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福明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中国就进入了批判毛泽东时代。批判毛泽东的理由，据胡福明先生说：“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是极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一。其二，也是胡福明先生亲自说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荒谬的文章，只因为是毛主席圈阅过的，所以不能批判，那么我们还能批判什么呢？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彪、“四人帮”不过是执行了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某些方面也走向了极端。但整体上说，他们是执行者。如果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永远遵循，都按照两个“凡是”办，那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呢？还怎么批判“四人帮”呢？我觉得这个很荒唐。”由此可知，所谓批判四人帮是假，借批判四人帮批判毛泽东是真。其三，胡福明先生因批判毛泽东，立了头，从南大的一名教授，一下子走上仕途，开始了近三十年对毛泽东思想的清算。于是，在中国政坛形成谁批判毛泽东谁就能升官的价值机制，也是考量一个人当官合不合格的唯一标准。
本文重点要探讨的，不是能不能批判毛泽东的问题，而是探讨是毛泽东对了，还是批判者的批判对了的问题。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批判毛泽东的历史更为准确，因为，没有对毛泽东的批判，就没有对毛路线的否定，没有对毛路线的否定，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复辟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说好听了，主流精英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殖民化的资本主义而已，说不好呢，则是蒋介石时代的“社会主义”而已。批判毛泽东的领军人物，又非胡福明先生莫属。分清事非是为了找准方向、辩明科学与非科学或者假科学是为了科学发展，所以，本文对事不对人，虽然本文中也会提到某些人，比如胡福明先生，还有以后可能提到的先生们，因为，他们是事之源，提到事，也就是果，就不能不说说因，这也是理论文章无法避免的。当然，这会得罪一些剥削掠夺或者说清算中国革命的复辟狂，如果放在过去，因为保饭碗或许就放弃了本文的写作。但现在饭碗被中国革命的复辟狂弄没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一是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文字纠错，二是文字纠错失效后，或许应该操练一下我老爷总结的刀尖上的经济学了。
一、一个阶级夺取政权后，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决定未来？
一个阶级夺取政权后，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决定未来？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观点不是这样，而是任其自由生灭。我们则认为相反，上层建筑性质政权性质，政权性质决定社会未来，因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为无产阶级谋福利，资产阶级的性质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为资产阶级谋利益。
所以，上层建筑性质的不同，决定社会主要服务对象的不同。
打个比方说，上层建筑就好比是一块菜园，它的主人要分清，它的主人是无产阶级，菜园的收成就必然归无产阶级所有，它的主人是资产阶级，菜园的收成就必然归资产阶级所有，这不是人的良好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菜园，也即上层建筑归资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顶多是个顾工，给多给少由资本家说了算，这是一。
其二，所以，上层建筑的性质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属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说法，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不保持无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纯洁性，就必然被资产阶级所占领。
其三，上层建筑阶级性质，决定了什么阶级当家。所以，人民大众不能改变上层建筑性质的民主不是真民主，而是统治者统治人民大众的手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造反有理构成了中国民主，去掉造反有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可能被剥夺，所以，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为实现目标提供的政治保障。再进一步说，没有后者，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可能蜕变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劳动大众成为被剥削压迫、掠夺的对象。
我们认为，分清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个基本素质，他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基本认识，或者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但却出于剥削阶级篡夺领导权的目的，故意歪曲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是不是错误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宏观历史的角度说，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反抗剥削压迫的结果，而非顺从剥削压迫的成果。因为，剥削压迫越顺利、稳固，剥削阶级就越堕落、越兽化，人类文明成果就越少，或者，其文明成果就越为剥削压迫阶级服务。文明成果越为剥削压迫服务，人类的文明成份就越少，文明掩盖下的兽化现象就越严重。所以，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人类缺少明确的阶级意识，所以，被剥削阶级还处于自为阶级阶段。被剥削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的前提，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阶级的团结。人类历史证明，没有被剥削阶级的觉醒，就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团结，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团结，就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力量。我们认为，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旨在通过思想文化的革命，把劳动阶层煅炼成一个有明确阶层意识、明确价值标准，由自为阶层变成自觉阶层，团结一致，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并形成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社会价值机制，从而达到全民共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又自我管理的目标。
或许，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因此，我们认为，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如果不革除封建、剥削思想文化的命，全国人民就不可能有劳动阶层的共同自觉，没有全国劳动阶层的共同自觉，就不可能形成全国劳动人民共同的价值机制。
同时，我们还认为，毛泽东并非因为担心阶级斗争的存在才发动的文革，而是担心全国的劳动大众变为自为阶层才做出的重大决策，因为，他十分清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一场文革根本不可能清除自私。自私是封建、剥削思想产生的温床，一遇合适的气候就会生长出来。而封建和剥削思想一旦失去劳动阶层价值机制的制约，在中国就会形成新的剥削阶级，使劳动大众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所以，只有把劳动阶层训练成自觉的阶层，才有可能避免劳动大众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的悲剧发生。或许，这就是当时人们称赞毛泽东，他本人只选教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毛泽东并不担心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而他担心的是劳动人民变成自为阶层，因为，劳动阶层的自觉也即主体意识（以前叫主人翁意识）成为共同意志后，劳动阶层是无法战胜的，但是，劳动阶层一旦陷入自为阶层，重新成为被剥削阶级就无法避免。
文革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劳动大众的主体意识，也即主人翁意识树立的并不牢固，群体盲从成了群体沦为被剥削阶级的集体推手。
胡福明先生一再说，以前他是个糊涂人，现在是个明白人。也就是说，以前胡先生即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剥削意识，但随着文革的结束，胡先生终于明白了，以前困惑自己的竟然是不知道剥削压迫是个好东西。既然剥削压迫是个好东西，由劳动者创造，不劳动者享受，那就向影响剥削压迫的毛泽东抡棒子吧。
打倒毛泽东，才能打掉劳动大众的主人翁意识。打掉劳动大众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剥削压迫才能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三、价值机制是不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
人们知道，胡福明先生因为从侧面批判毛泽东，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立了大功，由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晋升为宣传部副部长。这一事实说明，自那时起，资本主义复辟的价值机制就形成了。
