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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文化讨论的命运一一兼与杜维明先生商榷 
作者:[陈奎德]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期] 2010-01-10

一、问题的转换

    一个世纪来,中华民族,尤其是它的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同样一个问题的缠绕:传统文化①向何处去?
    近年来的“文化热”,再度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对“五四”的“反传统”的批判性再反思和再评价。
    然而,从戊戌、辛亥和“五四”前后的几次大讨论历程的惊人相似性和一次次“三部曲”式的循环中,迫使我们向其前提深自追究,是否可以转换一下问题的提法,可否把历次讨论的核心—“传统文化向何处去”—代之以如下的类似“心理治疗”的问题:如何解决民族(知识分子)心理上的一种“二律背反”?’
     一方面,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认同,理应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自尊心,另一方面,一百年来历史和现实几反几复的严酷事实表明,为民族的生存、强大和发展,逻辑的结论又必须彻底反省、批判传统文化。
    这种自尊心和危机感的“二律背反”,这种感情与理智的双重取向,导致了知识精英中的如下结果:作为个体,造成了某种心理上的人格分裂以及某种“文化回归现象”②;作为群体,造成了几次文化讨论中的情感激动的大论战。
    但是,核心的问题依然故我。
    毋庸讳言,这次“文化热”的兴起,其源盖出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震撼了国人。
    人们透过沉滓泛起、旧魂君临的惨剧,再次实在而痛切地感受到传统阴影的无所不在的笼罩,同时,它也使正在驶向现代化的航船增加了负荷,另外一点,则是鉴于历史上几次大讨论因故夭折,未获结果,人们切望把这根中断多年的线头再度接合起来。于是,讨论遂兴,迅达热点。
    然而,它能否摆脱上述“三部曲”的纠缠?这次讨论是否会重蹈覆辙,再度堕入一轮循环之中?目前尚难预言。但有一点笔者似可大胆断定:这次倘能有幸超出上述文化讨论的轮回,必将“有大音声起”,然其基本的动力源泉也许并不来自学术文化圈子内的讨论。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摆脱重新陷入“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这两极振荡的_命运(以及在此二极之间作程度不等的折衷的命运),同时,还在于如何替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笼统模糊、“永远正确”的概括性结论。后者,由于对我们具体的行动不能提供有信息量的方向性的导向,因而学界对此类空话早已烦有啧言。事实上,对于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的价值判断,本身决不能脱离一个文化价值系统的参照而孤立得出。况且,由于系统的整体性,各个元素相互牵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很难获得“舍此留彼”的“理想结果”。
    基本的课题是解决“二律背反”,排除,’,臼理障碍”的问题。
    为强调主线,廓清核心,我们略去枝蔓和细节,模拟老黑格尔的“三段式”来大体描述一下上述那种“三部曲”式的循环的历史程序:
    正题。事起:危机袭来,反省传统,举凡弊端,悉数讨之,斯文扫地,诉诸西化。
    反题。回潮:传统断裂,自尊心起,“挽救国故”,“国粹热”兴。强固文化认同,盛赞东方文明,回归文化本位。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集体的无意识”—阿Q精神对正题的反应。鲁迅先生名之曰“爱国的自大”。这里过度的民族文化自尊心,其实正是民族自卑心理的反面表现。因为它已没有勇气和自信去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只能龟缩向
内,强固精神堡垒,实质上是自觉到西方文化的领先地位而对文化同化结果的恐惧。这点容后详论。
    合题。调和:“极高明而致中庸”,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国粹不灭,欧化亦成”,“撷精取粹,熔铸一炉”。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正是在这种似乎“绝对正确”的调子的催眠下重新入睡的。
    对于自戊戌至今的几次文化取向的大讨论,倘若我们认真剔除每次论战中由当时的具体问题和惯用术语加诸其上的一些外在的偶然形态和色调,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其内核始终没有改变。因此,认定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论点,似乎还可斟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若把“五四”那次历时十余年的论战转换背景,改变几个术语,移入今天的文化讨论的一次会议上,人们仍会饶有兴味,不觉荒诞。
    概览各次讨论,一个显眼的特征就是屡屡重复出现的国粹派和西化派这两极,以及在两极所连成的直线之上的种种折衷派别。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次讨论不会再次出现身穿八十年代服装的“新国粹派”和“新西化派”以及中间派。事实上,仔细翻阅论文,不难发现此类派别正在开始形成。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剧!
