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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对毛泽东批判的批判 
作者:[田忠国]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12月16日] 2009-12-20

    自从胡福明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中国就进入了批判毛泽东时代。批判毛泽东的理由,据胡福明先生说:“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是极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一。其二,也是胡福明先生亲自说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荒谬的文章,只因为是毛主席圈阅过的,所以不能批判,那么我们还能批判什么呢?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彪、“四人帮”不过是执行了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某些方面也走向了极端。但整体上说,他们是执行者。如果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永远遵循,都按照两个“凡是”办,那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呢?还怎么批判“四人帮”呢?我觉得这个很荒唐。”由此可知,所谓批判四人帮是假,借批判四人帮批判毛泽东是真。其三,胡福明先生因批判毛泽东,立了头,从南大的一名教授,一下子走上仕途,开始了近三十年对毛泽东思想的清算。于是,在中国政坛形成谁批判毛泽东谁就能升官的价值机制,也是考量一个人当官合不合格的唯一标准。

  本文重点要探讨的,不是能不能批判毛泽东的问题,而是探讨是毛泽东对了,还是批判者的批判对了的问题。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批判毛泽东的历史更为准确,因为,没有对毛泽东的批判,就没有对毛路线的否定,没有对毛路线的否定,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复辟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说好听了,主流精英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殖民化的资本主义而已,说不好呢,则是蒋介石时代的“社会主义”而已。批判毛泽东的领军人物,又非胡福明先生莫属。分清事非是为了找准方向、辩明科学与非科学或者假科学是为了科学发展,所以,本文对事不对人,虽然本文中也会提到某些人,比如胡福明先生,还有以后可能提到的先生们,因为,他们是事之源,提到事,也就是果,就不能不说说因,这也是理论文章无法避免的。当然,这会得罪一些剥削掠夺或者说清算中国革命的复辟狂,如果放在过去,因为保饭碗或许就放弃了本文的写作。但现在饭碗被中国革命的复辟狂弄没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一是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文字纠错,二是文字纠错失效后,或许应该操练一下我老爷总结的刀尖上的经济学了。

  一、一个阶级夺取政权后,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决定未来?

  一个阶级夺取政权后,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决定未来?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观点不是这样,而是任其自由生灭。我们则认为相反,上层建筑性质政权性质,政权性质决定社会未来,因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为无产阶级谋福利,资产阶级的性质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为资产阶级谋利益。

  所以,上层建筑性质的不同,决定社会主要服务对象的不同。

  打个比方说,上层建筑就好比是一块菜园,它的主人要分清,它的主人是无产阶级,菜园的收成就必然归无产阶级所有,它的主人是资产阶级,菜园的收成就必然归资产阶级所有,这不是人的良好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菜园,也即上层建筑归资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顶多是个顾工,给多给少由资本家说了算,这是一。

  其二,所以,上层建筑的性质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属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说法,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不保持无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纯洁性,就必然被资产阶级所占领。

  其三,上层建筑阶级性质,决定了什么阶级当家。所以,人民大众不能改变上层建筑性质的民主不是真民主,而是统治者统治人民大众的手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造反有理构成了中国民主,去掉造反有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可能被剥夺,所以,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为实现目标提供的政治保障。再进一步说,没有后者,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可能蜕变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劳动大众成为被剥削压迫、掠夺的对象。

  我们认为,分清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个基本素质,他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基本认识,或者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但却出于剥削阶级篡夺领导权的目的,故意歪曲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是不是错误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宏观历史的角度说,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反抗剥削压迫的结果,而非顺从剥削压迫的成果。因为,剥削压迫越顺利、稳固,剥削阶级就越堕落、越兽化,人类文明成果就越少,或者,其文明成果就越为剥削压迫阶级服务。文明成果越为剥削压迫服务,人类的文明成份就越少,文明掩盖下的兽化现象就越严重。所以,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人类缺少明确的阶级意识,所以,被剥削阶级还处于自为阶级阶段。被剥削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的前提,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阶级的团结。人类历史证明,没有被剥削阶级的觉醒,就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团结,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团结,就没有被剥削阶级的力量。我们认为,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旨在通过思想文化的革命,把劳动阶层煅炼成一个有明确阶层意识、明确价值标准,由自为阶层变成自觉阶层,团结一致,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并形成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社会价值机制,从而达到全民共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又自我管理的目标。

  或许,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因此,我们认为,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如果不革除封建、剥削思想文化的命,全国人民就不可能有劳动阶层的共同自觉,没有全国劳动阶层的共同自觉,就不可能形成全国劳动人民共同的价值机制。

  同时,我们还认为,毛泽东并非因为担心阶级斗争的存在才发动的文革,而是担心全国的劳动大众变为自为阶层才做出的重大决策,因为,他十分清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一场文革根本不可能清除自私。自私是封建、剥削思想产生的温床,一遇合适的气候就会生长出来。而封建和剥削思想一旦失去劳动阶层价值机制的制约,在中国就会形成新的剥削阶级,使劳动大众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所以,只有把劳动阶层训练成自觉的阶层,才有可能避免劳动大众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的悲剧发生。或许,这就是当时人们称赞毛泽东,他本人只选教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毛泽东并不担心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而他担心的是劳动人民变成自为阶层,因为,劳动阶层的自觉也即主体意识(以前叫主人翁意识)成为共同意志后,劳动阶层是无法战胜的,但是,劳动阶层一旦陷入自为阶层,重新成为被剥削阶级就无法避免。

