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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奧巴马的战争威胁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作者:[田忠国]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12月31日] 2010-01-13

    12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演讲中,认为战后60多年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依靠“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实现的,同时声称“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以及那些“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有必要进行武装干预和采取战争手段,尔后指向中国,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这是张宏良先生在“准确惊人的历史预见,旷古绝伦的理想悲剧”一文中,为我们描绘的奧巴马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演讲时的情景。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说的“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的话,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意志正趋于强烈。不仅如此,鲍尔森的话也直白的告诉世人,中国是为美国利益而改革开放的。所以,正确反思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出路。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继续否定文革,并继续为美国利益改革开放,中美就不会发生战争。如果停止改革开放,或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彻底改革,战争就可能降临到中国头上。但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取决于两国领导人战争意志的较量,同时取决于中国对美国利益代言人的态度。忍之则祸起,除之,奧巴马失去在中国的眼睛和助手,其对中国的战争意志必然锐减。

  一、决定两国是否发生战争的是战前的意志较量

  国家与国家的对立、对抗乃至发生武装冲突是正常现象。也是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的对抗形式,因为,不同的国家性质代表的是不同阶级。战争不过是试用各种解决方法失效后的最后解决利益矛盾的途径。所以,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害怕战争。一般而言,国家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战争意志,即是可能对战争的发生产生助推作用,也可能因战争意志的较量避免战争的发生。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战争意志,一方面取决于建立在个人品格基础上的意志强弱,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现实有关。从世界历史上看,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也往往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但同时也是民众共同意志的调动者,因为,战争的本质是军、民共同意志和军事实力、战争能力的较量。但是,军事装备并不代表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但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必须有军事装备为支撑点。

  从鲍尔森狂言,到奧巴马发出强烈的战争信号,我们感受到我国战争意志的弱化。我国战争意志弱化的原因,一方面与国内矛盾激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与我国后三十年的国家战略调整有关。有人称后三十的战略叫“韬光养晦”,但“韬光养晦”只能做好暂时的应对之策,而不能作为国家战略。因为,“韬光养晦”的要义在于隐藏战略目标,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奋起一击,并且一击成功。隐藏战略目标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它只能作为暂时的应对之策。但是,三十年的“韬光养晦”就向全世界不宣而告了一个事实:国家战争意志的消失。胡锦涛总书记宣告,中国必须有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即是对原有战略调整的信号,也是战争意志的恢复。

  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贪腐成性的资改精英和知识精英并不希望国家恢复战争意志,因为,战争意志的恢复,就可能意味着宪法的系统还原能力的恢复,而宪法的系统还原能力的恢复,就可能导致全国人民对资改精英和知识精英违宪罪的追究。或许,奧巴马正是认准了这一点,才敢向全世界放出对华战争的强烈信号。当然,现在还只是战争威胁。因为,中美是拥有核弹的国家,除非奧巴马明确判断出中国完全失去战争意志,同时又失去了核反击能力,奧巴马的对华战争意志就无法转化为战争决心。

  二、文革是整合价值目标共识和共同意志的价值机制运动

  中国的表达战争决心的途径,并非需要向奧巴马直接通报,只要向全世界宣布文革是有效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价值机制就行了。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社会矛盾,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改派同劳动大众的矛盾势同水火,尖锐对立,如果宣布文革是正确的,岂不会引爆全国。其实,文革是整合价值目标共识、形成全民共同意志、纯洁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价值机制运动,而这个价值机制一旦运作起来,中国就会再次进入不可战胜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奧巴马恐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其实,并非奧巴马恐惧文革,而是他背后的资本势力恐惧文革。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个官僚资产阶级,不可能发生文革,这是一。其二,如果一旦发生文革,中国就会失去控制。其实,文革从来就不是一种控制下群众运动,而是群体控制下的价值运动。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民大众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通过思想文化的斗争,调整利益结构,就能在动态价值机制中完成价值目标的整合。

  有人可能说,现在国家正调整消费结构,所以,不用启动价值机制也一样。但是,事实上,消费结构调整了好多年,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吴敬琏说这是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了问题就解决了。在他看来怎么才算改革彻底呢?全部私有化就彻底了。怎么才叫全部私有化彻底呢?由少数人掌握全部财富就叫彻底。正写到此处的时候,我们读了郑永年和孙立平二先生的文章,前者说中国的GDP主义导致了道德沦丧,后者谈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溃败。对于两位先生的判断我是赞同的,但对于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全面溃败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却不敢苟同,因为,在我们看来,不论是道德沦丧也好,社会溃败也罢,都是恢复剥削制度,清除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价值机制的必然,而非没有西方式民主的结果。价值秩序是中国前三十年大众民主的文化现象,价值机制则是前三十年大众民主也即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运行状态。

