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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成:试论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作者:[吴洪成]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 2010-01-19

    摘要:国家主义教育是近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渊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国家主义派是这种想流派的代表。《国家主义的教育》与《国家主义教育学》体现了其基本观点。对这种教育思潮的复杂多样性,我们应从政治哲学、教育等不同层面加以具体分析。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于欧洲,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对外宣扬民族至上精神。1806年,法国拿破仑率军侵入普鲁士,攻陷柏林,费希特提出了国家主义的口号,对鼓舞德国人民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保卫国家主权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作用便发生了变化。它对外打着“民族至上”的旗号,主张民族独立;对内打着“国家至上”的幌子,实行集权统治。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占有很大势力的国家主义派所接受的就是这种社会思潮。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在“五四”后的中国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而且是一种教育思潮或教育运动。在“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各种学说纷至沓来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思潮首先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界自由奔放的思想潮流,对于学生参政的高昂热情以及方兴未艾的工农运动,国家主义派怀有忧虑并颇有疑议。但其间的言论及活动在抵御列强侵略、抑制军阀独裁、维护国家独立与统一、收回教育权等方面,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风暴相呼应。它的产生及其演变也是中国当时各种教育思潮澎湃激荡,教育改革运动不断深入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国家主义派试图对这些问题、矛盾加以回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育观点、思想学说,其间交织着政治上的保守、落伍性及教育上的某些合理因素。对此,需要我们以审慎的历史态度,客观地、辩证地进行分析,区别对待。

一、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缘起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但从思想的渊源看,严格意义上说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论说不一,但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张教育是国家的工具,教育目的对内在于保持国家安宁与谋求国家进步,对外在于抵抗侵略,延存国脉;二是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任务,教育设施应完全交由国家负责办理、经营,国家对教育不宜采取放任的态度。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旨在于反对社会政治革命,主张通过以国家为中心,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1](P349)