    我们的创造力已到此止步了吗?能否跳出这循环往复的劫运?笔者以为,要摆脱两极震荡,超越二元对立,就需深入分析文化心理病症,解决“二律背反,的问题,而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再审查,也许正是进行文化“心理治疗”、解决“二律背反”的前提。
    所幸者,目前已有论者注目于此了。

二、固有传统文化是否存在?

    传统文化的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基本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其重压。
    然而,固有传统文化的存在性却是可疑的。事实上,超越时空的、预定的、凝固的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单因素的纯粹传统也不存在。
    众所公认,在纵的方面,传统是一流动的、开放的过程。五千多年来,包括“五四”的先驱加入的崭新的成份,都一起在建构我们的传统。在横的方面,传统是多元因素建构而成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它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因素。据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考证:“自魏晋至隋唐这七、八百年,佛教(还有道教)在中国文化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③此外,自十七世纪以降,西方文化开始传入,尤其是“五四”之后更是大规模涌入,这些成份,虽还未完全“熔铸,,但在事实上却也汇入并逐步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成份。兹不费论。
    再进一步,深入探究不难获知,所谓传统文化,从来都渗入了解释者自身的历史痕迹,用现代释义学术语,所谓传统,就是传统的解释者与作为对象的“本文”(传统)在双方的视界溶和后的产物。没有独立于解释者的纯粹客观的传统本身。我们在与传统对话时,介入了传统,超出了传统。臂如,不同时代的人所得到的传统文化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中国人和欧洲人所获知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两回事,按现代观点,这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消解自己独特的视角、心理结构,我们也无法摆脱自身所处的具体历史境况。
    要而言之,文化传统本无预定的本质,没有预成的、封闭的、纯粹的固定传统,从不同的视界出发看同一个传统,就会出现不同的崭新的东西。传统文化时时在超越自身,时时在创造,也时时在选择。道理很简单,倘若传统具有某种预定本质,它就不可能发展,因为真正的发展就是自我超越,而倘有固定本质,则超越这一本质后,、它就不复为文化传统了,因为其本质业已丧失。·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文化传统并无本质。事实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业已构成传统,而我们今日的选择和创造,也势将塑造一个新的传统,诞生一种新的文化。
    文化的自我超越过程,势必涉及参照系的间题。纵览历史,我们相信,超越自身的基本方式就须借助其他参照系。否则,犹入困在现代哲学家库恩(T·Kuhn)所说的“范式”之中,进行常规研究,难以揭示这一“范式”的深层的预设前提,从而很难自我超越。古人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如描摹此状。我们只有走出庐山,借助天空、河流这些非庐山作参照系,庐山的轮廓真面才得以豁然显现。即是说,我们须借助参照系,借助某种外来的力量与自身相互作用,传统文化就会越出原先的自我形象,达到某种新的自我形象,成为新的存在物。
    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的参照、对话,对于双方都是自我超越的过程,都是向自身灌注生命力和新鲜血液的过程,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甚至有起死回生之效。
    当然,没有绝对均衡的对话。某段历史时期,常常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作为“中央之国”,与邻国文化相比,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主导型的文化存在,在与邻国进行文化对话、交流时,常常起了主导的、甚至同化(异国文化)的作用。这在大部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现在,情势发生了逆转,我们的主导型文化地位丧失了。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心理不平衡,进而有了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其实,仔细想想,很多文化不是多少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非主导型(甚至被同化的)文化吗?我们何以有这样大的心理障碍呢?归根结蒂,恐怕仍是万国来朝的“中央之国”的大国心理作崇。
    其实,只要我们摈弃这种大国心理,真正以世界众多民族、各文化中的平等的一员界定自身,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正视现实,借助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参照这一历史机遇,孜孜于文化的再反省、再借鉴、再创造,本不难解决上述心理障碍问题。
