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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东:官本位批判论纲 
作者:[朱向东] 来源:[] 2009-11-09

摘要:当今中国,官本位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已经形成官位(权力)拜物教。官本位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加重人民的负担,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妨碍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社会不公,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官本位的存在有其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经济原因和体制原因。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铲除官本位,代之以民本位。

    官本位是一种封建、落后的体制和观念,是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上的一颗毒瘤,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是影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革除官本位,它将最终葬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文拟简要讨论官本位的含义和表现,分析其危害与成因,探索革除官本位的途径。

一、 官本位的含义

    谈到官本位,有人说它是一种意识[1];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文化[2];也有人认为它是意识形态[3];还有从其它不同的侧面定义的。笔者认为,官本位是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官本位是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政治上,官员就是权力的化身,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员手里,官员的行为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权力至上,权大于法;在经济上,官员掌握着国家和集体的各种物质资源,享有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分配权和处置权,按权分配,用权剥削,当官是油水最大的职业;在价值观上,把当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思想文化方面,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不管这个官位是买来的、要来的、拍来的、骗来的,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光宗耀祖;官越大水平越高、真理越多,为官服务,“英雄”——帝王将相(官员)创造历史。

二、官本位的表现

    (一)政治方面的表现

    1、官民不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权力(权利)向官员倾斜、集中,各种义务(责任)向平民倾斜、集中,权力(权利)与职责(义务)不对等、不平衡、不协调、不统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上被少数官员垄断,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平民代表凤毛麟角。知情权、发言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都与官员级别高低、权力大小成正比。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法律解释权都掌握在官员手里。在立法上,对平民处罚重(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对官员处罚轻(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执法、司法中,对平民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重从快,对官员则层层保护、大事化小、宽大无边。

    2、官管一切,官至上。“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要经官同意,才能去做;民众的品质和才能要由官来鉴定;民众做出了什么发现或发明,都要经官肯定,才能推广;民间好人好事,也要经官表扬,才会被认可”[4]。商品质量、信誉、品牌等,得由官方评价,许多民商事行为(活动)得经官方许可;对现实和历史问题、事件、人物的评价,都以官方为准;谁的水平高低、谁可以当专家、谁可以享受政府津贴,科研课题让谁搞、成果如何、能否获奖,由官方说了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官管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机构重叠臃肿、官员队伍膨胀,公共权力泛滥、民众的权利自由被挤压,形成大政府、小社会。官至上必然伴生特权,官员我行我素,不受媒体和公众监督,成为特权阶层。

    3、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固步自封、庸碌无为。二是作风飘浮、工作不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三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四是随心所欲、自搞一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害国家利益,侵犯群众利益。五是心态浮躁、追名逐利,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六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七是明哲保身、患得患失,不开展批评,不让人批评,甚至压制批评。八是贪图享受、奢侈浪费,追求低级趣味。九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先考虑小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甚至中饱私囊。十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5]。

    4、官大于法,以权代法。在法治国家里,立宪、修宪是非常严肃的事,对重要问题不仅得国会多数通过,还要全民公决。不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政党领袖,所有的官员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违宪、违法就换人。在我国,大官一句话就可以修宪、改法、立新法,可以因人设事、因人设法。例如,绝大多数国家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为最高军事统帅,而我国却另设。此其一。其二,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本来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官员们仍要请示上级,上级指示优于法律。以至于搬倒一个下层官员(如“三盲院长”姚晓红),非得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其三,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官员可以决定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其四,有的党政官员对《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的态度是:“什么自治不自治,我怎么讲,它就该怎么治”[6]。其五,有的官员对举报自己的人打击报复、以权压法、出入人罪,将无罪的人投进监狱或劳教所(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迫害郭光允,原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迫害吕净一)。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70%的举报者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有的惨遭杀害[7]。其六,法律规定和领导人讲话都是“有贪必肃,”然而实际操作却大有文章——虽有举报或线索,查不查,由长官决定;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由长官说了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由长官定夺。