(一)清末国民教育思潮中蕴含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

  清末产生的国民教育思潮,其基本内容为增加国民的受教育权,通过实施“强迫教育”,提高国民的自主意识、文化知识,培养独立、勇敢的精神和国家观念,改造国民性。其中就渗透着某些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因素。
    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应效法德国兴办“国民学”,教所以为国民之道,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和《新民说》,抨击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虽然“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2](P6)公开倡导厘定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把教育作为国家制造国民的工具,通过教育培养造就具有国家思想、勇敢尚武精神的一代“新民”。1906年,署名“光益”者于《新民丛报》发表《国家主义教育》,这是一篇译文,原著者为日本人八木光贯。该文将国家主义之起源、发展、变迁等系统地介绍给国人,这是“国家主义教育”一名词最早见于我国教育界。从此,舆论界对国家主义教育渐有认识,故亦不遗余力,大力鼓吹。次年7月,《东方杂志》刊登《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一文,极力推崇国家主义:
  今之时代,种族之竞争日烈,龙骧虎视者莫不磨牙吮血,奋其帝国侵略主义,……处此时代,苟犹用平民主义,致令国内纷乱,势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何能自立图存。唯有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国人皆互相团强,壮其合群之魄力,发其爱国之精神,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事而后家事,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昌者也。故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3]
     显然,培养国民具有团结互助的精神,合群协作的魄力,爱国爱群的观念,这是当时抵御外侮,增强国力的时代要求。
    总之,清末国民教育思潮中所蕴涵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因素,其主流是积极的,它强调的是通过教育培养、陶铸国民的国家观念,通过教育改善、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问题提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尽快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地位,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民国初年出现的相对国家主义教育观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会议期间,刘以钟、吴曾提在讨论教育宗旨的过程中,提议以相对国家主义作为民国教育方针,受到与会者的关注。fa)(pzoo>他们撰著了《请决定相对的国家主义教育方针案》一文,详细阐述了其相对国家主义教育主张。
    相对的国家主义,与绝对的国家主义相对而言,其要点在强调国家主义的同时,不背世界进化原则,不妨碍个性发展。刘以钟、昊曾提认为,当时国内教育家所论之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人道主义气德育主义、美育主义及世界观主义均为“内容上主义”,而当时中国函须揭明教育的方向、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形式上主义”的内容,后者属“国家主义”。
    刘以钟、吴曾提集中从下面四方面论述民国教育应采相对国家主义的缘由:
    1.教育理论上的考虑。从国家本位观点出发,对卢梭、洛克、裴斯泰洛齐等所持的个人本位教育观大力抨击。认为人成其为人,并非孤立自由,而隶属一定的社会团体。国家是最高的社会团体,故教育应注重国家方面,采国家主义教育。
    2.历史与国势的考察。他们认为清朝时代,政治腐败,在于散漫敷衍,不在专制;人民之弱点,在于自由放弃,徒谋个人利益,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辛亥革命,就政治意义言,即在破坏庸懦无能的政府,代之以坚强巩固的新政权;就教育言,即在改造自由放弃、个人主义的国民,以信守纪律,富于进取的国民取而代之。因此,个人主义教育不宜于民国,国家主义教育应谨慎选择。
    3.国民性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国民素乏国家思想,其原因主要为:(1)国家组织一向未完全,政府对于人民,常取放任态度;(2)国家为一人所有物,与人民关系浅薄;(3)革命后结果,不外政权之授受,与社会组织、国民精神无多大影响;(4)伦理趋向,常偏重个人道德。因为上述原因,遂使我国国民薄十国家观念,此国民性之大缺点。国民缺乏国家观念,则国本易于动摇。民国成立伊始,欲组织完全国家,非使国民富有国家思想不可。
    4.从国体上观察。他们认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宗教言语风俗习惯,各有差异,欲求民族精神的统一,非施以强固严肃的国家教育,不可能收到这样的效果。
    他们进一步阐述国家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教育方针当视国家行政方针为转移。因为当时财力单薄,生计困难,政府行政方针以振兴实业为要图,惟军国民教育与人道主义相背驰,故在教育上主张采其形式方面,即采军事训练之精神,以养成信守纪律。
    第二、国民道德以国家为中心,其道德目标为爱国爱群,信守纪律,勇往进取。
    第三、教育行政权集中于中央,具体分四方面: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由教育部设立管理;省立中等及地方立之中等以下学校由教育部巡视监督而辅助之;外国留学生概由教育部派遣;法定教育机关之组织及权限,悉由教育部规定。
    第四、小学教育为国民共同基础,故主张采用单轨制,统一教育要旨。
    第五、教育与宗教分离,一切学校均须受国家监督,不得施宗教及宗教仪式,除大学哲学科外不得有违反国定道德要旨的宗教讲演[5](P4158 -4166)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以孙中山、蔡元培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立即着手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次改革体现了孙中山的革命教育思想以及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资产阶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变化发展的需要。但改革内容侧重J-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要旨”的公民道德教育以及以“陶冶感情为目的”的审美教育。对此,在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宗旨过程中,封建顽固势力抱牢“尊孔”的宗旨对民初的教育改革加以低毁。刘以钟、吴曾提等人从国家的统一、精神的一致、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力的增强等角度提出以相对国家主义作为教育方针的议案而另有教育家,如陆费逆、庄俞等,则针对蔡元培侧重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而发展商榷性意见,主张“民国教育方针宜以实利主义为标帜”[6],力图通过实利主义教育,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富国强兵。所有这些,除封建顽固派外都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种积极性探索,应该予以肯定。
    刘以钟,吴曾提从教育的社会功能、宏观规划和有效调控的角度,强调教育以国家为中心,统一宗旨、计划、材料及思想,但并非绝对排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教育思潮”,反对个性发展。刘、吴的相对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民初教育界影响微弱,但就其思想本身价值而言,有其合理之处,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有些教育家就曾旧调重弹,以相对国家主义教育,针硬绝对国家主义理论的错误,又反对平民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某些实际影响。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说,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三)“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不断输人中国,国家斗义教育形成一种思潮,流行一时。1921年11月,徐则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讲演《教育上之国家主义》,提倡“国性教育”,他说:
  中国兴学二十余年矣,有人人能唱之国歌否?除国语外,有提倡联络国内感情之工具否乎?课程有特别注意公共思想企望之养成者否乎?有提大同主义者乎?二十年来办学无广大宗旨,无通盘筹画的计划,枝枝节节,故有今日教育之现状。教育无宗旨,故教材教法都无根据。欲教育改良,须即定宗旨,以养成吾国‘文化’,为国性之寄托,同时并提倡大同主义以救其偏。[7]
    此后,郑宗海于1924年6月在《教育丛刊》上发表《教育上应有之国家主义》,其主张亦与此相类。他说:
  假使教育制度务期尽合国情,教育宗旨与教育教法,务与吾国固有之经验相联络,且期有以养成浸润于同性之公民因此引起其爱国之心,而同时复示以吾国所处之地位与世界之大势,则可以养成良好之公民,而终得有对世界之相当态度。换言之,可以得国家主义之良好要素而复不悖于世界主义。[8]
    他们强调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心、共同理想、意识,主张教育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统一的精神。这是对当时平民主义、实用主义教育在实际推行中出现的学生散漫、纪律涣散、管理无序等新问题而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教育救国以及救亡图存国家理想目标的不懈探求。
    “五四”运动以后,撰文阐述国家主义教育的教育界人士,他们的言论文字有的是针砭“五四”时期教育改革运动中存在的流弊,也有的附和国家主义派的口吻,有复杂的政治动机。如有的说:“吾国地大人众,种族复杂、宗教歧异,此皆离析之潜力也。”“统一、精进、协作,皆吾国今日之重大需要也”。[9]有的说,“国家主义的教育是要使学生信仰一种纯粹的正当目标(就是爱国)并且使他们实地去爱国。”[10]有的说,“教导国民,效忠国家,是学校教师之责任也。国家不注意教育,则教育无由发展,教育不注意国家,则国家无由强盛。”[11]也有的对学科教学中如何体现国家主义教育的精神作了探讨。
    上述言论表明,在“五四”运动前后提倡、支持国家主义教育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教育界出现的一些现象的不理解或怀疑。比如说,如火如荼的学生自治、学生社团活动;相对松弛的学校纪律和课堂教学纪律;学校与社会联系的相对增强等等。同时也表明,他们试图通过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阐述与强调,从理论上对当时教育、教学中片面推崇、极端强化学生自主、崇尚个体自由发展的流行观点进行“纠偏”。因此,可以说,教育理论上的积极意义与消极作用并存,理论上的探索与教育传统的回归兼备。
 