    关键在于不能把传统预成化、僵化、神圣化,而必须使之流动化、多元化、开放化,成为一股生生不息、奔涌不断的创造性的洪流。

三、评对“五四”先驱的再评价

    鉴于上节所述,我们看到,具有某种参照系,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不音是其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契机,自不必惶恐不安。只要不把文化的载体(民族)自身的荣辱系于一种预成化、固定化的传统_匕尤其是,只要不把那种预成化、固定仕以转统的存亡置于文化载体的存亡之上,那末,当我们溶合、借助、参阅其他文化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更新、超越时,前述的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本不难获得解决。
    这里没有触犯民族文化的自尊心的问题。事实上,如上节所分析的,改造之后的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这里的改造,由于使之适应了历史的挑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危机感的问题。
    当然,在上述过程中,最为根本的一点,乃是维护了文化载体的生存权。不容争辩,这个问题是至高无上、至关紧要的问题。试想,倘若文化载体已灭,民族已亡,逞论什么精神文化的价值?
    明乎此,我们也就明隙“五四”时期的一代精英,尤其是《新青年》周围的一批学者,何以几乎是众口一辞地激烈批判、痛切地反省以“孔家店”的旗帜(其实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僵化的传统文化了。
    毋庸讳言,历次中西文化论战,都镶嵌在画面沉郁的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上,并不全是纯粹学术的缘由所致。
    本来,中西两种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各有其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空间的隔离,也由午没有超越二者之上的一个绝对价值体系,因而二者很难通约,很难判定其价值的优劣高下。二者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人类存在方式。但是,自从两种文化在空间大规模接触后,竞争淘汰的问题随之产生,价值比较的课题也就日益凸现了出来。在一种文化处于攻势,而另一文化处于守势时,尤其如此。这时,已开始出现了某种客观的评价标准:文化赋予自身载体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即:载体的或存或亡,决定了文化的取舍,制约了文化的优劣标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五四”先驱反旧有传统的彻底,对于鲁迅先生所谓一本中国书也不要看的激愤,我们就可能有一种精神上的谅解和移情了。
    严格地说,真正为民族文化自尊心奠基的,是《新青年》周围的那批精英,而不是《东方杂志》的少数国粹派。遗憾的是,这些先驱者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致夭折。然而,他们的活动成果,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上,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毫无疑问,敢于说出中国过去旧传统文化业已落伍,敢于直面现实,而不讳疾忌医的人,恰恰是充盈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精神上的强者。他们上下求索,自信能改革现状,能在参照、借鉴、引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民族的新文化,从而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同样毫无疑问,那种不敢面对严酷现实,不自然地、人为地极度强化民族自尊心,在危机迭起时仍高唱中国文化优越、冠于天下的人,在其深层结构中,有一种极度自卑的阿Q心理。
    问题在于,如何从屈辱迈向自尊?显然,不能靠回避现实、抱残守阅的方式来解决。日本的现代史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被外国占领军占领。扫本在其单体文化上有一个重大转向。这是日本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一段空前屈辱的时期,它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全民族的自尊心理:“我们今日何以到此屈辱的地步?”于是,他们毫不留情地反躬自责,痛切地反省历史,无所顾忌地批判自己的旧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旧传统)。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经济、政治制度等各基本层面参照、引入和溶和了欧美文化,形成了有着自身特点的、有创造性的文化形态,从而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新的存在方式。它获得了自尊,甚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自尊。这段日本现代史是颇令人深思的。
    由日本,我进而想到目前一个热门的主题:所谓“东亚工业文明的奇迹”问题。