    5、对官负责,为官服务。虽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要求各级党政官员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但因体制弊端,他们只能对上级负责、对长官负责,小官向中官负责,中官向大官负责。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官员利益高于人民利益,长官意志高于人民意志。官员们干工作、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否符合上级或长官的意愿,而不管群众是否高兴、满意、拥护。对长官的事,下属们已经钻到长官的潜意识中,长官还没有想到的,下属们已经想到了,甚至弄好了;对老百姓的事,官员们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长官的事,“公仆”们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全心全意、两肋插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群众的事,敷衍塞责、推三阻四、能躲则躲、能拖则拖,一起并不复杂的冤假错案可以折腾当事人十年八载。对长官的衣食住行精心照料、百般呵护,唯恐有半点不周;对黎民百姓的死活却冷若冰霜。为了保官升官,官员们不仅用人民血汗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而且用公款在各种媒体上大搞“政绩”广告宣传,用公款向上级行贿,每到年节都形成“公贿”奇观。官员需要文凭,国家给办班或送到国外培训,学费公家报销。有的官员想要硕士、博士证书,高校网开一面,提供一切便利。有的官员喜欢明星,就用公款追星、捧星[8]。

    6、夫贵妻荣,福荫子孙。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当农场场长时,将其妻子符荣英从普通护士提拔为专职妇女委员;戚任乐东县委书记,符被提升为该县国土局副局长;戚任东方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符当上中国银行东方市支行行长[9]。“亲家局、夫妻科,外甥打水舅舅喝,侄子开车叔叔坐”——这是百姓对官场近亲繁殖的一种描述。实际上,在中央出台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之前,夫妻部(国防科工委)、亲家厅、兄妹局都不新鲜,有些国有企事业单位成了家天下。一些党政官员(包括老革命)一心向往的是“五子登科”(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有的甚至公开伸手向组织要。哪些老革命的后代可以当部长、将军,哪些大官的子女可以当司局长、国企老总,虽无明文规定,却似有潜规则。上行下效,中下级官员也争相把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设法弄进官场,或将子女进官场、提职提级作为自己提前离岗或退休的交换条件。党政官员的子女在自己的地盘内,可以上最好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可以选择最好的单位就业,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10]。

    7、封官是最高奖赏。在中国,不论做出什么成就,不论获得什么荣誉称号、物质奖励,都不如被授予官职荣耀,因为这才是最大的褒奖、真正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国家人事部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破格规定:“海归”人员可以担任司局级领导干部[11]。有的地方明文规定,来本地投资若干万元的、每年纳税若干万元以上的,可以获得副县长、副乡镇长、副局长的官位,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主获得了县法院副院长、县政府副局长、副乡镇长的身份[12]。

    8、官威八面,影响久远。在美国,近1/3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总统是谁,但对当地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却如数家珍。我国一位记者问10名初中生:屈原是谁?只有一位学生回答是解放前的人。记者问: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10名学生都答对了[1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遗迹中,从皇帝到大将军绝大多数是大官的,反映科学家、艺术家的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前,各地只有刘胡兰、董存瑞等少数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近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领导人(含元帅、大将、上将)的雕像、纪念碑、纪念馆、故居等,尤其在贫困的革命老区,富丽堂皇的纪念设施与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有些党政官员把与大官的合影放大成巨幅照片挂在办公室和家里,作为抬高个人身份的“政治资源”,有位官员指着照片上的大官说:“凭老子的关系,有什么事摆不平?”[14]。这一招还真灵!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所以对其秘书李真让三分,使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书记”,就是因为李真有一张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既然官威无限,有人就打着大官的旗号骗钱、骗财、骗享受[15]。

    (二)经济方面的表现

    1、生活待遇标准依官位高低、权力大小而定。官员的衣、食、住、行、医、葬等等都有标准,确定标准的依据就是官位高低。例如,服装费、招待费、就餐费、差旅费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员分配多大面积的住房,哪一级官员可以住几星级宾馆,哪一级官员配备什么规格、品牌的轿车(甚至车牌号码),哪级官员可以乘飞机、坐软卧、坐头等舱,都有规定;哪一级官员可以配厨师、警卫、秘书,哪一级官员出行可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都有讲究,因为那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