  文革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劳动大众的主体意识,也即主人翁意识树立的并不牢固,群体盲从成了群体沦为被剥削阶级的集体推手。

  胡福明先生一再说,以前他是个糊涂人,现在是个明白人。也就是说,以前胡先生即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剥削意识,但随着文革的结束,胡先生终于明白了,以前困惑自己的竟然是不知道剥削压迫是个好东西。既然剥削压迫是个好东西,由劳动者创造,不劳动者享受,那就向影响剥削压迫的毛泽东抡棒子吧。

  打倒毛泽东,才能打掉劳动大众的主人翁意识。打掉劳动大众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国家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剥削压迫才能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三、价值机制是不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

  人们知道,胡福明先生因为从侧面批判毛泽东,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立了大功,由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晋升为宣传部副部长。这一事实说明,自那时起,资本主义复辟的价值机制就形成了。

  资本主义复辟的价值机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七大共识,即:“一是革社会主义的命,二是大搞封建、剥削、压迫、享乐、腐败的思想解放,三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分配资料的按资分配、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奴隶化,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叫思想僵化,四是维护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思想理论或者行为叫极左,五是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叫落后,影响经济发展,六是资本家当权或掌控中国政治,实施资本专政,叫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七是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前三十年建设成就和破除社会主义管理机制叫理论创新。”

  由此可知,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而什么样的价值机制,取决于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

  当然,胡先生可能认为我的观点和张春桥的观点相近,是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事实上,胡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一言以概之,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保持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不变),如何更好、更快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胡先生的全部理论,就是以剥削压迫为其判断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四、中国面临执政合法性挑战是谁造成的?

  中国右翼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合法性危机,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右翼中的某些人,包括胡福明先生,总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执政,这才是导致党失去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不分清原因、不清除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歪理邪说,中国就无法避免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既然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基础,就该实施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改制。我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但是,我和中国右翼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首选的不是政治上的改制,而应采取措施:

  其一,尽快恢复党的执政基础:公有制经济。

  其二,恢复马列毛主义为执政的唯一指导思想。

  其三,启动75版宪法政治经济的系统还原机制,追究违宪责任。

  其四,以人民大众的力量,破除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七大共识。

  其五,启动全民票免机制,把那些祸国殃民的政治、知识精英剔除出去。

  其六,明确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近三十年来对毛泽东批判的批判。

  其七,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政治阴谋。

  其八,恢复群众路线,启动农村集体化计划,实施干部三同。

  其九,有计划的支持私有企业吞并外资。

  其十,为防止房地产泡沫引爆中国经济,应把全部房地产收归国有,统一分配。

  其十一,启动新币制计划,并通过新币制计划调整消费结构。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或者说唯有这样,才能尽快化解党的执政危机。在化解执政危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总结导致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

  五、大冲突时代的两难选择和唯一抉择

  大冲突时代的两难选择是左与右的选择。但是,刘国光先生曾有言,中国共产党就是个左派的党。但是,什么是左派的党呢?其实,文革时毛泽东就把左与右划分好了:左边是人民大众;右边是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是,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是可以转化的。毛主席早就说过,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还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唯一标准,舍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一个知识分子,他今天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今天是革命的;他明天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就是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了。

  知识精英是这样,政治精英也是如此。

  由此可知,中国唯一的选择是人民大众和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

  因为,这是由党和共和国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革命历史和前三十年的建设历史所决定的。如果失去了原来的性质,党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执政的合法性。前者是党的执政基础,后者是保持执政队伍纯洁的必经之路。选择人民大众,就不可能放弃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选择私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前者是保障人民大众利益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劳动人民由国家主人沦为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残酷的客观现实,是容不得任何幻想的。 

  本来,中国拥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比如胡福明先生、高尚全先生(据说高先生一年的车马费就近百万元),吃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饭,喝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茶,穿得是劳动大众创造的衣,本应成为劳动大众利益的捍卫者,用不着我这个下岗失业者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但是,他们却不思回报劳动人民的恩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批判毛泽东,为剥削与压迫劳动大众创造新的剥削理论。

  其实马列毛主义并不复杂,一是消灭剥削、压迫,消灭剥削压迫的途径是:在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政权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公有制,创建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经济发展机制,同时,为保持无产阶级领导队伍在思想上不蜕变、工作上为人民服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思想文化继续革命。二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社会,构建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共同遵守)。三是谁破坏或剥夺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劳动人民就造反有理。我称此为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

  有人批判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解构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复辟剥削、压迫和掠夺式殖民经济,使劳动大众成为他们享乐的工具。

  小结

  批判毛泽东,使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使中国走上殖民经济的不归路。三十年来,胡福明、高尚全类批毛、反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人,高官尽做,金钱尽拿,在主流精英层形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价值机制,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批毛历史的时候了。一个不知道反思历史、纠正错误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虽然知道反思历史,但却没有反思历史能力、失去价值判断体系、价值判断能力,也就是失去分辨好坏的民族,也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如果成为前苏联第二再反思就晚了。

  智慧源于无私,自私必然弱智,所以,以自私者治国必盗国,逐利者为官定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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