 
(四)国家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国家主义派,是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是曾琦(1892—1951)、左舜生(1893—1969)、李璜(1895—)、陈启天(1893—1984)、余家菊(1898—1976)。1923年12月2日他们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出现。
    1924年秋,青年党把它的活动中心移到国内。这年9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其宣传的喉舌,因此又称之为“醒狮派”。国家主义派在国内的主要活动阵地是文教界和出版界,除《醒狮》周报外,还创办了一些地方性刊物,如南京的《国光》旬刊,北京的《新国家》和《国魂》,天津的《先导》周报,广州的《狮声》、《独一》旬刊,重庆的《救国青年》,成都的《振华报》;在国外则有纽约的《侨声日报》、巴黎的《先声》周报等。他们成立了外围组织,各种团体,如“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家主义教育协会”,上海的“醒狮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北京的“国魂社”、“少年中国自卫团”,南京的“国光社”,武汉的“国锋社”,成都的“惕社”,重庆的“起舞社”,宁波的“爱国青年社”等,借此造成国家主义团体“风起云涌”的声势。
    国家主义派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理论除在他们的《醒狮》周报上发表文章以外,还经常在全国许多重要刊物,如《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教育与人生周刊》、《新教育评论》、《江苏小学教育月刊》、《国家与教育》等刊登讨论、研究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中华教育界》在1925年7、8两月连出《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两册(即第15卷第1、2期)。集中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理论。1925年7月,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39人联名发起组织国家主义教育协会,该会编辑出版的《国家与教育》周刊“以鼓吹国家主义的教育为宗旨”。[12]
    国家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有特定涵义的教育思潮,于1922年以后,至1924、1925年间曾“盛极一时”。系统阐述国家主义教育理论最力者当推余家菊、李璜、陈启天三人。与此同时,国家主义派为争夺青年师生对国家主义思想的支持,还四处演讲、宣传其主张。如1925年,陈启天曾前往扬州第五师范作了《国家主义与中国师范教育的改造》的讲演,李璜则在浦东中学做了《我所理想中的中学生》的讲演。经国家主义派的大肆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风急浪高”,耸动一时。促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由中衰而盛
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言之,其一是由于欧战之后,国人曾一度期望的世界和平遥遥无期,而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压迫愈加深重,国势愈加不堪言之,此时国家主义者以“爱国”、“救国”相号召,鼓吹藉教育唤醒国民,保卫国权,这很能赢得深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经过“五·卅”惨案,国人群情激昂,国家主义教育亦借之披靡教育界,大有取代平民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而主宰教育界之势;其二是由于国内时处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内战连年不断,政府更迭频繁,政客肆行,军阀专横,
社会动荡不安,青年异常苦闷。教育思想虽然一时由于军阀忙于内战无暇控制而呈活跃状态,但教育经费却屡被挪作军用,校舍常被充作兵营,教育事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此时国家主义者以超越党派、教会之上为旗号,很能蛊惑一部分深厌政治倾轧和军阀横行,期望社会安宁,使教育能得以持久发展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1](P354)