    近二、三十年,东亚地区(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等)的经济成长较快。鉴于这些地区历史上的文化背景,因此,海外有个别敏感的论者迅即指出,这似乎证明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此论目前已遭众多怀疑和非议。笔者以为,其似是而非之处主要在于,它仅看到了某些外表的历史传统文化虚饰,而未洞察其根本上的文化变迁。
    一个基本点是,上述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其核心部分,无论就其所有制特征、经营方式还是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制度和教育内容),大体上都是从欧美移植过去的,并非直接发源于本土。诚然,还有若干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外表形态掺杂其中,如一些伦理道德以及表层的礼俗习惯乃至服饰等等,但这些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成份对其上述的核心成份甚少溶入,它只是作为多种文化因素之一,尤其是作为主要的文化装饰而存在着,再也不具有封建大一统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组织方式的经典依据那样一种地位了。这是儒家文化及其地位的根本变迁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削弱。因此,把东亚工业文明奇迹诉诸传统儒家伦理,这不能不是一厢情愿的新儒家相思病。
    海外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长期研究儒学,有不少真知灼见,给我们以启迪。但他把“五四”精英的激烈主张同当时国粹派的狭隘种族主义等量齐观,认作是两股缺乏思想性‘知识性的情绪化浪潮④,并声称对儒学的批判是由于还未把握到过去传统文化(尤指儒家)的普华和精彩内涵,因而应当说还未掌握到批判的权利,等等。
    对上述论点,笔者不敢苟同。“五四”的一代文化精英,如鲁迅先生等,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在精神上的把握,对国民性洞察的深度,我以为从那时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同时,那批知识分子也绝不是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隔岸看花的学者。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是本世纪学贯中西的佼佼者。唯其如此,他们才有那样的价值取向,并且,其姿态是何等激烈,其基本方向又是何等惊人的一致I我想,这是可令我们深长思之的。
    杜维明先生认为,在“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基本面临的是中西文化的二分模式,而今日面临的环境和挑战业已根本不同,至少有三种文明,如有苏联东欧文明等。这里的间题在于,杜先生似乎已改换了他自己的概念体系。他是把古典轴心时代兴起的文明体系作为基本对象,以它们来比较立论的。由于其余的亚文明不在此独立的轴心文明之列(亚文明在划类上可向轴心文明靠拢或隶属),因而把它们并列是不妥的,就其悠久性和文化的独特性而言,杜先生所新加的文明似乎也还未构成独立的(它们只是轴心文明的混合)新文明,再者,就大的历史时代而言,我们时代仍与“五四”同一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基本历史使命从“五四”至今仍是相同的。构成挑战的、占主导型的、与我们的文化性格差异最大的也仍然是西方文化。总之,从最根本的态势和挑战着眼,“五四万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任何在国内经历了“文革”大灾变的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受痛苦和折磨的强度与理解自己时代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因而,他们都能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与“五四”时代大体相似的文化冲突背景,并从这一角度去考察旧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向题,而不可能有其他角度。
    这就是说,在根本历史态势上我们时代与“五四”仍共属于一个时代—现代,我们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也仍是一致的—现代化。诚然,海外华裔学者论述新儒学复兴,其心理背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颇值得同情的。他们与我们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中,其整体生存方式和文化氛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现代化的,因而他们对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寻根是顺理成章的事(见下节详论)。这里既有文化认同心理,又有对精神的丰富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要求。
    但是,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与他们所面临的思想挑战恰恰不是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是相;同的,而是大大不同的。有不同的环境(或用杜的术语:语境),就有不同的挑战,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对自己心理的笼罩,不可能把时间与空间因素自行消解,这里双方具有不同的总体挑战背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若相同,反倒是难以索解的。