    2、官员的灰色收入。从工资单上看,党政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大型国企老总、“三资企业”高管,但党政官员的工资含金量高。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省有这样一句形容官员的民谣:“饭基本不在家吃,日用品基本不用买,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中,几乎每人都有一笔查不到贪污、受贿证据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被称为灰色收入。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100多万元,每年送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几万元,岳父病故就收入几十万元。”因此,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才敢跟审判人员叫板:“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16]。

    3、优先保障官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待遇。工人下岗只能拿几百元的低保生活费,官员提前离岗或退休工资福利一分钱不少,有的地方还给连增几级工资。有的地方规定,官员想“下海”的可以带薪,实在不行的还可以再“上岸”。有的地方贫困群众生活都没有保障,可是,官员照样买高级轿车[17]。有的农村受灾歉收,农民生活困难,但照样得保证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等各项收入。有的国企亏损、停产,厂长、经理们照样公款吃喝玩乐。许多县乡基层干部看病住院没处报销,可是主要领导干部却能实报实销。

    4、利用公共财产管理权谋私。不论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还是其他公共财产,都掌握在少数党政官员手里。一个工程项目,不论造价多少,官员想让谁做就给谁。国有资产及其股份的出售、转让,不良资产的核销,国有企业的拍卖、破产等等,均由官员说了算。因此,党政官员靠一句话、一张纸条、一个电话、一个批示、一个公章就可以上万、上十万、上百万地捞钱。

    5、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权获利。土地、矿产、水面等各种自然资源都控制在官员手里[18]。集体的土地,村官、乡官愿意让谁承包就给谁。煤矿、铁矿,党政官员愿意让谁开采就给谁;给谁开采谁就发财,不给我好处谁给你,好处给少了谁给你?或者一手拿钱、一手拿证,或者“权力入股”,党政官员给违法、违规、违章的黑心矿主提供保护伞。

    6、将部门管理权变为谋私手段。有些官员将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变成为本部门或少数人的谋私手段[19]。如滥用审批权、处罚权。有的部门下达罚款指标,有的部门把会议、培训当“唐僧肉”,有的甚至在立法中争部门利益。一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把收费当管理,把罚款当执法。没有好处不办事,得了好处乱办事。

    总之,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现实生活中却处处体现按权分配。一是掌权者制定利己的分配规则,二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劳动成果,三是权力进入市场[20]。此其一。其二,除现金交易外,有些官员把权力当资本“长线投资”,搞“权力期权”:你商家不是要盖公章、拿批文么,好,我这厢为你开绿灯,但你的公司得给我留一个副总位子,以便我弃官从商时来坐。一位私企老板请求政府官员帮忙贷款50万,官员却慷慨答应100万,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将来到这家私企任职[21]。其三,更有甚者,权力剥削。一部分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无偿地占有或挥霍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少劳多获、不劳而获,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22]。

    (三)思想观念和文化方面的表现

    1、一切行政化、官僚化。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卫向官靠,全社会都向官靠。国有企业有省部级、司局级、县团级,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都有行政级别,有些学会也成了官僚机构,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

    2、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例如称呼,在国外,无论总统、总理还是乞丐,都可以称“先生”、“女士”,都是尊称。但在中国就完全不同,民对官必须称官职,表示尊重;官对民就直呼其名,表示轻蔑。东部某市在全年2000多件行政诉讼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长官出庭[23]。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作了刑事被告后认为,北京市中级法院无权审判自己,最高人民法院才有资格审理此案。有的贪官在被告席上仍然放不下官架子,“我同意,”“研究研究”等官话脱口而出。贪官们入狱后觉得对自己“身心”打击最大的有两点:一是每次进出监舍都要向狱警喊报告,二是与盗窃犯、诈骗犯(草民、刁民)同关一室[24]。重庆市有位副厅级官员在给自己修的活人墓墓碑上刻着“官爵至五品”[25]。有的官员为庆祝自己升官、为抖威风,竟然模仿国家元首,劳民伤财搞“大阅兵”[26]。            