二、《国家主义的教育》与《国家主义教育学》

    《国家主义的教育》与《国家主义教育学》是国家主义教育派代表性著作,也是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可以从中反映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

(一)《国家主义的教育》

    1923年10月,余家菊、李璜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集印了1922年以来二人在《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上发表的论文7篇。作者在“序”中说:“我们审顾内外,惧国民之将斩,特重提十年来国人因内乱而忘却之教育救国论。先后作文以明此义。”并申明曰:“书中所用名词如民族教育、国民教育,表现的主要精神则完全一致。主要精神为何?就是国家主义之教育而已。”[13](P1)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同一个地方人因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信仰,集合起来共同生活,有共同的历史,由此产生的“共同感情”就是国家的真精神。于是,他们提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绵延国脉,发扬国家精神,而当“国命之将斩”之时,应提倡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外教育关系问题上,又认为庚子赔款兴学,是外国扩张文化势力的方法,教会教育是文化侵略,因此,必须收回教育权。
    余家菊认为,国人于民族性的教育,之所以始终无人谈及,乃因思想界有所锢蔽。锢蔽于普通一般思想者:一为世界主义;一为非国粹主义。锢蔽于教育思想者:一为个性主义;一为模仿主义。在一一作了分析后,他提出,不能自立之民族,实无讲大同主义之余地,勉强来讲,亦只见其为奴性的大同主义,懦性的大同主义,大家不必顾虑民族主义是否违背世界主义。因此,民族性教育并非复古,因为就一个国家而言,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都不能摆脱历史传统的影响。忽视传统文化,完全套用其它民族的文化,只能产生精神上之不安宁,及社会上之紊乱,而决无成功希望。他对“模仿主义”大力驳斥,认为本国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这样的教育方为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家才不是代日本或美国实施同化政策。他反复强调民族性教育无碍个性的发展。
在民族教育中,余家菊特别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民族意识,不但对外有抗衡的功用,而对内亦有融合的妙处。一个民族若不自知为一体,或互相漠视,或互相歧视,这个民族之内部必定难得均齐的进步,甚失其和谐关系,甚至互相残杀。”他认为,民族意识又可分为民族的自觉和民族的心意。
    余家菊强调后者,“教育之最大的责任不在一仅仅民族之自觉,乃在更进而为积极地鼓铸民族的心意。所谓民族的心意,即指民族的感情、信仰、目的而言。”[13](P34)1923年4月至8月,李璜分别撰写了《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国民教育与祖国观念》、《国家主义的教育》以及《国民小学教师对于今日中国国家的使命》等文。分别刊登在该年《中华教育界》第7、9及13期上,后收入《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集中论述了国家主义派关于国民教育的有关见解。
    李璜对中国民众国民性的流弊作了深刻的解剖。当时的中国人“一大半勇于私斗,怯于公利、互相欺诈,互相鱼肉,中国社会秩序为之捣毁不堪,趋势已见。……中国实在还没有真能自治的国民,那能造成功真能自治的国家”。当时的“新教育”一味强调“个人的理想”,致使学生的“自私欲便尽量的发泄出来”。他认为家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样,都成了“时代观念的谬误”。“我们中国人也正离开家的生活而初入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光明正大地说把国民的精神系在国字上面,换言之就是正该当讲国家主义的教育”。因此,就应该重新考虑如何实行国民教育。
    李璜认为,国民教育主要的目的,在沟通一个人的感情,知识的教育只足以照耀人的意识,使他更明白地去选择向前的路,但不足以催促他一定向前或走那一条路,脑子里装满了知识不足以支持善的生活,心坎上充满了热情才足以战胜自私的习性。有同等智慧不足以同心而共业,有同样的热情才足以共喻而同往。因此教育家不当偏重智能训练,而当并重知情的发展;不当只给学生一个丰富的头脑,而当给他一副热烈的心肠。
    从上述见解出发,李璜特别强调情感教育在实现国民教育目标中的作用,“讲到国民教育,更是该当唤起学生的心情和智慧在一道儿发展;明白些说,就是不仅该当使学生知道国民的责任是什么,要该当使他愿意去尽国民的天职。怎么样去引起学生这种志愿呢?教授上固然靠功课的内容,而在启示上特别赖教师的情感;换言之,教师如自家没有一种感兴(lnspiration),绝不足以感学生;教师如自家对于国这个字不生热情,绝不会使学生生同情的。”他举例说,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应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情景交融,打动学生的心灵世界,如说明:祖宗发明创作的辛勤为的是什么?开疆拓土对于我们的关系在哪里?我们民族因何而光明,而发展,因何而黑暗、而衰落?这样一来,自然而然教师能够在小国民心中滋长了对于国家的情感和对于国民的责任。”如地理教师要培养儿童爱国的感情,“第一步当在小学生的环境周围留意;村流之意趋与其利用,何自而来,何向而去;市集的情形与其商品;何物土产,何物外来;邻舍祠庙的说明,便引起崇拜地方先贤的观念。……第二步才说到都会及国的地理关系;出产连带的关系,文化连带的关系。……第三步说本国地理与世界地理的关系及变化等。”
    李璜重视各科教师,尤其是史地学科教师,在教育性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担任国民教育的同志无论是教科学,教史地国文,都能随时随地对于学生为新精神的训练。”“国民道德的养成大半靠国民学校历史地理教师的训练。我们前头所谓新精神的训练,一大半靠历史地理的知识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的统一,以共当此日和来日的国家大难”。[13](P34)
    很显然,李璜提出的以国家为中心,情感教育为途径与方式的国民教育实际是一种国家主义教育。它试图进行一种“新精神”的训练,统一思想,解决当时社会激荡的政治风云及教育上放任自流的诸种问题。李璜是“国家至上”论的热衷者,这种以稳定的国家制度为先决条件,并以此为目标导向以培养学生共同感情及思想意识,无论其具体方式、方法怎样巧妙、精致,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复归,并折射出他反对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发展的意图。
    在教育上,李璜强调教育的理性作用,注重教学的教育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教材教法等等,明显不满于杜威派的教育理论,而倾向于赫尔巴特的教育模式。这与当时对杜威教育理论施行后出现流弊的反思及“东方文化”救世论、“国粹主义”的文化流派的影响有关。他特别注意情感教育,并结合教学过程,从学生年龄特点、心理发展水平上作形象具体地说明,在学科教育或教学心理问题上确有可取之处。

