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断裂，残砖败瓦，徒有亡魂
两千年来，归于儒学名下的典籍书目，可谓卷帙浩繁，其间种种学理、理念，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若剥繁为简，穷根究底，作为《四书五经》首篇的《大学》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可视为儒学的根基所在。其中心实质，又集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别名：修身治人）。这是整个儒学大厦的第一块奠基石，儒学学府的第一道入学拱门，也是儒学教导的终极目标和归宿，还是儒学严格讲求的循序渐进之内在逻辑的浓缩概括。抓住了这九个字，就像揪住了阿Q头顶的小辫子，轻手一拨，整个儒学头颅、身躯，就跟着滴溜溜乱转。
如今，这块基石怎么样了？
单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或许太简略、抽象了些，难以推开理解的天窗，那我们就不惮烦缛，抄一段《大学》原文如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请注意这些词语之间的逻辑链条，在儒学典籍中，经常性地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儒学的理念大厦，即建立在这么一种逻辑链条之上。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针对这套说法，举唐太宗的例子，说，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
其实，何须举唐太宗为例，只要问一声我们可爱的朱文公，试观古今天下，哪一位仁人君子，包括文公您本人，一步一趋，一步不乱，所谓絜矩之道，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博学的朱文公恐怕只剩有满头抹汗的份！——上哪找这么一个角啊？
别说找不到正面的，单说中国历史上众多青史留名的赫赫帝王，赢政，刘邦，杨广，李隆基，朱元璋，哪一个不是流氓加伟人的杂种？赢政囚母，逼杀仲父（有人说是亲生父亲），刘邦往儒冠中尿尿，杨广奸妹，李隆基纳媳成就千古佳话，朱元璋屠戮天下良臣忠将，直言：金杯同汝醉，白刃不相饶！在这些人物身上，何尝能见到一星半点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见到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他们比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治国的成就、遗留，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小人比君子更易于成就事功，是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铁律。
所以，这样一块基石，打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一迈入残酷的现实，即被证明、显形其虚幻，不堪一击的本质。
客观地讲，孔子及其门徒，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剧变、转型之际，根据以往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出于理想精神，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期以通过约束自己，再以约束他人，来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其动机蕴含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在日后的历史岁月中，也不能说它没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规范、导引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变异，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说，在强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力量面前，日益显露出支绌与虚妄。这跟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了哥白尼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质量说，到了伽利略时代，本也有近似之处，如果自然更迭出新，“修身治人”说，倒不失其历史意义。然而斗筲之儒死抱住先圣的骸骨不松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以至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垮坍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荀子的话说，“舍粹折无适也”——除了破碎、折断，没有别的出路（《荀子·儒效篇》）
假如说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儒学的根基，那么，泛道德化，所谓以德治国，以道德为横跨、网络个体存在与国家事务之纽带，就是儒学的核心灵魂。这个灵魂在两千年历史中，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礼。
关于礼的起源，王国维有过极精彩的考据。不过后人更关心的，似乎是孔子学说中，究竟是礼为先，还是仁第一。解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要回答它，不妨走入《礼记·礼运篇》，听听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政不正则君位危，……舍礼何以治之？……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
一上来就摆到天地生死存亡的境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孔子的学说中，礼，就是一件连帽带袜的套头长衫，如果不是为了饮食呼吸和看看脚底的路，估计跟裹尸布，也就没什么区别。至于仁也好，刑、杀（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见《礼记 檀弓下》）、义、智、信、勇、恭、敬也罢，统统都是这件套头衫里的东东。这不是说上述诸什就不重要了，但再重要，也得先是出发于礼，围绕着礼，承托着礼，归宿于礼。礼，就是一统它们的上帝，既是父亲，也是家园。
而这礼，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得这么单纯而超脱，礼仪之邦，文明礼貌，以礼待人；礼，诞生于历史，植根于历史，也服务于历史。这历史有个特点和前提，按等级分布、排列，不可有些毫的僭越和淆乱。所谓天地君亲师；所谓公侯伯子男；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元（详见《礼记·王制篇》）；否则，孔子就要悲愤地哇哇大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论语·八佾》）
但是历史，由豪强，英雄，群众共同推动的历史，终究没有理睬孔子的愤怒和跺脚，来到了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原来等级制，并非是我们非此不可的选项。孔子如果还活着，他的心大概要彻底地碎了。反正，儒学的心，依附于等级礼制的理想国之核心，在二十世纪时代来临之际，碎了。
至于说到儒学的脊梁骨，假设它曾经真的有过吧，怒我直言，它的命运，似乎比孔乙己的腿的遭遇，更为凄惨。从王莽代汉，到王国维投水自尽，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我们就多少次听到过儒学脊骨的碎裂声。明清以前的例子，暂且不表，单说明季清初，一说起儒字，说羞骂丑之声，不绝于耳！——均出自儒家家门人士，非反对派的诋毁、诬陷——那时，除了儒家自己，也没什么反对派了。写过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儒家哲学》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诱奸”这么个让人好不羞惭，近乎猥亵的词语，来名状当时儒者与我大清之关系。如果想对儒学的脊梁骨了解得透彻一些，我们不妨举两个事例。
一是鲁迅《且介亭杂文·儒术》，引《元史·张德辉传》，“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笔者引这个例子，也许有人会觉得心欠厚道，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例，怎么看，怎么有一种周星驰电影的谐趣。
二是大清名臣李光地，他的一段述语：“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转引自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
抱歉！引文长了点；然不如此，实不足以显示出脊梁骨的形状。
——多么匀称的两个五百年。
不知从何时起，大概是作为国学复兴的先兆与前驱吧，率先复兴了一种新奇的论调，说儒学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摧残的。现今的中国，大概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喜剧时代，这不，“五四运动”摧残论，给已实在热闹得不行的中国剧场，又递上来一声爆笑，和一通欢快有趣的鼓点声。某些中国文人的无耻与无聊，就像女人每月一趟的月事，隔段时间就会不请自来，登门拜访。
从历史自身发展规律角度看，满清一朝对于中国历史，完全是一截多余的阑尾，只带来徒然的痛苦。明末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后，中国儒学的最后一缕精魂，犹如“日忽忽其将暮”的凄美霞光，最终沉入历史黑暗的海平面。此后的儒学，基本只剩一堆徒具空壳的肉体。这一点，梁启超、刘师培的书中，不乏伤感的叹息。到鸦片战争硝烟四起，满清民国血腥嬗替，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一班打扫战场的战士，相继告别；王国维的自沉湖底，也就算是为一个太过漫长的精神幻相，画上了终结的句号。除了残砖败瓦，欺世盗名，儒学，已是屈原笔底的离散亡魂，徒唤难回。
|