    3、入仕升官成了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中小学生争当班干部[27],大学生争着入党(为日后当官做铺垫),大学毕业生在自荐信中假冒学生干部,众人拥挤独木桥——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热[28],各地竞聘科、处、厅级领导干部时的火爆场面,西北某高校3位博导竞聘一个副处长岗位[29],《成长》杂志和网站在对2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理想调查中69%希望当官“有权”[30],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城市居民择业调查显示:做官为首选[31],跑官、要官、买官、骗官,……这一切都证明:入仕、升官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4、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两院院士学术水平再高、贡献再大,你是平头百姓,你只有做奉献的份儿,没有任何特权;乡长、镇长级别虽低,那是官员,实惠多多、地位显贵、不可一世。农村老人凑在一起,提起谁家的儿子当了官,都挑大拇指,夸其有出息。同学、战友、老乡聚在一起,中心话题离不开“谁升官了,谁发财了”。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喜欢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聚会;没有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尽量回避这种场合。有人把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一大标志而大肆宣传,有的机构还搞出了出大官最多的高校排行榜[32]。

    5、著书立说、编史修志以官为核心。什么级别的官员有资格出版政治理论著作,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文章或专著作者的官位越高越容易发表,其权威越大,发行量就越大。不少报刊还专设“领导论坛”,有“省部领导论坛”、“市县领导论坛”、“基层干部论坛”。不论是编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党史、军史、地方志,都以官员为核心。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确定军事家词条时,是以上将为界限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家是以官位高低为标准来确定的。

    6、媒体宣传报道以官为中心。我国的新闻报道,不是以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为中心,而是以官员活动为中心的。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官员肯定是当地的新闻明星——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河南有位县委书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都要求县电视台中断所有节目,现场直播他的活动,老百姓抱怨说:“打开电视不用看,里边全是杜二蛋”[33]。本来用人民血汗支撑的大众传媒却成了为少数官员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

    7、水平高低、真理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在中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官越大水平越高、真理越多,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必须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不得有丝毫怠慢,否则就是对领导的不敬,就会遭殃。前些年,当评委的还是真正的专家学者;近年来有高级职称的人多了,当评委也得有官衔,什么局长、司长、处长、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没有官衔的人水平再高也沾不上边。同样水平的书法作品,出自平民百姓就不值钱,如果出自党政官员就立刻身价百倍。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墨宝”一个字少则一万,多则八万,仅此一项两年半内就收入200万元[34]。

    官本位的极致——官位(权力)拜物教。多数年轻人把进党政机关当官作为最理想的目标,人们把入仕、升官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有的父母不惜花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在党政机关给子女谋个职位,有位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的梦想而自杀,官场上为了保官升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雇凶杀人[35]——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官位(权力)拜物教。官位(权力)能给人带来名利、地位、待遇、享受、无边的好处,光宗耀祖,但官位的获得与升迁却具有极大的或然性,因此给人们造成神秘感,那些想入仕升官的人不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一边绞尽脑汁溜须拍马、取悦于长官,一边求仙拜佛、抽签算卦,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官位永固,祈求神灵助自己一臂之力飞黄腾达。

三、官本位的危害

    (一)官本位思想文化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民主法治、平等正义、公平竞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思想观念,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贵族意识,官至上、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英雄创造历史的官本位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糟粕,不但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官本位思想文化毒害人们的灵魂,把祖国的未来——青少年引向歧途。

    (二)官本位导致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

    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全国平均每年“官车”消耗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元[36],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官员消耗,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向教育、科技和公益事业,同时,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官本位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首先,由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消耗了大部分财政资金,致使我国的教育、科技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其次,由于收入分配、生活待遇、物质享受、名利地位均向官员倾斜,使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都往官场拥挤,而无心搞科研、搞发明创造,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大师的人才夭折[37]。再次,官本位把党政官员当作最重要的人才,科技、管理等其他方面的人才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体制不利于优秀人才施展才华,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流向“三资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

    (四)官本位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官本位必然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企业要上项目或到境外投资,得盖100多个公章,一年多时间办不完手续[38]。其次,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官本位导致以官领商,官商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又乱插手。再次,官本位不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而优则仕。商人宁肯把钱投向仕途卖官做,也不肯扩大生产规模。大多数商人抱着见好就收的心态,一旦有机会就跳出商界而转向政界[39]。此外,贪官污吏肆意挥霍不义之财,也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第四,官本位造成决策浪费。官本位体制下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决策屡见不鲜,决策造成的浪费石破惊天。第五,官本位造成公共资产大量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资产大量流失,从国家、集体流向掌权者和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学者分析,在八十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九十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40]。