资本主义复辟的价值机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七大共识，即：“一是革社会主义的命，二是大搞封建、剥削、压迫、享乐、腐败的思想解放，三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分配资料的按资分配、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奴隶化，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叫思想僵化，四是维护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思想理论或者行为叫极左，五是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叫落后，影响经济发展，六是资本家当权或掌控中国政治，实施资本专政，叫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七是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前三十年建设成就和破除社会主义管理机制叫理论创新。”
由此可知，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而什么样的价值机制，取决于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
当然，胡先生可能认为我的观点和张春桥的观点相近，是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事实上，胡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一言以概之，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保持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不变），如何更好、更快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胡先生的全部理论，就是以剥削压迫为其判断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四、中国面临执政合法性挑战是谁造成的？
中国右翼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合法性危机，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右翼中的某些人，包括胡福明先生，总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执政，这才是导致党失去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不分清原因、不清除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歪理邪说，中国就无法避免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既然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基础，就该实施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改制。我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但是，我和中国右翼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首选的不是政治上的改制，而应采取措施：
其一，尽快恢复党的执政基础：公有制经济。
其二，恢复马列毛主义为执政的唯一指导思想。
其三，启动75版宪法政治经济的系统还原机制，追究违宪责任。
其四，以人民大众的力量，破除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七大共识。
其五，启动全民票免机制，把那些祸国殃民的政治、知识精英剔除出去。
其六，明确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近三十年来对毛泽东批判的批判。
其七，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政治阴谋。
其八，恢复群众路线，启动农村集体化计划，实施干部三同。
其九，有计划的支持私有企业吞并外资。
其十，为防止房地产泡沫引爆中国经济，应把全部房地产收归国有，统一分配。
其十一，启动新币制计划，并通过新币制计划调整消费结构。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或者说唯有这样，才能尽快化解党的执政危机。在化解执政危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总结导致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
五、大冲突时代的两难选择和唯一抉择
大冲突时代的两难选择是左与右的选择。但是，刘国光先生曾有言，中国共产党就是个左派的党。但是，什么是左派的党呢？其实，文革时毛泽东就把左与右划分好了：左边是人民大众；右边是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是，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是可以转化的。毛主席早就说过，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还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唯一标准，舍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一个知识分子，他今天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今天是革命的；他明天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就是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了。
知识精英是这样，政治精英也是如此。
由此可知，中国唯一的选择是人民大众和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
因为，这是由党和共和国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革命历史和前三十年的建设历史所决定的。如果失去了原来的性质，党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执政的合法性。前者是党的执政基础，后者是保持执政队伍纯洁的必经之路。选择人民大众，就不可能放弃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选择私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前者是保障人民大众利益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劳动人民由国家主人沦为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残酷的客观现实，是容不得任何幻想的。
本来，中国拥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比如胡福明先生、高尚全先生（据说高先生一年的车马费就近百万元），吃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饭，喝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茶，穿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衣，本应成为劳动大众利益的捍卫者，用不着我这个下岗失业者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但是，他们却不思回报劳动人民的恩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批判毛泽东，为剥削与压迫劳动大众创造新的剥削理论。
其实马列毛主义并不复杂，一是消灭剥削、压迫，消灭剥削压迫的途径是：在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政权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公有制，创建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经济发展机制，同时，为保持无产阶级领导队伍在思想上不蜕变、工作上为人民服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思想文化继续革命。二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社会，构建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共同遵守）。三是谁破坏或剥夺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劳动人民就造反有理。我称此为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
有人批判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解构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复辟剥削、压迫和掠夺式殖民经济，使劳动大众成为他们享乐的工具。
小结
批判毛泽东，使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使中国走上殖民经济的不归路。三十年来，胡福明、高尚全类批毛、反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人，高官尽做，金钱尽拿，在主流精英层形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价值机制，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批毛历史的时候了。一个不知道反思历史、纠正错误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虽然知道反思历史，但却没有反思历史能力、失去价值判断体系、价值判断能力，也就是失去分辨好坏的民族，也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如果成为前苏联第二再反思就晚了。
智慧源于无私，自私必然弱智，所以，以自私者治国必盗国，逐利者为官定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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