(二)《国家主义教育学》

    余家菊于1925年辑其1923年以后专论国家主义教育的论文为《国家主义教育学》一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余家菊认为,所谓国家主义教育:
  简言之,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也。其涵义可随时伸缩。就中国目前言之,莫急于(一)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二)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三)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四)拥护国权以维国脉矣。盖自尊精神为国民昂藏之气所由出,失此则濒于奴隶之境矣;国华为
数千历史所鼓铸而成,理宜引伸而发扬之;国魂为全体国民之情谊所由融洽,步趋之所由协谐,国权为民命之所由保,行动之所凭籍矣。[14](P32)
    余家菊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的,国格、国华、国光、国魂、国基、国权、国脉均以“国”字当头,明显强调以国家利益以及长期积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其所提倡的“国光”、“国华”,是不加分析、鉴别地保留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是所谓“国学”、“国粹”之类为封建文人所迷恋的思想内容,这些东西在“五四”运动中曾遭到痛击,国家主义派却想利用教育,利用学校,把它们复活起来。因此,余家菊阐释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涵义,究其文化导向上看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但是,在“五四”时期至20年代,教育领域存在偏重个性,忽视群性;偏重个体,忽视社会;偏重自由,忽视集中;偏重儿童,忽视成人;偏重学生,忽视教师;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对这些教育上的具体问题,余家菊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力图纠正流弊,改革、发展教育,正因为如此,他的上述言论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也存在着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某种价值。