    (五)官本位败坏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

    官员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官员队伍是社会主流,官员的行为对平民百姓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十几二十年来,我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根源在于党政官员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一是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浪费。不管还有多少贫困群众,尊贵的“公仆”们也要吃山珍海味、喝最好的酒、穿世界名牌、坐高级轿车、住豪华官邸。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既出尽风头又大把捞钱[41]。二是带头赌博。业余时间赌,上班时间赌,甚至在党校学习期间也赌;在家赌,去澳门赌,去美国赌;用公款赌,用外汇赌,甚至用老百姓的养老基金、住房基金去赌[42]。三是带头搞封建迷信。有的机关、国企看风水、设神坛[43]。省部级、厅局级官员也在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打卦,算自己的官运如何[44]。不少地方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点,都是按官员的旨意搞的。四是色迷心窍。包二奶(二公)、养小蜜,成为官场时尚[45]。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3市查处的102宗腐败案件,100%的官员有包二奶(二公)行为[46]。如果哪个官员没有情人,他就没有魅力,属于另类。有的甚至妻妾成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官员坦然接受性贿赂,频繁涉足色情场所,影响极坏[47]。五是不讲信用。有的官员长期借用公款不还[48];有的官员吃饭不给钱,吃垮私人饭店[49];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从农民手里征地不给钱或少给钱,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或部门盖办公楼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县、乡镇政府指令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承诺政府负责销路,结果不兑现,给农民造成惨重损失。六是嫌贫爱富,见困不助、见义不为、见死不救[50]。有的官员交通肇事后逃逸,找人顶罪[51]。有的官员仗势欺人,开枪打人,横行霸道[52]。有的官员一边傍大款,给富人当走狗,另一边像躲瘟疫似地躲避贫困群众、上访群众。

    (六)官本位造成社会不公、社会不稳定

    首先,官本位体制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知情权、发言权、结社权,没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和机会,使他们与政治活动无缘。其次,按权分配、权钱交易,使整个社会迅速两极分化。2000年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4%左右。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50%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53]。2002年20%的存款大户占有人民币存款的64﹒8%和外币存款的89﹒1%,然而富人的纳税却不到10%。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能高达0﹒59[54]。富人是有权有势者和与掌权者权钱交易的暴富者,穷人都是黎民百姓。一个国家一定时间内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的暴富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赤贫。当今中国,在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却有千百万少年儿童因家庭困难失学、辍学,多数农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再次,入学、就业、担任公职等各方面的官民不平等,必然产生官民矛盾和对立情绪,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七)官本位是贪污腐败的温床,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

    在未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前提下,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市场经济,于是官本位自然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达到疯狂程度。有学者估计,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仅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在13﹒2%——16﹒8%之间[55]。此外,有约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人民血汗500多亿美元[56]。5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于扶贫,它可以使全国的一亿多贫困人口全部解决温饱;它等于清王朝给列强赔款总和的6倍[57]。古人云:“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由于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催生了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即劣胜优汰:一些被老百姓痛恨的官员一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一边被提拔重用——越腐败越优秀;而一些受群众拥护的、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心系群众、不跟贪官同流合污的人却在官场上站不住脚,被淘汰出局[58]。长此以往,本应精英荟萃的官场就会变成乌合之众麇集的龌龊之地。政治腐败催生黑社会组织,腐败官员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有的黑社会组织钱、枪、权都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无恶不作[59]。由于腐败,整个社会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政府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由于腐败,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使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前苏联也是官本位:官就是利、官就是特权、官就是价值、官就是正确.[60]。前苏联社科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61]。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垮台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感到惋惜,反而兴高采烈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四、官本位的成因

    (一)历史根源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开始形成的、后来不断完善的都是官本位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政体。秦始皇灭六国后,刻石自颂“六和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秦始皇废分封而集权于中央,罢领主食邑而设郡县,派官吏行政,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均配。皇帝是最大的官和最大的地主。官为邦本,民为官役。小农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基础。儒家道统是官本位的理论根据。官本位曾经是领先于世的灿烂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它过于完备竟然垂而不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几千年沉积的官本位文化和思想观念却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遇适宜的温度、土壤和环境,它就会死灰复燃。

