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深圳，竟不知一所“真正由教授治校”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就要在此平地起高楼。最近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为此撰文，可谓举踵而望、击掌而呼。激赏之情，溢于言表。
　　　　
　　　　一时之间，土木未兴，而舆论大作。
　　　　
　　　　北京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可望而不可及，教授者差强可任。而教授治校，高校自治，足以发扬“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宗旨，此乃有大学以来，寰宇间的通例。即使“反动透顶”、“腐败黑暗”的国民政府，亦不能在象牙之塔措其手足、展其武功。
　　　　
　　　　可曾听说，任何一座院校，任何一个系所，竟网罗棋布国民党的各级支部；且一党的支部竟对校务、教学、后勤诸事负有领导之责？
　　　　
　　　　不幸的是，教授治校的传统，轰然夭逝在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真是生物进化史上的分水之岭。
　　　　
　　　　教授治校，说来轻巧，因为满清之末、民国之初，于水深火热、风雨仓皇之际，尚有成功的先例；做来却难，因为自打中共建政，即行“党委治校”：学术自由的理想，早抛到九霄云外；文教科研，无不沦陷，厕身而为“党的事业”；官员的命令、行政的规章，高高在上，奉为圭臬；斯文所系、明德所传的大学，俨然奔逐、倾轧的名利之场；党棍与群蝇乱飞，学人与士子共喑哑。更有甚者，在那些狰狞的“革命年代”，教授人身的自由、乃至其性命，无不在“党委”、“革委”的拿捏拨弄之中。
　　　　
　　　　面对外界质疑，深圳的一众达官贵人，无不指天发誓，“要立法保证大学的自主权！要耕好高校体制改革的试验之田。”话说得这么决绝，善良的人未免要信了！然而且慢：请看拟议立法通过的《深圳大学条例》，它是这么说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还是那换汤不换药的狗皮膏药。党委治校，正是一切悖乱的根源，而蔚为这神奇国度具体而微的景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因此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未来，抱持谨慎的悲观。
　　　　
　　　　　　2009-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