三、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分析与评价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盛行于上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北伐战争以后逐渐消退。它对20、30年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围绕着国家这一中心、按照国家的需要并符合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实施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国民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内除“国贼”,外御侵略,从而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绵延民族的生命,进而振兴国家,教育应是一种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事业,是国家的工具,是一种国家教育制度,而不是任何私人、党派、地方、教会和外国的主权、工具,据此,必须反对任何党派、私人、地方、教会的教育以及外国的殖民教育,要求以养成所谓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为统一的教育宗旨,并
加强学校的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知耻的救国教育,等等。[15](P655)
    在此基础上,国家主义派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潮,并就民族教育、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以及学校的各科教育如何贯穿国家主义作了细致的阐述,还提出了国家主义教育在教育主权、教育行政、教育宗旨、教育经费等方面应如何实施具体主张。国家主义派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帜,鼓吹教育救国,宣称:“中国现今应否采用国家主义的教育,这问题早已有人讨论过了,大约中国人民———除非他主张亡国的———要想挽救国家的危亡,无一不承认国家主义教育,比之别种主义,是最适当而最切要的。”[10]
    要对这样一种多变而复杂、歧义丛生、波及甚广的教育思潮加以把握和分析,实非易事。笔者以为,一种教育思潮,同时是社会思潮,将教育问题与社会的政治、哲学思想联系起来,综合评述是必须的,这样能揭示教育的本质或基础。但是,若把它们等量齐观、忽视差异与个性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就会导致以政治、哲学的评判取向代替教育的具体分析,从而抹煞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下面我们分别来看。

(一)政治上、哲学上的分析与评价

    在政治上,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在其萌生的清末民初确实带有为维新变法、改革封建文化教育乃至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胜利成果服务的进步性一面;但20年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已经发生了某些社会政治倾向的变化。国家主义派宣传国家主义教育其部分地锋芒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学生进步运动,尤其是主张用“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代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国家主义最强调的就是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国家主义派抽掉国家的阶级内容,否认国家是历史的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国家主义派看来,“国家”也好,民族的“国性”也好,国家的“实质”也好,“灵魂”也罢,都是不能分阶级的,而是“全民性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集中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点。客观地说,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观,在那种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对于激发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积
极作用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国家主义派抽掉“国家”的具体阶级内容,把国家看成一种极为简单的宗教崇拜物,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亦有消极影响。[16](P202)
    马克思主义者严厉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对中国社会衰败原因和救国道路等问题的歪曲,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他们正确提出:当今中国社会的衰败,绝不是因为“国民缺乏国家之自觉心”,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两重之压迫,即内有顽冥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因此,正确的救国道路,不是实行什么“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是“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17](p360)肖楚女说,国家主义派宣扬“教育救国论”并非切合实际。他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受当权的经济阶级支配。
    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中国,用教育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统治中国的英美帝国主义不会让“中国土壤上长出一颗爱国之花”[18]。恽代英对余家菊、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提出了三点质疑:1.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应当从中国民族特性或东方文化上立说。2.中国今日最重要是能造成救国的人才,革命的人才。3.只提倡同情自爱的教育,不足以救国。他认为,国家主义者“有一共同忽略之点”,即“未注意中国人所受经济侵略的势力,与中国以后应从经济上求脱离外人的束缚”。他的结论是:“一、基督教挟经济优势以传教,非中国经济独立,不能将基督教根本打倒。二、要用教育救中国,须先知中国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翻政治革命”。[19]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斗争下,国家主义派的教育论调受到了揭露,瞿秋白指出:国家主义派到了五卅运动时,“步步落后、妥协、畏怯,……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帮助帝国主义努力反赤,固执几年前的‘国权’‘国贼’的空洞口号以自文饰”。[20]
    在哲学上,国家主义派鼓吹心物二元论、唯心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就是二元论与唯心论。陈启天说:
  国家主义者以为社会构成的要素有两大种:一是物质要素,二是心理要素。这两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上是同时并存、斤量相称的。没有物质要素固不能构成社会,没有心理要素也不能构成社会,所以主张物心并重。[21]
    他又说:物质是精神的形式,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没有形式的精神,我们不能名言,没有作用的物质,我们不能寻得。“所以我们不可断定社会进化的原因系在于物质或经济,如共产党一样,也不可断定社会进化的原因系在于精神或理想,如玄学鬼一样。”[22]这就是说,物质与精神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但它们又是互相依赖、互相决定的,精神是物质的作用,物质是精神的形式,这明显是心物二元论。它以“不可分性”的说法,否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这种心物二元论是直接为其“全民革命”、“全民政治”作论证的。李璜说:
  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便主张以国家这个机体来实现社会的正谊。他所谓两种社会上的正谊,即是经济上的平等与精神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便是一国之内,人人都受着相当的生活,精神上的平等便是一国之内,人人都受着相当的教育。[23]
    在他们看来,既然物质与精神是并重的,那么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国家的职能就在于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使所有的人都过上平等的生活和受到平等的教育。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也是他们“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的基本含义。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终归要倒向以精神为第一性的唯心主义。李璜说:“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关系而生出互助,利他,种种行为以为社会的枢纽。”[24]在国家主义派看来,人们的“情感”或“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才引起社会的竞争与互助,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论调,是国家主义派提倡国民教育、情感教育的理论前提。