    (二)思想根源

    官本位的思想理论根源是儒家道统(孔孟之道)。儒家道统的本体论是天命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人对天是不能违反的,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知命”。而君主帝王就是天的代表,是“奉天承运”来统治黎民百姓的。儒家道统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认为,君臣父子的名分(即等级特权)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黎民百姓是先天愚蠢的,所以要实行愚民政策。儒家道统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君主帝王是“天降之才,”是上天赋予的,并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孔子的政治观是“克己复礼”。他所要复的“礼”就是《周礼》(亦称《周官》),是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基本内容是官的级别、职能、待遇即贵族官僚特权。儒家道统的人性观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

    人性观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根据。在我国,自孟子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主导地位。按儒家观念“人人皆可为尧舜”,统治者更是品德高尚,因此在政体设计上就靠人治,不靠法治;依靠官员的“德行”,不要权力制衡;靠“自律”,不要“他律”,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政体。在西方,从基督教教义到古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始终是性恶论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充满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62]。霍布斯认为,人性中有许多无休止的欲望,如权势欲、财富欲、安逸欲、肉欲、喜好赞誉欲、虚荣心、利己心等[63]。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权力有巨大的腐蚀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64]。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65]。所以,孟德斯鸠在政体设计上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66]。基于性恶论产生的分权制衡理论,创造出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政体。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67]。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主体。本应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的集体资产实际上是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少数人支配的,本应由民意机关——人大管理(或委托政府代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少数党政官员支配的,人大和公民的监督权又缺乏保障,由此出现了“产权虚置”问题——少数党政官员控制着公共财产,他们只享受公共财产带来的好处,却无人对其损失、流失、浪费、破产负责。如果人民群众对管理者不能有效制约,那么,公有制就会变为官僚所有制。

    当官成为发财、暴富的捷径。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种田、经商都强,“其利千万倍”。今天的官员们更是深谙此道,使他们的老祖宗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原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局长周贻胜给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送去3000美元,不久周就当上北海市公安局长;原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给成克杰送去2万元,刘很快就荣升为省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坦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68]。20年前,私营企业主们看不起政府官员,现在他们却宁可出十几万、几十万为子女在政府谋个职位。为什么?他们说,干了20年才发现,在政府里挣钱比搞企业容易、轻松得多[69]。

    (四)体制原因

    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是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在野党。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血雨腥风、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以及军事斗争的特点,都要求我党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又需要集中人、财、物力,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然后又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使我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终于造就成今天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管理体制。客观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民本位,反对官本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70]。他多次带头减薪,他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他要求将军下连当兵,他号召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他临终前确立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是最精干的。令人惋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本位却日益强化。

    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党和政府垄断一切公共权力资源。党和政府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其他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在改革开放前,甚至连外出、结婚、离婚、生育等这些纯粹属于个人的私事,也得经过官员批准。二是公共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书记就是党委、就是党组织、就是党——党的领导变成了书记的领导。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政府——行政首长的意志变成了政府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其他人是不得违背的。换句话说,公共权力主要是通过党政一把手来行使的。一把手说了算必然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三是缺乏权力制衡机制。我国虽有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划分,但缺乏相互制衡,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作恶。四是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71]。这种体制造成上下级官员之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由此导致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引发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贿赂风行。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鬻爵,涉案265名官员,所属的县处级官员几乎都给他送过钱。马德说:“谁给我送钱我记不清了,但谁没有送钱我全记着!”[72]。五是用人根据长官意志。长官“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规则;长官好恶、长官意志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标准。于是下属、下级官员绞尽脑汁揣摩长官的好恶,不择手段,投其所好。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曾两次在人大会上落选,但却以党委任命的形式被提拔重用[73]。六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74]。在官本位体制下,只能是官监督民、上级监督下级,民无权监督官、下级无权监督上级。由此出现监督盲区(空白)——越是需要监督的人却无人监督。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使这种监督往往形同虚设。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笔者认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无产阶级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规律。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谁就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能打破任何艰难险阻,没有军队可以创建军队,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谁脱离群众、搞特权、做官当老爷甚至欺压群众,谁只代表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谁就一事无成,必然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也会毁于一旦——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惨痛的教训。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因权力的过多干预,等价交换原则在我国经济领域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可怕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却过早地进入政治领域和党内生活。正是由于入仕、升官成为发家致富、名利双收的最佳途径,才会吸引那末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正是由于当官可以日进斗金,才会有人用230万元贿选级别最低的村官[75];正是由于当官捞钱太容易、腐败的风险太小,才会出现杀鸡给猴猴不看的前腐后继奇观——海关关长现象、银行行长现象、交通厅(局)长现象、秘书长现象以及一把手窝案串案。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一旦变成谋私的手段,那么,政党、政权的性质就在蜕变,就有异化为人民对立面的危险。