    当然,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华古老的传统文明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我们绝不怀疑其中的真心实意者。尤其是有些严肃的西方学者已开始有某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真讨论,我认为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不过对某些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超度夸张,除了使我们的“集体的无意识”的自尊得到某种满足外,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况且即使是严肃的东方古典文明爱好者,我以为,大多数仍是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视为点缀他豪华客厅中的一只古色古香的瓷器而爱不释手、多方赏玩的。然而,倘若要他作一个二者只居其一的抉择:或者是客厅,或者是中国瓷器,二者不可兼得,那末,我以为,选择后者的西方学者,即使有的话,也是寥寥无几的。概而言之,在他们多数人的骨子里,仍藏有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自尊”。
    杜维明先生把“五四”的那批知识精英划为“全盘西化”派,此论似可分析。关键是这里的“全盘西化”是何涵义。固然,从表面看,胡适曾有过不少极端的言辞,大家都是一熟悉的。另外,鲁迅先生要青年“不读一本中国书”,指斥典籍的字里行间只有“吃人”二字,抨击“爱国的自大”;平心而论,他有些言辞之激烈甚至要超过胡适。而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蒋梦麟、罗家伦诸人更是激愤慷慨。这些都是共知的历史事实,这里不再赘列。然而,我很怀疑,象鲁迅先生等,他们真的相信有可能把中国文化改造成纯粹的西方文化码?未必见得。
    口号的激烈是一回事,实际能达到的结果又是一回事,二者并不能同日而语。这里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因素。有一段众所周知的鲁迅语录,似可窥其心境:
   “中国人的性情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我们应当虑及的一点是,归根结蒂,文化的变革是体现在它的载体—该文化的成员身上的。我们大家的血管里,都在不同的浓度上流淌着孔夫子等祖先传下来的血,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尤其如此,他们也同样是荣格所谓“集体的无意识”的分享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整个民族演化发展的精神残存物,种族历史的许多世代反复经验的结果的残存物,都内化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因此,无论怎样彻底的“全盘西化”,其实所获得的结果仍是一个“混血儿”,这是必然如此的。“取法其上,仅得其中”⑥,天下皆然。
    因此,作为一代精英,我以为其中的最清醒者是意识到了这种文化的、种族的历史的制约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激进的观念形态和保守的行为模式的分裂似乎也显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他们才用心良苦地竖起了那样极端的旗帜。而其意识的底层,是不是正翻腾着他们要打倒的孔家店的鼻祖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之气呢?
    鉴于此,我想,即使是对胡适一类学者,若把他们指为“全盘西化”派,也是大可商榷的。起码,应当把这一术语限制在某种特定的涵义之内。

四、析“寻根意识”

    近来,在我国文化领域、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中,兴起了某种“寻根热”。
    据我所知,上述“寻根意识”成为一种引起广泛注意的“热”,并非源于我国,而是若干年前在美国兴起的。
    美国,作为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多元杂处的社会,是个流动多变,竞争激烈,疲于奔命,人情淡漠的金元世界。一个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一旦投入这个人欲横流的大海,立刻目迷五色,躁动不安。他们根断了,源竭了,无亲无故,象浮萍漂浮于茫茫人海之上。遭遇此情此景,人人都会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难以排遣的失落感:“我从何而来?去向何方?根在何处?”这成为迷惘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基本的心理状态。而当一位黑人作家寻找自己家族根源的小说《根》一出版间世,迅速俘虏了上述大多数“失根的人”,“寻根意识”一时风行。因此,在美国出现“寻根热”,完全顺理成章。
    然而,在时下中国,“寻根意识”的出现却颇令人迷惑不解甚至啼笑皆非。
