工业的基础[11]。

    严格说来,清末大规模留日运动中,人们重视社会科学,尤其重视法律和政治,而对自然科学重视不够。能考入其高等以上专门学校及大学的当属凤毛麟角,因此很少产生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但在后来欧美留学生中却产生了许多新学科的开创者和一代宗师,留学英国的丁文江和李四光开创现代地质学,侯德榜为现代化学输入全新的科学理念,茅以升成为现代桥梁学泰斗,竺可桢成为中国气象学开山鼻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留学生们把中国的古老学术圣殿改造成新时代的全新科学大厦。
      

六、选择现代化发展模式

    清末大规模留学运动中,以留学日本为主要留学国,这不仅在于日本“路近,费省”,更说明绝大多数留学生是以日本为师,把日本的发展道路当作中国现代化的首选模式。

    庚款留学及由其带动的欧美留学是在科技救国、工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下层开的。他们以欧美为现代化的典范。据不完全统计,从1909年—1945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达三四千人之多,其中包括庚款留美学生1971人。其中学理工者占80%,学文科者占20%。他们学成归国后不少人成为相关学科奠基人和学术骨干。到1950年,在国外的留学生还有5000多人,其中在美国有3500人,在英国有443人,在法国有197人,在德国有50人,在加拿大有20人,在丹麦有20人,在日本有1200人。到1950年代末,这些人中有2500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留法及留学苏俄的学生则祭起“劳动神圣,教育普及”[12](P296)的大旗。从1915年—1920年,先后有1600多人以勤工俭学的形式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故乡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留学,1920年至1922年又有1300多人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留学。正是这些人前仆后继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苏维埃现代化模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确定了对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为了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新中国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有计划地向苏联及东欧派出1.8万多名留学生,他们回国后都成为国家工业及科学研究队伍的技术骨干。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封闭政策,停止了留学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恢复并完善留学政策,在“科技兴国”的理念中大规模地开展了留学运动。从1979年到2000年,如果除去个人及其他途径的留学渠道,仅由国家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就有46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人,英国3.65万人,加拿大3.8万人,澳大利亚1.78万人,法国1.63万人,德国2.6万人,俄国1.18万人,日本5.5万人。这些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已经回国积极地参与祖国经济建设,并积极地进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选择。对于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法制、走向政治民主化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预见,将来更多的归国留学生必将对中国的发展前途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在中国从封建的传统社会向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留学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和先锋。

 <参考文献>
    [1] 论语·颜渊第十二[M].
    [2]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 联书店,1983.
    [3]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4] 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 奏派贵胄出洋游学折[J].东方杂志.第5卷第1期.
    [6]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 [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M].杨慎之译,长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0.
    [8] 春江.钱三强生前最后一次谈话[N].学习时报.2003年6月23.
    [9]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0] 我国近代体育教育家——徐一冰[J].杭州大学学报,1981,(4).
    [11]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引进技术的范例[N].光明日报.1981-3-3
    [12] 蔡元培.国外勤工俭学与国内工学互助团[A].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C].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岁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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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0-01-26 11:26:50.0)
    留学生工作是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国家更多的关注和考察,使用方面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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