五、 结论

    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官本位的弊端吞噬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它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是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党必须及早认识官本位的危害性,痛下决心,彻底革除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私才能无畏。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私利。能否及早、彻底革除官本位,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民本位是与官本位相对立的理念和体制,是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的体现。民本位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利益至上。公民、劳动者首先要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即有产者,这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所有公民(包括大小官员)政治上一律平等。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决定民意代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命运,而不是相反。选民能够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只是民意的执行者,而不是人民的主宰,重大决策得由人民群众自己做出。

    革除官本位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改善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严格定位在“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层面上,避免党委对人大和政府工作的越俎代庖。全面修宪,实行宪政,规范政党权力,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科学划分,并互相制衡,使人大真正成为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常设机关;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依法行政;使法院成为社会正义的主持者、维护者,司法独立。制定《权利保障法》,保证公民(主要是平民百姓)的宪法权利落到实处。完善、细化选举制度,使选举真正体现民意。制定《行政程序法》、《政务公开法》、《财产申报法》、《监督法》,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之下,使对党政官员的监督具有可操作性。制定《新闻法》,使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置于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监督之下。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破除党政官员的法外特权,破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打破官民界限,开阔用人眼界。

注释:

[1]张晓琳《官本位意识解析》载《人民日报》2002年1月17日第9版。

[2]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序第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戴清亮《破除“官本位”》载《学术界》2005年第2期。

[4]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241—24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5]胡锦涛《2004年1月12日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6]《城市居委会调查》载新华社《内参选编》1990年第16期。

[7]冰宾《为举报人撑开保护伞》载《工人日报》1996年12月25日第5版。

[8]杨得志《四川万源市财政赤字逾亿元仍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载“新浪网”2004年9月1日。

[9]陆胜平《贪官夫人怎样交出1300万?》载《法制与新闻》1999年第5期。

[10]李斌、张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背景越好起薪越高》载“雅虎新闻”2005年8月1日转自《中国青年》。

[11]《海外学子归国可当司局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2日。

[12]和平《莫把官职当奖品》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6日第6版;《投1000万可享副县级待遇 “官饵”引资引来何资》载“新华网”2005年7月18日。

[13]熊飞骏《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载“我网”2003年12月15日。

[14]徐林林《与领导合影照片竟有如此“价值”》载“人民网”2005年3月24日。

[15]郭晓辉、武立峰《假冒“中央特派员”封官许愿骗钱财》载《法制日报》2002年8月16日第5版。

[16]郭庆晨《论贪官叫板》载《法制日报》2000年10月23日第5版。

[17]《云南呈贡县违规购买豪华车群众敢怒不敢言》载“新华网”2004年6月21日。

[18]《广东5名村干挪用4千万征地款 2千村民生活无着落》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7日。

[19]《河北8县交警滥发证照11万个非法所得建豪华别墅》载《新京报》2005年7月8日。

[20]宋圭武《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开放时代”网2004年3月29日。

[21]朽木《警惕以权谋私官场腐败新变种》载“新华网”2004年1月14日。

[22]明民《腐败的本质:权力剥削》载“反腐败明鉴网”2004年6月29日。

[23]《民告官被告总缺席平等何在?》载“中华”网新闻2002年4月16日。

[24]蹇庐氏《渗入骨髓的“官本位”》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2日第2版。

[25]《修建“活人墓”刻写“官爵至五品”》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1日C3版。