    在轴心时代兴起的几大文化中,比较而言,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历史意识和“寻根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化。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它产生于一种惟恐前代文化失传和断裂的“优患意识”,因而,一切“以史为镜”,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史籍浩如烟海,传种视为盛业,宗法观念强化,家谱绵延不断。总之,古典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因袭主义远甚于其他文化。
    出自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的“寻根意识万,倘若仅仅作为变换文学创作的多样化角度,仅仅为增添其神秘、古老、异样的色彩,无疑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努力,相信也会引发某种艺术共鸣的。然而,倘若是作为文化的整体性的“寻根”转向,那就颇令人困惑了。
    这里有两种情况,似乎应加以区分。
    如果确是对某一新时代初期特征(改革、变动初起,竞争流动增加,人情淡化等等)的直接的、朦胧的感受和反应,那也无可厚非。固然,眼下有几分人心不古,但整体而言,我们的“根”基本未断。倘若仅因这么一点小小的变革扰动就顿生“寻根意识”,甚至导致文化整体转向,那末,我们大家的“根”也可谓够深的了,对“根”的动摇的察知也可谓够敏感的了。这些尽管令人遗憾,然而既然发乎自然,动乎真情,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作为文化转向的“寻根意识”,倘若是着眼于引进,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误会了。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祟尚大一统的中国,与几乎无历史的多元化的美国迥然不同。历史屡屡表明,我们的这些“根”,不寻而自在,不请而自来,挥之而不去,时时在纠缠着我们,还值得挖空心思地去“寻”吗?现实屡屡提醒我们,“人血浓于水”,“亲情重于山”,有必要禅思极虑地去强化它吗?这里面是否既有空间地域上的误会,又有对过去历史传统的误会?我不敢肯定。尤为甚者,就引进文化转向的“寻根意识”而言,是不是我们文化的创造力业已衰竭的征兆?抑或只是对他乡的时髦未作反思而引起的短暂潮流?我更不敢断言。但愿我了解有误,所论有错,则文化幸甚。
    概而言之,我意欲强调,我们过去凝固化的传统业已死去。我辈已被抛入这个竞争激烈、机会众多、诡秘奇幻、挑战频繁的世界。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能救我们。没有什么可供依赖。“根”也好,外部世界也好,一切都仅供参照,我们有选择的完全自由。但是,应誉是不可逃避的,创造新传统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这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面对现实环境、历史条件和外部文化的挑战,一空依傍,独立判断,独立创造,重新缔造一个价值体系,一种新的文化,一个精神面貌全新的民族。这是历史对我们的文化的考验。
    何去何从,或兴或衰,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
   
五、超出轮回

    前已论列,要跳出历史上几次文化论战的循环,似应通过再度分析传统来治疗心理上的“二律背反”。另外一点,则是需要有深沉的历史感,敢于面对本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化挑战,深入探究一百年来的几次大论战的逻辑线索和历史动因。
    在这次的文化讨论热中,有少数学者走入对“文化”、“积淀”等术语进行琐细语义辨析和史料考据的路数,一头扎进技术性细节中,并希望整个文化研究都转向这种真正纯学术的科学研究,并断定唯有如此才可把讨论深化、纯化、科学化。弦外之音,颇有批评一百年来几次讨论的情绪化和非科学化之意。笔者不敢苟同。
    照此逻辑,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精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没有一个是真纯的学者,因为他们之中每人都卷入了近代史的政治变革之中。然而笔者以为,恰恰相反,他们探究的,正是真正的学术,最重要的学术。
    超越具体时空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并且我敢大胆断言,在“文化”等类术语的定义上,即使再争论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公认一致的定义。而在你纹尽脑汁纠缠在字义上时,世界上关于文化的研究恐怕已硕果累累,大进一步了。说到底,概念、术语不过是一种工作假设而已,它的精密程度要视在你论文中整个语境的地位而定,它仅仅起技术上和实用上的作用,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目标,则永远是表达思想。因此,名词、术语并非第一等重要的,甚至为了表述思想,有些概念换一说法也无妨。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深有体会地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比社会科学发展得成熟一些,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多半已从言词之争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咬文嚼字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以多种方式在社会科学件,泛滥。”⑥
