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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文化霸权与文明迷失之三 
作者:[孙皓晖] 来源:[网友推荐] 2005-11-24
变身奥秘:儒家讳莫如深的历史玄机
 
一个顽韧纯正的复古学派,何以被雄风尚在的西汉王朝骤然独尊?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其中奥秘,儒家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谜团的核心在于:儒家被独尊之后,鲜明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极其模糊,纯正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顽韧的复辟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古非今而攻讦现实的癖好忽然变成了唯官府马首是瞻的忠顺。一言以蔽之,自从成为唯一的官方学派,作为儒家立学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复古特质迅速地淡化消失,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态时期的儒家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质的宗教教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修正教义,也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任何学派与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后来者必然要竭尽全力地向社会昌明原教义的不足以及适时发展的必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与信徒的理解,保证本学派不因学说的修正发展而缩小影响。唯其如此,我们质疑的不是儒家的变化与发展,而是儒家对待自身变化发展的一种极为反常的治学态度。这一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对于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场的巨大变化,儒家从来不做正面解释,既不解释其变化原因,对变身前后学说内容的显然失衡也不做任何说明,听任不得不修习儒家之学的知识阶层在各种混乱中歧义百出。
 
为什么?
 
似乎没有人问过,似乎也没有人回答过。
 
着意品味,儒家被独尊之后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尴尬的。分明是显然的变化,却硬是掩耳盗铃地佯做无事,其基本表现是:儒家再也不顽强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之类的政治主张了,再也不游说天下做复辟努力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最鲜明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学问派。涉及政治主张,儒家的复辟立场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之类的哲学式敷衍;涉及历史论述,儒家所有关于复古的强硬主张,都巧妙地演变为一种柔性的崇古颂词;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复古特质的仁政学说,已经演变为一种反对苛政的现实吏治主张;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师圣人,构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为抽象的人格赞美。儒家在现实政治中原本有两大癖好:一是好是古非今,二是好攻讦法治。如今,也都在这种对远古社会的赞美性陈述中变成了完全避开当年现实政治的学术评价。虽然掩耳盗铃,然在官方的默许与保护之下历经千百年反复渲染,终于渐渐地弄假成真。魏晋南北朝之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儒家本来的政治复辟特质,儒家自己则“忘记”得更彻底,似乎儒家教义从来就是如此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有坚持原生态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古老的儒教却没有。汉武帝之后两千年,儒教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坚持弘扬孔孟复辟立场的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一个显然荒诞的事实是:儒家原始经典仍旧是天下圣经,谁也没有着意删改;所有后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复宣称自己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谁也没有宣布过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义;儒家祖师被供奉得越来越神圣,儒家的原生经典也越来越成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初始圣人与原生经典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与实践特质,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骨头没有了,正肉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锅似是而非的儒家式肉汤。
 
儒家变了么?变了。
 
儒家变了么?没有。
 
要说清楚么?难亦哉!
 
我们有理由问一句:儒家失语如此,知识阶层健忘如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秘密都会被漫漫岁月洗去尘封,儒家的变身奥秘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玄机。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大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大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一种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便使得这种新创建的统一大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缺陷。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力量,一是以刘邦为核心的布衣士人阶层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与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这便是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如何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的历史命运。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刘邦阵营的文臣武将几乎全部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吏员与布衣士人,譬如刘邦、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的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是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大文明框架的立场,与项羽的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的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文明是恨之入骨,是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复辟诸侯制。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制度,至少不是简单地彻底地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文明体制。
 
刘邦到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王朝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与抉择。
 
这种权衡与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都没商量地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事实上,这些制度也被全社会迅速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而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与官方意识形态?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王之乱,到汉武帝时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便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便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便起用了一大批法家之士等等。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摸索。同时,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地恢复元气,艰难地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西汉初期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派传承之文本,首先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谁家能对现实政治发生最大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的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到汉武帝前期,一时曾经奇峰突起的法家,随着贾谊、晁错等一大批执“申、商、韩、苏、张”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势头已经大为衰减。从学派态势上说,这时基本上又是道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儒家正在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当此之时,汉武帝为什么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学派的问题?鉴于篇幅,这里无法展开探讨汉武帝此举的种种背景与种种动机。这里要探讨的是,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主张——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初表述方式——其中究竟隐藏着何等秘密,从而导致儒家放弃复古立场而前后骤然大变?
 
我比较仔细地研读了《汉书》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问对。我的结论是:三次问对所表现的磨合轨迹显示出,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的政治主张为条件,换取“绝百家之道”的独尊地位;汉武帝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阉割了复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了文化独霸地位,使之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
 
这三次问对的大体脉络是:
 
第一回合,相互试探。汉武帝下诏,说明自己对三王之道的崇敬,“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请贤良们抒发高论,并且保证“朕将亲览”。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对策,洋洋近两千言,主要陈述了三层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变及伟大崇高;其二,攻讦法家任刑虐政,“欲尽灭先王之道”,而导致天下沦丧;其三,着力分析教化社会的重要,一力褒扬孔子之学的教化功能。请注意,董仲舒虽然大肆赞美了上古王道,却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坚持了几百年的复辟主张。也就是说,董仲舒实质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儒家未必一定要坚持回到上古社会去;只要国家能象上古三代那样教化民众,社会就不会动乱;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汉武帝回答董仲舒对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都说秦代任刑而导致天下倾覆,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还是一片混乱?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仍然是洋洋近两千言,意思却相对明确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禅让制的美好与社会习俗的敦厚安宁,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严厉指斥秦帝国绝教化之道,任用法家而导致社会大乱人心大坏;其三,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其作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两个标准,“量才以授官,录德以定位”。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赞美上古,却还是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的复辟主张;董仲舒着意强调的重点是,教化人心极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却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义,而是两个新主张:以“太学明师”为本源,以才德官吏为核心,可大行教化之道。请注意,董仲舒这次上书没有儒家独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学中与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标准上,也将“才”摆在了“德”之前。显然,还是在试探。
 
第三回合,终见真章。汉武帝再答董仲舒对策,表示了“虚心以改”的求教诚意,也明确表示:先生还是说得不甚明白,希望听到更具体更明确的意见。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书对策。这次,董仲舒洋洋洒洒近三千言,终于将最真实的狰狞之策和盘托出。首先,董仲舒万分感慨地检讨了自己的前两次上书没说清楚,“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而后,董仲舒汹涌直下,一鼓作气将自己的对策层层说来:其一,以天道为轴心详细剖析三代教化的异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大道,生发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化永恒论;其二,再度攻讦法治社会,强调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条图谋极深的主张——天子纵然行法,亦当以王道教化驾驭之,此所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其三,最终提出儒家独尊主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很恶。西汉儒家很恶。
 
很清楚,董仲舒一班西汉儒家不但要绝百家之道,而且不能使其“并进”。也就是说,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只有在这样的儒家大一统霸权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更重要的是,秦帝国之后,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治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唯其如此,西汉儒家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方略——我为统驭,你为工具。其余学派,不足道矣!

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权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便有了上述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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