[26]《为庆升官大“阅兵”原亳州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载“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3日;郭久辉《河南新密斥资50万元大阅兵只为领导高兴》载“新华网郑州”2005年1月18日。       

[27]郭振亚《八岁小儿要送礼》载《法制日报》1998年11月4日第6版;《十个小学生七个是“官员”“人人皆官”成时尚》载“新华网﹒重庆频道”2004年12月8日。

[28]史文通、王丽平《人才“挤挤”为那般——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热透视》载《河北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5版。

[29]苗伟《西安理工大学三博导竞聘副处长》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2日。

[30]曹丽娟、韩志军《孩子为什么想当官?》载《河北日报》2004年7月8日第9版。

[31]《做官即不许发财》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1日。

[32]《培养高层干部最多的10所高校》载《华商时报》2000年10月28日。

[33]《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受贿案开庭零口供审杜保乾》载“中华新闻网”2002年9月25日。

[34]黄茂军《胡副省长栽在谁手里》载《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月12日。

[35]《三陪女行骗当上副局长劣行败露雇凶杀人》载《贵州都市报》2000年8月26日。

[36]马浩亮《专家呼吁立法严控官员膨胀》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

[37]《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3期。

[38]《耗时一年半 盖章112枚》载《中国财经报》2000年11月8日。

[39]莒子《官本位下的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吗?》载《联合早报》2000年7月28日。

[40]陈剑《流失的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透视》开篇的话第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41]袁全《副局长之子升学大摆宴席连摆数天礼单长达五页》载《新文化报》2005年8月13日。

[42]刘非小、周青梅《湖南郴州巨贪李树彪挪用上亿元公积金被判死刑》载“新华网”2005年8月24日。

[43]《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立“神碑”搞迷信检察长被撤职》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29日。

[44]罗义《官员与迷信“结缘”浅析》载“红网”2004年12月3日。

[45]《五百万公款包养十三名“二奶”》载《三峡晚报》2000年11月15日。

[46]《如何捉奸如何定罪费思量》载《唐山晚报》2001年1月27日第5版。

[47]《两万元找处女四川宣汉医保局惊现“开处局长”》载“四川在线”2004年7月8日。

[48]《海南省何以近三千名公职人员欠债不还成“赖皮”》载“雅虎新闻”2004年12月28日。

[49]《方庄镇政府“脸皮厚”“胃口大”300餐不付1分钱吃垮一饭店》载《大河报》2000年8月15日。

[50]《女学生为避让领导车队落水身亡》载“搜狐”教育资讯2001年11月27日转自《中国青年报》。

[51]梦之馨《找人顶罪“太不像话”》载“新华网”2005年5月14日。

[52]《警察为何乱开枪》载《都市文化报》2000年7月27日。

[53]《高收入者经济活动要申报》载《中国剪报》2003年3月14日第1版。

[54]曾昭宁、姚轩鸽《从胡润的百富榜看我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化问题》载“燕南”网2004年12月30日。

[55]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第6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6]《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载“新浪”网2004年8月16日转自《法制晚报》。

[57]《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载“雅虎财经”2005年8月8日。

[58]周光林《审计局长的遭遇是谁之痛?》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6日第8版。

[59]《江西上绕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折现官场潜规则》载《时代潮》2004年第23期。

.[60]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61]陈方明《官僚体制摧毁了经济——从前苏联的崩溃看“官本位”的危害》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2期。

[62][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63][英]霍布斯《利维坦》第73—7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5][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6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67][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8]丁爱萍《话说“官市”投资》载《法制日报》2002年2月10日。

[69]沈峰《对“上岸做官”热的反思》载《法制日报》2002年5月12日第2版。

[70]转引自《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载《人民日报》1967年7月4日。

[71][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2]《官场潜规则侵蚀执政能力》载“百灵网”2004年12月15日转自《瞭望周刊》。

[73]郭惠芳、玄洪云《从“政绩市长”到巨蠹》载《中国监察》2001年第24期。

[74]史宝银《河南一名纪检干部向千万巨贪索贿13万被判处11年》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8月19日。

[75]刘建华《230万巨款“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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