  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价值机制的形成,使中国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也使中国数百年来又一次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但随着复辟潮的兴起,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自然成了主流精英共同声讨的对象,这就为美国资产阶级声讨中国创造了条件。奧巴马对文革的控诉,一是出于美国资产阶级对文革的恐惧,生怕中国重启文革引爆美国民众的反抗,二是向中国武力威胁,避免中国顺应民众要求重启文革,从而失去向美国输送利益的管道,三是为美国派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打气,继续加快为美国利益的改革开放,打消中国左转的念头。

  所以,重启文革,让民众整肃美国利益代理、代言人,是打破奧巴马战争梦想的第一步。

  三、两国战争能力评估

  中国只要有对美坚定的核战意志、核战决心,中美之间就不会有战争。

  但是,一怕中国失去核战意志、核战决心。因为,一旦中国失去核战意志、核战决心,中美之战就为期不远了。二怕美国误判中国的核战意志、核战决心,如果美国误判了中国核战意志、核战决心,中美之战也不远了。

  因为,核战争是两国俱亡的战争,而美国发动战争的本质是控制世界资源,控制世界财富流向美国,而不是为了自取灭亡。所以,中国的核战意志、核战决心只可加强,不可松动,更不可消失。

  擦枪也有走火的时候,误判也属于美国智力的正常范围,因为,当占有欲望占居美国决策理性时,美国那只邪恶的战争之手就会按动战争的按钮。所以,作好战争准备并非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避免战争的发生。避免战争的发生也非失去战争意志,更非削弱或解除战争能力,而是强化战争意志,强化战争能力,迫使美国那只邪恶的战争之手不敢伸向战争按钮。

  避免战争的途径也并非只有亮出武器,更多的则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中。

  如果每个棋子都是自由的哲学表达,每个棋子又都凝聚着所有棋子的力量,奧巴马必定会再次走进国家领导人的书房,带着小丑似的拘束不安(如果说尼克松是带着绅士的拘束不安进入毛主席书房的话,奧巴马必定带着小丑似的拘束),向胡主席请教战略哲学问题。

  一)、美国的优势与死穴

  美国的优势就是科技先进,武器装备先进,电子化水平高,而且具有很强的立体作战能力,特别是空中打击能力和海上打击能力,这是美国的系统优势。但美国最怕的是大众民主。所以,大众民主是美国的死穴。敲击美国的死穴,就足可以致瘫美国财团组成的黑恶势力。

  二)、中国的优势、潜在优势或死穴

  美国的优势恰恰是中国的弱势,但中国人的战神精神却会把有限的装备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中国的优势。而潜在的优势则在于复制社会主义的能力。但中国的死穴是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官僚资产阶级依伏于美国,主流知识精英依伏于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利益相关体,并形成了从理论到操作的潜机制。孙立平先生认为破除这个潜机制的途径是“民主自由”,但我却认为,“民主自由”形成剃头式政治机制,前门赶出狼,后门又进来了虎。恐怕真正有效的方法唯有“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众民主。有人可能认为社会转型大众民主代价太大,但世界历史证明,大众民主是代价最小,也是最有效的转型途径。

  结束语

  奧巴马的战争信号(张宏良先生称为战争威胁),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并非某些人判断的越来越好。险恶的国际环境和恶化的国内环境,其根源在于立国原则的改变,或者说是对立国原则和对大众民主价值机制全面否定导致的后果,但同时也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机遇。因为,危为机之始,机为安之初,内为外之基。固基在民均,民均则志同,志同则外敌不敢存妄动之心也。由此观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是毛主席留给中华民族内固国基,外御强敌之精华,亦是应对战争威胁之策略。

  奧巴马怒指之处,必是奧巴马所惧之处。

  敌惧则固之,敌爱则革之,敌怒则乐之,敌乐则怒之,是为驭敌之道。

  驭敌有道,敌必敬之,敌强而击之,敌必畏之。

  敌强己弱,敬之则危,击之则安,这就是核时代的战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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