    当然,笔者绝不轻视廓清词义、概念进行深入考证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每个人将自己专业和自身的喜好视为根据,以自己的方式投入文化讨论,这正是使讨论细致、深入、多彩多姿的途径。笔者意在表明,考证和辨析词义,并不是学术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其最根本的部分。若舍本求末,汲汲于此,则学术也就势必如历史上的经学一样,会萎缩下去的。况且,有些学者陷入繁琐的考据之争和词义之争,有意无意地回避一百年来几次文化讨论的历史动因和背景,这不能说没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是我以为,这原因恐怕正反映了我们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些弱点。
    从康、梁到鲁迅,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构成了知识分子乃至全民族的普华和脊梁,其宏论巨制犹存,这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我以为,即使是如他们那样一代精英,若仅限于学术文化圈子的讨论,对中国旧传统文化的根本改造仍是无济于事。因为,即使解决了知识分子群体心理上的二律背反,却不能解决整个民族心理上类似的二律背反。我们历史上的传统太古老了,其惯性太大了。每当一轮反省和批判深入到核心阶段,触及文化自尊心时,“集体的无意识”自尊就必定显化、抬头,进而中断这一反省历程。于是重返循环。纯粹学术界的无论多么高明的改造旧传统的“创造性方案”,若诉诸民族整体,最终必定碰到上述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从而也就逃不出那种循环。
    正象前面论及日本战后史一样,一个民族,没有一段奇耻大辱的卧薪尝胆时期,没有极为剧烈的心理震撼,任何传统文化要进行真正痛切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都是不能成功的。
    因此,必须震以雷霆之声,投以电闪之光!
    今天的中国,所能借助的雷霆之声,就是十年“文革”。这是历史赐予的宝贵机会。“文革”的空前灾难,刺激全民族清醒,这一强烈的震动也许有可能摧毁那一次次循环中不可逾越的“合理障碍”。
    今天的中国,所能借助的闪电之光,就是对外开放。这是历史提供的崭新视界。开放的外来文化,向传统灌注了活力和智慧,提供了新的对汗者,借助这种外来因素与自身的相互作用,我们的传统有可能超越自身,塑造新的自我形象。
    十年浩劫铸成了感情的一翼,对外开放铸成了理智的一翼。这就提供了传统文化自我超越的双翼。“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
    借助“左翼”,我们震以雷鸣,痛自反思;借助“右翼”,我们视界豁然,洞烛万象。借助这双翼,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许能超出那多次循环的轮回,走出这关键的一步。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是所至望。

注:
①这里文化一词,取较为广义的理解,系指处于发展中的人类生存的棋式。是构成民族与民族之间、时代与代之间相互区别的东西。包括语言、艺术、神话、哲学、科学技术、宗教、行为方式、礼俗习惯、心理征、社会制度、财产、政府等成份。传统文化的涵义随本文的展开而逐渐清晰。
②文化回归现象,系指近代史上一些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等)在其早期抨击传统,引进学,不遗余力。然而经一系列挫折和事变之后,晚期几乎都回归于国粹之中,极言东方文明和孔孟之道“及同天地,泽被襄区,了,甚至深自痛悔自己前半生的工作。文化回归现象最典型的人物就是严复。这值得认真玩味、探究和深长思之的一个近代文化现象。
③《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第7页。
④见((读书》2055年第10期第124页。
⑤这里的a上”和“中”都不具有值价高下的涌义。
⑥《无穷的探家》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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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0-01-13 13:18:12.0)
    就文化论文化,是论不出什么名堂的!空对空,炫耀博学而已。也只有这样的空论才能登上当今高等学府的学报。新法家何必捧这个场?
新法家网友(2010-01-12 22:35:36.0)
    文革是不是灾难,我觉得不是,有失误不假,但是否如人些人说的那样夸张实在可疑,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出现泽及后世的众多伟大工程和科技创新呢,我就觉得当前的无极、英雄等电影与那时的京剧样板戏没法比,当前的这些东西在思想上是苍白的,在艺术手法上是模仿品。其码国外的一些态度比较客观的研究都没有这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当前社会历史与政治领域的研究简直是一文不值。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不是御用人物,就是想成为御用人物的官本位主义者。 这群人有时还硬要扯虎皮拉大旗,违反事实,硬把邓小平奉为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代表,为自己张目,也确实够恶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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