(二)教育上的分析与评价

    在教育上,国家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理论往往更为复杂。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牵涉面颇大。对当时各种教育思潮作了理论反思的工作,在各代表人物的言论文字中往往论及较多的教育领域及相关的教育问题,而又以“国家”为中心点加以融合,理论上有唯心的因素,思维也谈不上精致。总体上说,对当时流行的平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作了批评,但有的又主张国家意识的培养不排斥个性的发展。还有的提出在学科教学中将国家主义精神渗透到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新教学法中。
    对教育独立思潮则有具体的不同态度,如对教育制度独立、行政独立表示反对,对教育经费独立持中立,对教育主权独立则甚为赞同,极力主张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各级教育机构的监督和指导。军国民教育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的“和平声浪”中衰歇,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则容纳了许多军国民教育的精神,当然表现形式有变化,主要是军事教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体育。从教育理论上看,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对当时流行的平民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理论上的重自然性轻社会性、重个性轻群性、重学生轻教师等缺憾及由此带来的实际上的偏颇作了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加以纠正,为此在理论上触及了教育功能的社会性、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职能与属性、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的宏观调控、教育、教学管理、教学中的教师与学生、教学的教育性等问题,在教育理论的模式形态上,由批判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转而倾向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反映了文化教育上传统守旧的势力在近、现代教育思潮曲折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在当时教育界一些人士反思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实际推行中的流弊并探索教育发展出路的特殊历史环境下,上述主张在教育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仍不失为一种辨证思考和新的见解。从教育实践上看,收回教育权运动及军事教育、民族教育的实践活动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相关,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在20、30年代出现也与国家主义派的理论探索结下不解之缘。国家主义派所反对的“党派教育”、殖民教育,从他们的言行来看,既指向当时开始在中国流传的苏联式教育,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因而在20年代后期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国家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思潮已偃旗息鼓了,但其精神却深深地在南京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政策中留下了印记。

[参 考 文 献]

[1]金林祥.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C].上海:中华书局,1989.
[3]光益.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J].东方杂志,1907,4(8).
[4]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Z].上海:中华书局,1928.
[5]上海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6]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J].教育杂志,1912,3(11).
[7]徐则陵.教育上之国家主义[J].教育丛刊,1921,2.
[8]郑宗海,教育上应有之国家主义[J].教育丛刊,1924,2(2).
[9]罗廷光.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问题[J],中华教育界,1926,15(2).
[10]潘之赓.国家主义教育释疑[J].中华教育界,1927,16(4).
[11]杨效春.国家主义与中国中学宗旨问题[J].中华教育界,1926,15(2).
[12]国家主义教育协会.国家与教育[J].中华教育界,1926,15(2).
[13]余家菊,李璜.国家主义的教育[M].上海:中华书局,1923.
[14]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M].上海:中华书局,1925.
[1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6]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7]转引自王炳照,闫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360.
[18]肖楚女.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J].少年中国.1924,4(12).
[19]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J].少年中国.1924,4(9).
[20]瞿秋白.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N].响导周报.151.
[21]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N].醒狮.1925,44.
[22]陈启天.国家主义的哲学根据[N].醒狮.1927,152.
[23]李璜.释国家主义[N].醒狮.1924.5.
[24]李璜.国家主义的科学根据[N].醒狮.192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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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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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章,不过请在详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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